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還是災難？ 淺談遊戲中的身份轉換與敘事

來自微信公眾號“六十和二四的世界”（ID：jim_60_24_world）

今天我想談談關於身份轉換敘事的個人理解。身份轉換敘事，簡單來說，便是敘事角色的身份發生了轉變。這種手法，可以產生非常好的敘事體驗，但是同時，它也可能產生極具爭議的結果。


無論是遊戲，還是電影，創造者往往需要讓玩家/觀眾（ 以下統稱為受眾 ）和作品中的角色產生極強的聯絡，即能與角色產生共情。受眾的深層次意識可能會被喚醒，從而激發情感需求。他們可能會希望通過自我的實現，來得到情感上的疏洩和昇華。而這種需求，往往會和角色本身的需求契合。因此當角色在最終完成自我實現時，觀眾的情感需求也得到了滿足。


古希臘悲劇便試圖通過演員的表演，引發觀眾的憐憫和恐懼，並最終讓受眾獲取情感的疏洩。這種體驗被稱為“Catharsis"。亞里士多德在詩學的第十三章還提到：“憐憫的物件是遭受了不該遭受之不幸的人，而恐懼的產生是因為遭受不幸者是和我們一樣的人”。

而這些和受眾極其相似的人物，便是由無數創作者塑造出的讓人難以忘懷的角色。但是在部分作品中，受眾會發現其中的角色的身份會在某一刻發生轉變。最常見的，便是角色主體發生了改變，或者是同一人物的身份發生轉變。這種身份轉換的敘事方式，能很容易製造出反轉的效果，但同時也容易引發爭議。


遊戲《刺客信條3》之前的系列中，玩家都是扮演“刺客兄弟會”，對立的組織是“聖殿騎士團”。而在《刺客3》的最初的篇章中，玩家首先扮演的是聖殿騎士海爾森·肯威。這個祕密，直到海爾森·肯威宣佈新加入的刺客成為“聖殿騎士”時，才向玩家揭曉。遊戲開發者有意將海爾森的“聖殿騎士”身份隱藏起來，為的是讓玩家通過幾小時的互動，不帶著預設和偏見的情況下，進一步瞭解“聖殿騎士”的組織理念和做事風格。編劇 Corey May 希望玩家能在扮演聖殿騎士的時候，對這個組織進行重構和解讀。而在這之前，聖殿騎士團可能依舊是一個臉譜化的反派組織。當這個祕密被揭穿時，玩家所感受到的震動，也能為接下來的遊戲劇情，產生持久的影響。在《刺客信條3》，身份轉換敘事被放到了遊戲的前三分之一。這樣的設定，能緩解反轉帶來的潛在負面效果，同時不影響玩家和主角康納（ 海爾森的兒子 ）共同達成自我的實現。


這個例子，身份轉換敘事採用了二元對立。海爾森和康納，分別屬於兩個相互敵對的組織，而兩人之間的血緣聯絡，則讓這個關係充滿了矛盾和衝突。當敘事通過身份轉變，向著和最初劇情相反的方向發展時，這就打破了觀眾的心理期待。為了重建觀眾和新角色的聯絡，創作者必須快速展示新角色的自我實現目標。在《刺客3》中，這個目標是為母親報仇。遊戲的互動特質，也讓角色聯絡的重建過程，變得更為迅速。因為這個身份轉變，康納的復仇變得更為豐滿。


電影《1944》則是另一個例子。影片講述了1944 年發生在愛沙尼亞的戰爭故事。處於蘇德之間的愛沙尼亞，無數青年被迫加入到對立的陣營。“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便是當時的寫照。


影片採用了兩段式結構，先從愛沙尼亞德黨衛軍的角度，闡述故事背景和環境，然後在影片中間的一場遭遇戰中，敘事身份從德軍，轉換到了蘇聯愛沙尼亞的士兵身上。這裡，兩個角色，或者說兩個陣營都是對等的地位。身份轉換敘事在這裡，不是為了對比德國或者蘇聯軍隊，而是為了呈現愛沙尼亞在這場戰爭中所承受的苦難。因為不管是哪一方在戰鬥中獲取了勝利，流下的鮮血都是來自這片土地。創作者之所以沒有采取傳統的敘事手法，恰恰就是為了強調這一點。影片的主角，不是德軍的愛沙尼亞人卡爾·塔米克，抑或是蘇軍的的愛沙尼亞士兵尤里·約吉，而是所有的愛沙尼亞人。他們被抽象為一個整體，並由每個脆弱且普通的愛沙尼亞人組成。

