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常規政策措施創造了寬鬆的融資環境，為實體經濟提供了支援，幫助抑制了金融穩定風險。但疫情期間採取的措施可能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如估值過高和金融脆弱性上升。發達和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復甦程式預計將不同步且出現分化。新興市場存在大規模對外融資需求，因此面臨著艱鉅的挑戰；如果美國利率持續上升導致風險重新定價和融資環境收緊，則更是如此。在疫情之後，很多國家的企業部門將會債臺高築，而不同規模、不同部門的企業之間存在顯著差異。在復甦期間，對遭受重創的借款人信用質量和盈利前景的擔憂，可能對銀行的風險偏好產生不利影響。目前迫切需要採取行動，避免脆弱性成為遺留問題。政策制定者應儘早採取行動，收緊部分巨集觀審慎政策工具，同時避免普遍收緊融資環境。他們也應為修復資產負債表提供支援，進而促進可持續和包容性的經濟復甦。
在大規模的政策支援下，全球金融體系在新冠疫情期間表現穩健，融資環境顯著放鬆。
這幫助維持了家庭和企業的信貸流動，促進了經濟復甦，抑制了金融風險。經濟前景的改善明顯減輕了不利後果，但未來的GDP增長仍面臨顯著的下行風險。兩大主要問題正在顯現。
第一，空前的政策支援可能產生意料之外的後果：市場中的過度風險承擔行為正導致估值過高；不斷上升的金融脆弱性如果得不到解決，可能會成為結構性的遺留問題。自2020年第三季度以來，在經濟快速復甦和政策支援延續的預期下，多國股市大幅上漲，當前市值遠高於基本面模型所顯示的水平。
雖然盈利預期有所改善，但截至目前，處於歷史低位的實際無風險利率（儘管近期有所回升）也為估值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援。在企業債市場，利差持續處於歷史低點附近。
長期利率大幅上升（尤其是在美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投資者對前景的信心增強。
在基本面持續改善的背景下，儘管利率的逐步上升可能令人歡迎，但若利率（尤其是實際利率）持續快速上升，可能會導致市場風險的重新定價以及融資環境的突然收緊。這種收緊可能與高企的金融脆弱性相互作用，進而影響市場信心並危及巨集觀金融穩定（新興市場尤其如此）。
第二，各經濟體的經濟復甦程式預計將不同步且出現分化（見2021年4月《世界經濟展望》）。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融資環境存在顯著收緊的風險，這在發達經濟體政策制定者著手推動政策迴歸常態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如果融資環境變得不那麼有利，可能引發大規模的證券投資資本外流；這也將對部分新興和前沿市場經濟體構成重大挑戰，因為今年其存在巨大的融資需求。IMF工作人員分析指出，證券投資流動的前景將持續改善，這主要反映了更寬鬆的全球融資環境。
然而，那些基本面較為薄弱、獲取新冠疫苗渠道有限的國家則比較脆弱。在新興市場，由於國內銀行吸收了大部分新增國內債務，主權-銀行的聯動有所惡化。許多前沿市場經濟體仍難以入市融資。
相比其他國家，中國更快實現了經濟復甦，但代價是脆弱性進一步累積（尤其是高風險企業債務有所增加）。市場預計政策將收緊，且認為當局將出臺新措施對銀行、地方政府和房地產開發商進行約束，加之隱性擔保的不確定性上升，都導致融資環境可能變得不那麼有利。對於實力較弱、規模較小的銀行，其使用資本工具進行融資的環境有所收緊。
在消除隱性擔保方面，中國當局面臨著微妙而緊迫的挑戰——考慮到可能出現無序的重新定價，這一問題必須予以謹慎處理。全球企業部門在疫情中遭受重創。超常規的政策支援幫助緩解了疫情的影響。具有入市融資能力的大企業利用有利的環境發行債券來應對流動性壓力。
然而，寬鬆的融資環境導致企業槓桿累積，這使政策制定者面臨兩難選擇：一方面，他們需要在短期內刺激經濟活動；另一方面，他們需要應對脆弱性的上升和未來經濟增長的下行風險。
