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經濟學家鮮少查閱亞當 · 斯密 1776 年的《國富論》，儘管這一著作因揭示了市場執行的規律而備受讚譽。當代經濟學家往往更傾向於閱讀簡練並含有清晰方程式的期刊文章，而不是亞當 · 斯密的鴻篇鉅製。這是一部涉及歷史、社會和經濟分析的鉅著，需要花上好幾個下午才能勉強讀完。
亞當 · 斯密通常被認為是現代經濟學之父。20 世紀後期，他的思想得到了市場經濟和有限政府理論的倡導者的擁護，但當代經濟學家的建模方法和數學工具箱與斯密的文學、人文主義方法幾乎沒有共同之處。斯密之後的經濟學家經常用他們高度抽象的 “一般均衡” 理論來證實斯密著名的概念“看不見的手”，並解釋實施社會有效市場經濟所必備的條件。斯密模糊的隱喻被尖端的數學計算清晰表達出來，為了得到實際運用，它被應用於一個簡化到連斯密都幾乎認不出來的經濟模型中。
但是，從十八世紀冗長的 “政治經濟學” 向二十世紀數學化的 “經濟科學” 的轉變，要比以斯密為中心的敘述所體現的更加迂迴曲折。在斯密的鉅著出版之前的幾十年裡，法國出現了模型研究的早期震顫，後來演變為一場重塑經濟學的地震。在法國的凡爾賽宮，弗朗索瓦 · 奎奈（François Quesnay）（路易十五的主要情婦蓬帕杜夫人的私人醫生）在六十多歲時開始研究經濟學，並得到了一批追隨者，形成了第一個經濟思想家學派。奎奈從有機體中的血液迴圈中得到啟發，創造了第一個經濟模型，即 1758 年的經濟表（Tableau économique），這是一張由之字形折線構成的圖表，描繪了經濟中貨幣和商品的流通。
經濟表寫成於工業革命前夕，奎奈認為，經濟價值最終來源於農業，特別是 “淨產品”：即農民獲取了維持生計所需的東西后剩下的東西。當農民支付地租後，地主才能購買衣服和傢俱，工匠才能購買食物；這些剩餘透過經濟流通並推動經濟發展（“之” 字形折線代表連續幾輪的支出）。就這樣，奎奈的經濟表為約翰 · 梅納德 · 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 1930 年代提出的關於收入迴圈流動和乘數的理論埋下了伏筆。作為勒內 · 笛卡爾（René Descartes）和法國啟蒙思想的忠實擁躉，奎奈試圖使用一致性和理性原則來分析經濟學問題，這是現代經濟學家的口號；在早期，經濟學思想的方法不具備系統性，並且深受傳統和宗教的影響。
邁向現代經濟學風格的另一個大踏步發生在十九世紀初，當時一位富有的股票經紀人大衛 · 李嘉圖（David Ricardo）讀罷《國富論》受到啟發，發展了自己的經濟學體系，為經濟學領域帶來了具有嚴謹性和邏輯性的新標準。他把經濟想象成一個巨大的農場，其土地的肥沃程度各不相同。當人口增加，對糧食的需求上升時，農民將不得不在不太肥沃的土地上也種上莊稼。然而，在更肥沃的土地上種植莊稼的農民並沒有因此獲得更高的利潤；相反，地主卻從中受益，因為農民為了爭奪最肥沃的土地，願意支付更高的地租。李嘉圖從一些假設開始，堅定不移地開展邏輯思考，透過長長的推理鏈條來分析，並最終得出結論：地主傾向於以犧牲勞動者和資本家的利益為代價來獲取利益。
李嘉圖的研究使他的一位讀者、散文家托馬斯 · 德 · 昆西（Thomas De Quincey）十分高興，在此之前，他已經對當時他所認為的大多數經濟學家的無能而徹底感到厭倦。（他聲稱，任何心智健全的人都可以很輕鬆地 “用女士的扇子把他們的‘真菌頭’吹成粉末”。）但是，當德 · 昆西拿到李嘉圖的文章並閱讀第一章時，他感到十分驚喜。德 · 昆西認為，李嘉圖終於發現了正確的經濟規律。它們就像是 “一束光，照亮了雜亂無章的資料”，而那些能力欠佳的經濟學家只能掙扎其中，試圖理解混亂的現實但卻以失敗告終。
李嘉圖巧妙地運用了簡化和假設，以專注於研究眼前問題的本質，也即建立一個經濟模型。李嘉圖主要透過文字描述構建模型，奎奈以圖表方式構建模型，但二者都沒有用到當今經濟學中使用的抽象數學。研究經濟學方法的當代歷史學家瑪麗 · 摩根（Mary Morgan）認為，現代經濟學的出現始於經濟學家對 “小世界” 的想象：將經濟現實提煉為模型，無論是數學模型還是其他模型，這成為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經濟學學科的基礎。正如植物學家對蝴蝶特徵的研究一樣，經濟學家也研究一種模型如何表現以及它與其他模型的比較，對於小世界應該代表的更大的世界，他們有時幾乎不予參考。透過這種方式，經濟學家 “探究” 了他們的模型。他們還使用這些模型來“探詢”：瞭解模型實際上揭示的更大的外部世界。奎奈以他的經濟表為依據，認為對法國農民的高額徵稅正在扼殺經濟，因為這些稅收減少了寶貴的淨產品規模。