在這個例子中，身份轉換敘事是為了強調愛沙尼亞人無法改變自己的悲慘命運。哪怕是影片對比了兩個軍隊的處境，哪怕觀眾分別體驗了兩個士兵的戰鬥經歷，但是結局都是相同的。他們都沒有在這場戰爭中倖存。


談了上述兩個例子，那麼我們回頭再看轉換敘事。這種敘事方式，究竟能起到怎樣的作用？

首先，身份轉換敘事，能讓受眾接觸到更多群體，瞭解和體會他們的經歷。從現實角度來說，這能讓受眾更好地瞭解一個事件或者群體的本來面貌。尤其是二元對立的身份轉換，可以輕易打破受眾已經發展好的情感聯絡和對故事的預期。創作者可以藉此創造劇情上的懸念。比如創作者可以將資訊差埋藏到不同角色中，通過身份敘事的轉變，從而向觀眾揭示資訊的差異，創作出一種“羅生門”式的環境。

其次，這種轉換，可以服務於更高層面的敘事意圖。比如剛才舉的《1944》中，創作者真正想傳達的民族的苦難與無力。這種無力感，通過兩個角色的身份敘事傳遞出來。同樣，在影片《無間道》當中，敘事角度不斷在警察和黑社會之間轉換，而不是傳統的警匪二選一的視角。這正是為了傳達出“若有眾生，作如是罪。當墮五無間地獄“。

另外，身份轉換敘事還能幫助塑造出更豐滿的人物。某些情況下，如果僅僅是通過單一角色身份進行敘事，其他角色的塑造可能會被限制。比如遊戲中的反派角色，如果只通過任務內容進行呈現，就可能變得臉譜化。對於一款著重敘事體驗的遊戲來說，扁平的反派角色無疑會降低玩家的遊戲體驗。


比較有意思的是，科幻短篇小說《拜占庭同情》還提到了一種可能性：通過敘事轉換達到情感共識。《拜占庭同情》發生在未來世界，由於 VR 技術的迅猛發展，慈善組織試圖通過 VR 讓普通民眾體驗武裝衝突地區的難民日常生活，讓民眾對受難群體更為感同身受，從而達到募捐的目的。當然，作者也設想到了這種技術可以被恐怖分子利用，以獲取政治層面的同情，進而獲取更多資金支援。且不論小說中所討論的各種弊端，至少在我看來，如果未來真的有這種技術，人和人之間達成理解，便能更向前邁進一步（ 儘管我認為人之間的理解，永遠無法達到 ）。


聊了這麼多，我最後還是想談談自己關於《最後生還者2》敘事手法的一些簡單看法。

涉及劇透，請注意。

《最後生還者2》採用了身份轉換敘事，整個故事基本為二段結構。玩家首先扮演艾莉，之後扮演艾比。這種方式，引發了很多爭議。比如很多玩家很難和艾比產生共情，甚至牴觸繼續扮演艾比。儘管客觀地說，艾比和艾莉實際上是同一類人。他們都是可以為了自己的同伴付出一切，不惜犧牲自己生命來完成復仇。按照我剛才所說的，這種對等身份的兩段敘事結構，按道理可以向玩家傳遞出這樣的資訊。

然而，問題在於，艾莉在前作《最後生還者》被塑造得相當成功。玩家和艾莉之間的聯絡已經非常緊密。艾比不僅在遊戲前半段被塑造的事件非常少，同時還揹負著”殺害喬爾”這樣一個身份。玩家在艾莉身上試圖達成的自我實現（ 即殺死艾比 ），成為了操控艾比並與之產生共情的最大障礙。

而遊戲作為可以讓玩家互動的媒介，玩家在《最後生還者》兩部曲所進行的復仇行為，恰恰是契合遊戲角色的設定。尤其是第一部中，玩家最後在醫院所展開的殺戮，將遊戲的感官體驗和遊戲敘事的高潮很好地結合在一起。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玩家在遊戲中復仇行為越成功，就越不會對艾比這個人物產生認同。

這種身份轉換敘事，試圖向玩家傳達到“眾生皆苦”的資訊。但是遊戲互動內容當中，卻沒有與之對應的設計。這種撕裂，造成了最後這種敘事方式（ 以及遊戲的其他內容），引發了極大的爭議。這不得不說是一個巨大的遺憾。

今天的廣播就到這裡，感謝您的閱讀。我們下期再見！

作者：廣播員 J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