企業層面的更細節評估發現，不同部門、不同規模的企業業績存在顯著差異。IMF工作人員的分析顯示，在各國的大多數部門中，小企業都面臨著巨大的流動性壓力，而在受影響嚴重的部門中，不僅小企業面臨巨大的償付壓力，中型、甚至大企業也面臨著顯著的償付壓力。
本次危機對商業房地產部門帶來了沉重打擊。2020年，商業房地產的交易規模和價格均出現暴跌。
危機對零售地產、寫字樓和酒店行業的部分不利影響可能是結構性的，因為部分經濟活動日益線上上開展，或正在移出大城市。若需求出現結構性萎縮，商業房地產的公允價值可能急劇下跌：如果空置率永久性提高5個百分點，五年後公允價值預計將平均下跌15%。自疫情暴發以來，價格失調似乎有所加劇。若這一情況持續存在，可能使經濟增長面臨下行風險。
得益於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的監管改革，銀行在疫情暴發前擁有較充裕的資本和流動性緩衝，且到目前為止表現穩健。但在經濟復甦階段，銀行能在何種程度上繼續提供信貸，仍有待觀察。儘管一些國家的貸款增速（尤其是企業貸款）有所放緩，但一旦經濟復甦勢頭鞏固，貸款需求預計將會回升（尤其是需求最弱的部門）。不過，大多數國家的信貸工作人員並不認為貸款標準將會放寬。
各國逐步退出支援性政策，可能對部分銀行產生重大影響，很可能會降低其貸款意願。此外，對大多數銀行而言，貸款損失的不確定性和薄弱的盈利前景，可能阻礙其通過大量消耗資本緩衝來支援經濟復甦。對於融資選擇有限且更依賴銀行信貸的企業來說，這些約束可能尤為令人擔憂。當局應繼續鼓勵銀行使用審慎的緩衝來支援經濟復甦。
在可持續和包容性的經濟復甦企穩之前，持續的政策支援仍然至關重要，其將確保信貸持續支援實體經濟，防止疫情對全球金融體系構成威脅。在央行實現其職責所規定的政策目標前，仍需保持寬鬆的貨幣政策。政策制定者應迅速採取行動，防止金融脆弱性變得根深蒂固，並演變成遺留問題。考慮到巨集觀審慎工具從啟用到見效可能存在滯後，政策制定者應該儘早採取行動。政策制定者應收緊部分巨集觀審慎政策工具，以應對一系列嚴重的脆弱性問題，同時避免融資環境普遍收緊。如果不具備這些工具（比如非銀行金融中介的部分行業），政策制定者應儘快制定相關工具。考慮到在現有框架內設計和實施巨集觀審慎工具面臨挑戰，政策制定者也應考慮在其他領域構建緩衝以保護金融體系。
在新興和前沿市場經濟體中，能入市融資的國家應利用寬鬆的融資環境改善其債務結構。對於入市融資渠道有限的國家，可能需要得到國際社會的更多援助。其他面臨沉重債務負擔的國家可以從更深層次的債務重組中獲益。二十國集團（G20）的“債務處置共同框架”可幫助應對債務脆弱性。在可能的情況下重建緩衝，是做好準備應對任何突發價格調整和資本流動逆轉的一項重要優先工作。
修復企業資產負債表也應作為一項優先工作，以確保實現可持續和包容性的經濟復甦。對於可以持續經營、但入市融資渠道有限且暫時面臨流動性或償付風險的企業，可能需針對具體企業直接提供定向政策支援。一些轄區的財政資源非常有限，政策制定者應加快改革，強化處置框架，包括髮展問題債務市場和不良貸款市場。
一旦商業房地產部門的結構性變化程度更加清晰，應動用有針對性的巨集觀審慎政策工具（如對貸款價值比或償債覆蓋比的限制），以降低經濟增長的下行風險。推行此類政策措施的最佳時機應取決於各經濟體具體的復甦步伐，以及其商業房地產部門金融脆弱性的程度。另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是擴大巨集觀審慎工具箱的範圍，以覆蓋活躍於部分商業房地產融資市場的非銀行金融機構。
在金融部門，為了避免過度的順週期性，提供有關預期損失撥備的監管指引仍然很重要，但這種撥備計提應受到監管審查。抗疫取得成功的國家應保持或僅逐步放寬對資本分配的限制，並開展監管壓力測試，以確保銀行保持充足的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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