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可以減輕貨幣政策降低通脹的負擔，同時也可降低金融穩定風險。
政府的支援非常重要，能夠幫助民眾和企業渡過疫情封鎖期並支援經濟復甦。
當高通脹長期持續時，不宜實施全面的財政支援措施。正如我們 10 月的《財政監測報告》指出，大多數國家的政府已經撤回了疫情支援措施。
鑑於眾多民眾仍處境艱難，各國政府應繼續優先幫助弱勢群體應對飛漲的食品和能源支出，並支付其他費用——但它們也應避免增加總需求，防止其推高通脹。在許多發達和新興經濟體，財政節制可以降低通脹並減少債務。
財政整頓，限制債務
各國央行正在實施加息以抑制需求並遏制通脹。在許多國家，通脹已處於上世紀 80 年代以來的最高水平。由於物價快速上漲會給社會帶來巨大成本且不利於經濟穩定增長，因此，貨幣政策必須予以果斷應對。
雖然貨幣政策具有控制通脹的工具，但財政政策能促進經濟的長期穩健發展，包括促進基礎設施、醫療衛生和教育方面的投資，透過公平的稅收和轉移支付制度實現收入和機會的公平分配，以及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然而，總體財政餘額會影響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以及通脹壓力。
減少財政赤字能夠抑制總需求和通脹，從而降低央行需要加息的幅度。此外，減少赤字還能夠解決債務脆弱性問題，因為全球金融狀況限制了國家預算，公共債務水平已經高於疫情前的水平。
相反，如果在當前的高通脹環境下予以財政刺激，央行將不得不更大幅度地加息以抑制通脹。如同我們在 10 月份的《全球金融穩定報告》中指出的那樣，在公共和私人部門債務水平高企的情況下，這可能會加劇金融體系的風險。
展現政策的一致性
在此背景下，全世界各國政府有責任為本應需要支援的社會群體提供有力的保障，並削減其它領域的各項支出或調動額外收入以相對減少財政赤字。國家財政承擔的責任——甚至在必要時實施財政整頓——表明財政和貨幣政策制定者在抗擊通貨膨脹方面完全一致。
在繼續實施財政政策的同時（其最好透過一個對未來幾年政策方向做出規劃的中期財政框架來實施），它還能夠解決不斷出現的債務可持續壓力。這涵蓋了大多數發達經濟體和一些新興市場經濟體面臨的人口老齡化的不利因素，以及重建應對未來危機或經濟衰退的緩衝。
在我們的研究中，我們選用典型的兩國模型（其中 “本國經濟” 可以是美國或一組發達經濟體）。我們分析了兩種抑制通貨膨脹的方法。第一種方法僅依靠貨幣緊縮政策來為過熱的經濟降溫，而第二種方法涵蓋財政整頓。該研究假設這兩種方法對經濟增長產生的影響相似，並且都能夠有效降低通貨膨脹。在第一種方法下，更高的利率和更疲軟的經濟增長造成更高的公共債務。與此同時，更高的收益率吸引了投資者，從而致使本國貨幣升值。
在第二種方法中，財政政策的收緊使需求降溫，而無需上調利率，因而導致實際匯率貶值。此外，隨著時間的推移，償債成本下降、基本赤字縮小，公共債務將減少。貨幣政策收緊情況下的實際匯率升值意味著通脹的下降幅度會更大一些，但如果更多國家採取此類政策，差異就會縮小。
面對高昂的食品和能源價格，政府能夠從普遍支援轉向對最弱勢群體的重點支援（最好是藉助更針對性的現金轉移支付），這也將改善財政狀況。鑑於供應衝擊持續時間較長，當局試圖藉助價格控制、補貼或減稅來遏制價格上漲的做法對預算來說代價高昂，而且最終會收效甚微。價格訊號從某種角度看來，對於促進節能和鼓勵私營部門投資可再生能源至關重要。
各國應參照結合本國國情，其中包含當前的通貨膨脹率和債務水平、發展需求等更長期的考慮，確定合適的財政政策立場和相關措施。在大多數國家，通貨膨脹率上升提高了財政節制的必要性，方法是增加收入或將支出優先用於維持社會保障和有利於增長的人力或實物資本投資支出。
國際層面
在美國，20 世紀 80 年代初美聯儲主席保羅 · 沃爾克領導的抗通脹就是一個例子，當時美國的高通脹已經持續很長時間，政府採取擴張性財政政策。美聯儲不得不大幅進一步加息以控制通貨膨脹，因此導致房地產投資崩潰和美元空前升值。製造業受到重創，從而致使貿易保護主義呼聲高漲。
美國曆史上的這段時期對許多現在面臨類似挑戰的國傢俱備啟發意義。更平衡地取消政策刺激措施，其中包含財政節制，能夠減輕對某些經濟部門（特別是對利率最敏感的部門）造成嚴重因素的風險，並減輕貨幣大幅波動加劇貿易緊張局勢的風險。
它還將降低全球風險。避免大幅加息意味著金融狀況更加漸進地收緊，這將減輕金融穩定面臨的風險。這大多數情況會減輕對新興市場經濟體的不利影響，並降低主權債務困境的風險。避免美元或其他主要貨幣大幅升值也將緩解以這些貨幣借款的新興市場的壓力。
在許多央行為應對全球通脹持續上升而收緊政策之際，政策組合很重要。與讓貨幣政策單獨行動相比，財政節制降低了及時做到通脹降至目標水平的成本。
本文作者
Tobias Adrian
IMF 金融顧問兼貨幣和資本市場部主任
Vitor Gaspar
IMF 財務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