全球公共債務已處於很高水平。到今年年底，全球公共債務的規模預計將超過100萬億美元（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93%）；到2030年，其將接近GDP的100%。這比2019年（即新冠疫情之前）的比率高出了10個百分點。

雖然各國情況不同——預計三分之二國家的公共債務將趨於穩定或下降，但2024年10月《財政監測報告》顯示，未來的債務甚至可能會高於預測水平；為了以較大可能性穩定或減少債務，我們需要開展規模比目前預測的大得多的財政調整。報告認為，各國現在就應針對債務風險實施精心設計財政政策，保護經濟增長並保障脆弱家庭，同時利用貨幣政策的寬鬆週期。

遜於預期

許多國家的財政前景可能都遜於預期，其原因有三：巨大的支出壓力、債務預測的樂觀偏見，以及大量的未識別債務。

IMF此前的研究顯示，整個政治界對財政問題的討論已愈發傾向於增加支出。各國需要增加支出來應對諸多問題，包括老齡化和醫療保障、綠色轉型和適應氣候變化，以及地緣政治日益緊張導致的國防和能源安全問題。

另一方面，過去的經驗表明，債務預測往往會大大低估實際結果。從提前五年的債務率預測來看，其實際值比預測值平均高出了10個百分點。

本期《財政監測報告》提出了一個新的“在險債務”框架，將宏觀金融和政治的現狀與未來所有可能的債務結果聯絡了起來。這種方法超越了通常對債務預測點估計值的關注，可幫助政策制定者定量分析債務前景的風險並確定其來源。

該框架表明，在嚴重的不利情景下，全球公共債務率可能在三年後達到115%，較當前的預測值高出了近20個百分點。這可能是由於多種原因造成的，包括經濟增長疲軟、金融環境收緊、財政滑坡以及經濟和政策的不確定性上升。重要的是，各國在影響其融資成本的全球性因素面前正變得更加脆弱，這些因素包括系統重要性國家（如美國）政策不確定性增大帶來的溢位效應。

大規模的未識別債務是實際公共債務遠高於預測值的另一個原因。一項對30多個國家的分析發現，40%的未識別債務來自於政府的或有負債和財政風險，其中大部分都與國有企業的虧損有關。回顧歷史，未識別債務的規模一直很大，平均為GDP的1%到1.5%，且其在金融壓力時期會急劇上升。

更大規模的財政整頓

如果公共債務比看起來要高，那麼當前在財政上的努力很可能是不夠的。

財政調整在遏制債務風險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隨著通脹放緩和央行降低政策利率，各經濟體已能更好吸收財政緊縮對經濟的影響。推遲行動代價高昂且存在風險，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所需要的糾正也會變得更大；經驗表明，高債務和缺乏可信的財政計劃會引發不利的市場反應，從而減少應對動盪的迴旋餘地。

我們的分析考慮了圍繞債務前景的特定國家風險，表明目前的財政調整（截至2029年的六年中，其規模平均為GDP的1%）即使全面實施，也無法以較大可能性顯著減少債務或使其穩定下來。平均而言，一個經濟體需要在該時期實施累計約為GDP 3.8%的緊縮，才能確保以較大可能性實現債務的穩定。在債務預計不會穩定下來的國家（如中國和美國），當局需要作出的努力則要大得多。但這兩個最大經濟體的政策選擇要比其他國家多得多。

關注民眾

如此大規模的財政調整如果校準不當，將因總需求下降而造成巨大的產出損失，並可能傷害弱勢群體，導致不平等加劇。因此，當局需要透過謹慎設計來減少調整的成本，它們還要爭取公眾對必要財政調整的支援。

財政措施的選擇很重要，因為各種措施的影響不同，且需要進行權衡取捨。例如，削減公共投資的產出損失最大，且會影響長期增長前景；減少社會轉移支付則會損害脆弱家庭並加劇不平等。

當局需要將以民眾為重和以增長為重的財政措施妥善結合起來，且具體的做法因國而異。發達經濟體應推進福利改革，調整支出的優先次序，並增加低稅收地方的收入。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具有更大潛力來調動稅收收入（透過擴大稅基和增強稅收徵管能力），同時加強社會保障體系並保護公共投資來支援長期增長。

速度也很重要。我們的分析表明，按節奏持續推進調整可以緩解財政風險，同時減少其在產出和不平等方面的不利影響（相較突然的緊縮可降低約40%）。儘管如此，一些債務困境風險較高的國家需要實施前置式的調整。

在調整的同時，還需要加強財政治理，包括建立可信的中期框架、獨立的財政委員會和健全的風險管理。加強財政風險評估，密切監測國有企業的或有負債，及時釋出細緻的債務統計資料——這些措施可以減少未識別的債務。

高企的公共債務是一個問題。即使是一些公共債務水平看似可控的國家，《財政監測報告》也認為其風險很高，未來幾年的實際債務結果可能比預測的更差。目前的調整計劃尚不足以可信地穩定或減少債務。報告還指出，精心設計的財政調整有助於降低債務風險，改善公共債務前景，並減輕對社會的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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