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戲沒有原罪

暴力、色情、成癮……針對遊戲的攻訐數十年如一日，並且長期在主流輿論場中存在一定影響力。為了對抗有關遊戲的偏見，遊戲製作者苦心鑽研，持續生產出優秀作品，令遊戲逐漸有了“第九藝術”的美譽。

遊戲愛好者--或簡稱為“玩家”--群體也不斷壯大，玩家凝聚成一股“向偏見說不”的聲音，幫助改善遊戲的公眾形象。

然而，玩家群體的擴大製造了新的“混沌”。“迷友”文化令不同遊戲的支持者產生衝突，相關的網路罵戰簡直烏煙瘴氣。

更驚人的則是一場名為“玩家門”的內訌，遊戲製作者、遊戲媒體，成為與玩家“上帝”對立的另一端。

這場錯綜複雜的事件，涉及桃色醜聞、仇恨言論、媒體公信力、濫用平權主張等內容；相關爭端最終輻射到各類政治光譜的群體中，形成一場罕見的源自遊戲界內部的“社會風波”。

耐人尋味的是，儘管“玩家門”事件中的一些亂象，可以印證遊戲“毒害人心”的理論，但主流輿論通過定性“玩家門”，表達了對遊戲製作者的支援，同時相當於表達了對遊戲產業的支援。這似乎可被視為遊戲“原罪論”逐漸被排斥出主流輿論的一大標誌。

天生“原罪”？

遊戲“原罪論”，指的是遊戲作為一種娛樂方式，存在無法迴避的危害或潛在危害。但回看遊戲發展歷史，這種說法不攻自破。

第一款取得商業成功的電子遊戲《乓》，不過是控制一根畫素組成的橫條，擊打一顆畫素組成的“球”。

它以街頭遊戲機的形式接觸大眾，跟檯球、桌上足球、飛鏢等等別無二致。那些人們爭相排隊體驗的場面，是好奇心在起作用，跟成癮無關。

隨著遊戲產業發展，操作、畫面、音質、物理模擬效果等方面的進步一日千里，“以假亂真”令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之間不再涇渭分明。有人擔心虛擬世界中的罪惡會被複制到現實，也有人擔心虛擬世界會成為逃避現實的目的地。


遊戲暴力問題從1976年的《死亡飛車》開始，為社會主流所注意。玩家的目標是用車碾過儘可能多的人，被碾過的虛擬角色會變成墓碑。

1992年的《真人快打》則是最早以真實表現人體肢解場面而著稱的遊戲，遊戲元素可以用“血肉橫飛”“肝腦塗地”“抽筋剝皮”等詞彙來形容。

1997年，美國一名13歲的孩子諾亞被朋友揚西用廚房刀具刺死。諾亞的母親指責揚西愛玩《真人快打3》，以致做出可怕行為。

自此之後，歐美社會出現惡性暴力事件時，遊戲往往或多或少地牽涉其中。1999年美國科倫拜恩高中槍擊案造成15死24傷，兩名槍手是《毀滅戰士》的鐵桿粉絲；2000年，西班牙16歲少年帕爾多用武士刀殺害了父母與親姐妹，他聲稱在模仿《最終幻想8》的角色；2003年的兩起美國青少年槍擊事件，分別與《俠盜獵車手》系列中的兩款作品產生關聯；2007年，美國16歲少年佩特里奇偷偷取出父親的手槍，槍擊其父母，而事件的誘因是父母禁止他玩《光環3》……


將暴力問題歸咎於遊戲，只需要十分簡單的邏輯鏈條：遊戲者扮演遊戲中的角色，執行遊戲中允許的暴力行為。

虛擬暴力行為實踐越頻繁，實踐者將暴力訴諸現實的可能性越高。作為一個目標清晰的埋怨物件，遊戲無法避免偏見。

相對於遊戲暴力元素被視為現實流血事件誘因，色情元素則主要因為“思想不良”問題而令主流不安。

遊戲色情元素大概始於1981年的《軟色情探險記》。這款發行於蘋果電腦上的文字冒險遊戲，單是名字就已經頗為“直奔主題”。文字冒險遊戲的體驗更接近於讀小說，所以該作品更像傳統成人文學的變體。


一年後由神祕公司（Mystique）開發的《打打吃吃》，卻實現了畫素畫面下的極度“意識不良”，遊戲核心內容完全圍繞男性高潮行為展開。

同屬神祕公司作品的《卡斯特復仇記》，則包括男性角色與綁在仙人掌上的原住民女性發生關係的橋段，引發大量社會責難，女性主義者、反色情者、美國原住民等，群起而攻之。

遊戲色情所引發的最大爭議，恐怕是2005年的“熱咖啡事件”。由搖滾明星公司（Rockstar）開發的《俠盜獵車手：聖安地列斯》中，隱藏著一個以邀請女性角色喝咖啡為引子的虛擬性愛小遊戲。