經濟學中最負盛名的小世界之一是每個經濟學學生都會學習的富於獨創性的埃奇沃斯盒狀圖：一個簡單的矩形，其中包含許多的點，每個點代表一對商品組合（如蘋果和香蕉），這些商品被分配給組成一個經濟的兩個人。頂部是重疊的 “無差異曲線”，代表每個人對這兩種商品的偏好。從兩人最初的蘋果和香蕉分配情況開始，該圖顯示瞭如何進行商品交換以達到“社會最優” 結果（當在不損失另一方利益的情況下，任何一方都無法從進一步的交易中獲利）。
從盒狀圖中的任意一點開始，都有可能透過交易達到一個更有效的位置。可能的起點包括每個人擁有相似數量的商品，或者一個人幾乎擁有所有商品而另一個人一無所有。透過這種方式，效率和分配被分離開來：有些結果可能是有效率的，但卻非常不平等。盒狀圖優雅地展示了經濟學的一個基礎性成果——第一福利定理，它確立了競爭性市場的效率，並且其幾何結構可以很容易地轉化為數學語言，以及演變為複雜的一般均衡理論，有些人認為這是亞當斯密經濟學的現代化身。
埃奇沃斯盒狀圖以十九世紀末的數學家和經濟理論家弗朗西斯 · 埃奇沃斯（Francis Edgeworth）的名字命名，是經濟學中所謂的邊際主義革命的一部分。該革命引入了微積分來表示變數的 “邊際” 變化，例如邊際效用（由商品消費量的微小變化而引起的該消費者效用的變化）。從那時起，經濟學的小世界中，數學方程式越來越常見。在二十世紀，經濟學的各個領域都採用了數學方法，包括從凱恩斯的著作中發展出來的宏觀經濟學、羅伯特 · 索洛（Robert Solow）開創的增長理論、基於博弈論的現代工業經濟學，以及將理論模型與資料聯絡起來的計量經濟學。
從古典經濟學到現代新古典經濟學的轉變不僅是風格的變化，而是反映了一種看待世界的全新方式。斯密認為，人們的行為被各種動機和慾望所驅使。在做生意時，他們會討價還價，來做成一筆好的生意，但他們也謹慎、正直、對他人抱有同情心，也有能力感知到無聊和沮喪。為了將經濟行為納入其嚴密的模型中，現代經濟學拋棄了這些複雜的人性特點，轉而強調那些更加簡單和高度程式化的特點。埃奇沃斯盒狀圖所描繪的不是充滿激情的人類，而是冷血無情的 “經濟行為人”：獨立的意識點，不謀劃、不好勝、不嫉妒、不沮喪，而是冷靜地在他們可選的一系列商品之間做出一致的選擇。他們的身份僅僅在於他們有能力根據理性的規則做出選擇，而他們思維的單一性使得他們很容易被鎖定在簡單的矩形或方程中。
李嘉圖利用他的理論來推動英國《穀物法》的廢除，在聽到他提出的理由後，一位議員說，“李嘉圖的爭論使得他好像來自另一個星球”。顯然，李嘉圖嚴謹的推理風格似乎很新穎也很奇怪，但人們對於經濟學家標新立異的看法至今仍然存在。二十世紀初偉大的奧地利經濟思想家約瑟夫 · 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對經濟學轉變為一個建模學科的一些後果表示了強烈反對。特別是，他抨擊李嘉圖設計的理論遺漏了社會現實中重要但不便於研究的複雜方面。熊彼特認為，為了形成邏輯鏈，李嘉圖進行了十分徹底的抽象和簡化，以至於他的結果實際上是重言式的。熊彼特對李嘉圖的抨擊過於嚴苛，但批評者仍在繼續指責經濟學家沉迷於 “李嘉圖惡習”——永遠玩弄那些巧妙而優雅但完全不切實際的經濟模型。
在本世紀初，經濟學家因未能預見全球金融危機而受到批評。有人說，他們對 “理性行為人” 的假設使他們忽視了高階金融領域中顯而易見的非理性和瀆職行為。他們缺乏古典經濟學家的廣度，他們狹隘的眼光未能發現實體經濟中的病態，而這些病態會給許多人帶來經濟痛苦。同樣，許多經濟學家現在也認識到了不平等加劇的負面後果，但這種認識是否與他們的概念理論相悖？在埃奇沃斯盒狀圖的小世界裡，資源的分配是透過矩形中一個點的位置來表示的，這種方法高度抽象，以至於完全剔除了影響誰在財富鬥爭中獲勝的制度和權力的混亂歷史。
經濟學家是否以犧牲 “探詢” 為代價來進行“探究”？如果是這樣，那麼挽救措施不一定是要全盤放棄建模和數學方法，而是更有意識地使用它們來支援經濟學早期的人文主義價值觀。可用的成分可能已經存在了。除了新古典經濟學之外，一直存在著基於多種方法的非正統經濟思想傳統，而最近經濟學的主流分支已開始拓寬其研究方法。特別是，新興的行為經濟學領域已經引入了使用心理學概念的更加符合現實的經濟模型。托馬斯 · 皮凱蒂（Thomas Piketty）700 頁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大獲成功，這表明，人們仍然對那些呈現宏大歷史敘事和對當代資本主義進行有力批判的大部頭書籍感興趣。好的經濟學很可能會繼續依賴於新的理論，這些理論以有益的方式簡化現實，同時使模型能夠取得適當的平衡，既使模型本身具有吸引力，又讓模型成為窺探混亂難測的經濟現實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