開發商為了避免遊戲獲得“僅限成人”的評級，將小遊戲隱藏起來，但被玩家通過深挖遊戲安裝檔案而恢復。


這種瞞天過海行為遭到猛烈批判，“搖滾明星”的母公司第二組互動（Take-Two Interactive）甚至因此賠償了股東2000多萬美元。

對於遊戲色情元素，保守人士認為道德敗壞，女性主義者認為物化女性，教育工作者認為毒害青少年……然而，上述針對遊戲色情的批評，與針對其他媒介的色情成分的批評，通常並沒有明顯差異。

這使得遊戲彷彿蒙上不白之冤：小說、電影、舞蹈等其他藝術媒介同樣存在色情內容，但攻擊的聲音不會指向媒介本身，唯獨在批評遊戲時，批評的口徑將“遊戲色情毒害人心”，直接簡化為“遊戲毒害人心”。

暴力與色情問題有時合二為一，例如一些日本成人遊戲以凌辱、攻擊女性為主題，不免引發關於玩家現實中類似行為的憂慮。


反對遊戲“原罪論”的人士試圖反駁，在虛擬世界釋放壓力，反而有助於減少現實暴力。然而這一種辯護方向，又令遊戲落入另一種口實：遊戲帶有高度沉迷性，令沉溺其中的玩家變成不關心現實的“社會廢物”。

在關於遊戲令人“迷失自我”的指責中，玩家被貼上了大量刻板印象標籤--社交恐懼、無業閒人、身材臃腫、高度近視……一份由遊戲偏見者製作的玩家群體畫像，成為宣傳“遊戲害人”的最佳素材。

打破偏見

對於上述偏見，遊戲界最大的反擊是推出優秀作品。

歷史上銷量最高的十款遊戲中，只有《俠盜獵車手5》和《絕地求生：大逃殺》屬於以擬真暴力等“問題元素”為主題的遊戲。

而當白領午休時脫下西裝、在《Wii運動》中來一場虛擬體感網球賽，或者小學老師利用《我的世界》指導孩子們瞭解物理知識時，遊戲證明了其作為一種媒介的“中立性”：遊戲色情暴力問題是媒介創作者的問題，而不是媒介本身的問題。

《我的世界》是歷史銷量最高的遊戲，《Wii運動》歷史第三、單平臺銷量第一。


遊戲者群體擴大，偏見式的玩家群體畫像不再成立。幫助撕毀偏見畫像的，還有基於遊戲產業發展起來的電子競技產業。

一場《英雄聯盟》賽事能令O2體育場、麥迪遜廣場花園、斯臺普斯中心、“鳥巢”等標誌性表演場館爆滿。遊戲顯然不單是“邊緣人”的世外桃源，而是時下青年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遊戲群體的擴大，是遊戲佳作頻出、相關商業模式成熟等因素在綜合起作用，是遊戲從受偏見轉為被理解的重要一環。

傳奇遊戲製作人宮本茂有句名言：“你覺得遊戲是壞東西嗎？人們以前也這樣說搖滾樂。”

宮本茂主導開發的《超級馬里奧》系列，正是遊戲史上最膾炙人口、名利雙收的遊戲系列。他服務的任天堂公司，也一直主打老少咸宜的遊戲作品，為扭轉游戲惡名貢獻巨大。


在遊戲之前，漫畫也曾是被主流視為洪水猛獸的媒介，以至美國漫畫界一度建立旨在“自我審查”的行業組織。這種束縛漫畫創作的機制如今已成過眼雲煙。

超級英雄漫畫幾乎是當下流行文化的主宰，好萊塢靠超英漫畫改編電影瘋狂吸金，而相關電影大賣又反過來培育出新一代漫畫迷。

遊戲也正在改變在主流社會展示的面貌。遊戲產業發展近半個世紀，認同遊戲的一代逐漸成為社會中堅，並藉助社交網路等新宣傳工具，以更嫻熟的優勢不斷重塑主流社會對遊戲的認知。

針對遊戲的指責仍將存在--例如世界衛生組織將“遊戲障礙”列入國際疾病分類，有人直接解讀成“遊戲成癮”被認可為精神病。

不過，越來越多有關遊戲的論爭，已經從遊戲界與主流社會的對立，轉移為遊戲界內部不同群體或觀點的對立。

後“玩家門”時代

任何成功的商業品牌，都存在“死忠粉絲”。最極端的死忠--有時候被稱為“迷友”--除了支援自己喜歡的品牌，更會攻擊該品牌的競品，譬如電影界《星球大戰》粉絲與《星際迷航》粉絲之爭、漫畫界漫威粉絲與DC粉絲之爭。

遊戲界的粉絲大戰，既跟遊戲作品有關，還跟遊戲平臺有關。

任天堂、索尼、微軟三大廠商出品的遊戲主機，加上個人計算機，這四大平臺的玩家群體中，極端者經常攻擊其他平臺以及該平臺玩家：索尼PlayStation玩家嘲諷微軟Xbox玩家只玩“車槍球”，Xbox玩家反擊PlayStation遊戲解析度“假4K”，而計算機玩家乾脆嘲諷所有主機玩家“窮鬼”。

迷友文化是最不健康的粉絲文化之一。這種現象幾乎存在於所有涉及“喜好”的領域，不能消滅，只能將其限制在區域性範圍。


遊戲廠商儘管彼此競爭，但還是存在基本的共識：不挑起玩家對立，將迷友文化限制為一種“少數派”行為。

然而，限制迷友文化，不意味著遊戲界的極端思想被有效限制；遊戲廠商避免玩家對立，但一場遊戲製作者與遊戲玩家的對抗，卻不期而至。2014年的“玩家門”事件，凸顯了極端玩家的危害性。

“玩家門”本身是一樁私生活醜聞。佐伊·奎因是一名以“女性製作者”自居的獨立遊戲製作者，主要代表作有文字冒險遊戲《抑鬱獨白》。

2014年8月，奎因前男友埃龍·焦尼在個人部落格上痛斥，奎因在感情方面存在不誠實行為，與數名遊戲媒體界人士有染。


這篇部落格的內容逐漸傳播到Reddit、4chan等網路論壇上，有更多聲音開始批評以奎因為代表的一些業界人士，以“女性”身份來製造話題，同時質疑遊戲媒體的公信力。

隨著相關討論被刪除，更激進的攻擊方式出現。奎因遭遇了嚴重的網路暴力，其通訊方式被公開，不斷收到包括死亡在內的暴力威脅。這些威脅和攻擊，主要在“玩家門”的標籤下發起。

“玩家門”事件的最終對立，發生在遊戲界上游製作者、上游報導者，與下游玩家之間。這兩大對立方都存在激進行為。

奎因以及為奎因遭受暴力而發聲的遊戲評論者，均被網路攻擊；相關人士以至要搬家暫避，或者在保鏢包圍下出席公共活動。而且絕大多數被攻擊者為女性，輿論顯示出嚴重的性別歧視傾向。


討論奎因是否是一名合格遊戲製作者的人士也受到攻擊，這些討論者被指責為厭女者。更驚人的事件，則與奎因另一名前男友、《林中之夜》製作者之一亞力克·霍洛卡有關。

他被奎因指責曾施加肉體和精神暴力，之後失去了工作，最終自殺身亡，成為“玩家門”關鍵牽涉者中唯一死亡的人。

儘管“玩家門”引發反思內容甚多，然而主流輿論試圖將“玩家門”簡單定義為一場網路暴力者發起的戰爭。

最典型的是《華盛頓郵報》一篇標題為《瞭解“玩家門”只需閱讀本指南》的文章，形容“玩家門”是厭女者、反女性主義者、傳統主義者等群體反對遊戲界出現女性力量的行為，文中完全迴避了反對“玩家門”者同樣有過激行動這一事實。


《衛報》甚至將這一事件與川普競選美國總統聯絡起來，稱“玩家門”是右翼思想積極抬頭的表現。除了媒體外，連“維基百科”這樣的網友自編內容的網站，也是詳細羅列反“玩家門”的觀點，支援“玩家門”的意見則一筆帶過。

“玩家門”從一宗業界內部的私生活事件，演變為驚動主流輿論的論爭，對遊戲產業無疑存在深遠影響。

其中反“玩家門”者指出，遊戲界確實要反思遊戲開發的指向：業內生產的遊戲以主張暴力兼物化女性為主，這是否正是行業痛點所在？這是否正是製造出大量瘋狂實施網路暴力的玩家的原因？遊戲業界中的女性力量是否要更積極地站出來、獲得更廣闊的施展舞臺？

但從非從業人士的角度來看，“玩家門”更突出的影響在於，主流輿論破天荒地與遊戲產業上游站成一線。此前有關遊戲暴力、色情、沉迷等批評，針對的是遊戲本身，遊戲製作者一直承受著這樣的炮火。


但“玩家門”中，主流輿論的批判矛頭指向玩家，將玩家貶斥為仇恨主義者、人生失敗者。

對於曾經的“敵人”--遊戲製作者，主流輿論如今“鼓勵”他們創作，實現對玩家群體的“淨化”，其態度可謂大相徑庭。

這種態度的變化，很可能是遊戲在主流輿論中整體改觀的標誌--“玩家門”事件中，主流媒體以批評“玩家極端攻擊”為主、以批判“遊戲造成玩家極端”為輔，遊戲作為一種媒介不再是萬惡之源。

當然，我們也應該注意，這一趨勢也有可能是主流輿論更多由偏向進步左翼的媒體包裝所致。它們認為保守右翼思潮近年來回流迅猛，“玩家門”可以成為攻擊這一思潮、傳播自持觀點的契機。

無論出於什麼觀點，遊戲產業、遊戲的形象正在變化。遊戲要去除汙名、獲得與其他媒介一樣的相對公平的定位，也許就是靠這些“後玩家門時代”的變化來實現。

作者：freelee
來源：看世界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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