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成癮”人生 當遊戲障礙被列為精神疾病

進入成癮科工作6年，醫生鍾娜面對的病人大多是海洛因使用者、吸菸者和酗酒者。但去年開始，她越來越多地被問到一個新問題——“孩子游戲成癮，怎麼辦？”

在剛剛過去的這個暑假，許多家長從全國各地趕到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同樣是為了尋求這個問題的答案。

遊戲障礙，俗稱遊戲成癮，去年6月剛被世界衛生組織（WHO）釋出的第11版《國際疾病分類》正式列在物質使用和成癮行為之下。

爭議不斷。一面是來自遊戲玩家、遊戲產業的反對，認為這是對遊戲使用者的汙名化，最常見的反駁包括“玩遊戲就有精神病了？”“電競選手難道都是遊戲成癮者？”另一面則是焦慮至極的家長們，他們把孩子送進了各種以強制手段約束青少年網癮行為的民間“網戒中心”。

實際上，包括職業電競選手在內的絕大部分玩家都達不到WHO及醫學界定義的遊戲障礙標準。

遊戲障礙被正式確認為疾病後，北京、上海、長沙等地的公立醫院對此展開研究和診療。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教授、全國成癮醫學專家趙敏坦言，目前醫療界還沒有太多經驗，“一切都在形成共識的過程中”。

已有的一個重要共識是，遊戲只是問題的最終結果或是表現形式。每個成癮者的內心，醫生們總能發現比遊戲更大的問題。

抵抗

不止一位成癮科醫生有這樣的經歷——和患者說了很久，但對方完全不拿正眼看自己，最後面無表情地來一句：“我可以走了吧？”有時，醫生壓根見不到患者，只能面對焦慮的父母。

前不久，杜江正在為病人看病，突然，一位女士氣勢洶洶闖進她的診室：“醫生，我要先跟你說一下我兒子的情況！”

她的身後，一個頭戴耳機、衣衫不整的大男孩低頭晃進來，一屁股坐在沙發上。頭髮因為長期不洗，已經結成一綹一綹。

母親連珠炮般向醫生羅列孩子的“罪狀”：在高中這個關鍵時期仍沉迷遊戲，已經好幾個月不去學校；沒收手機，孩子就以跳樓相逼，甚至拿菜刀威脅……

杜江聽完，轉向男孩，也想聽聽他的想法。但從始至終，男孩的目光沒有離開過手機螢幕。父親坐在一旁一言不發，脾氣看上去很溫和。

“其實初中以前我們都管得特別嚴格，從來不允許他玩手機。他以前很聽話，成績也不錯，就是到了高中，我們給了他手機，一下就不行了！”母親越說越激動。

孩子站起來大吼：“玩手機是我的權利！跟其他同學相比，你們知不知道耽誤了我多少玩手機的時間？！”

爭吵一觸即發。父親終於開口了，試著對兒子講道理。孩子不聽，衝出房間，再也沒有回來。至今，醫院再沒有出現過這家人的身影。

“讓我覺得挺失敗的。”說起這段經歷，杜江很遺憾。

挫敗感其實是常態。江海峰接診過一個17歲的患者。剛上大學的她被父母專程從外地帶來上海看病，滿臉不耐煩。母親在一旁小心翼翼地對江海峰說，女兒每天熬夜打遊戲、不上課、不跟同學交流、不交朋友……女孩臉色一沉，開始摔東西，卻不肯開口說一個字。

問診不得不暫停，女孩被請到門外等候，母親只得先把手機給她。遊戲音樂響起，女孩變得平靜。

從醫學角度看，被送來的孩子大多已經達到遊戲障礙的四大核心標準：對玩遊戲的時間、頻率、強度失去控制；將玩遊戲優先於其他生活興趣和日常活動之上；行為模式導致個人、家庭、職業等社會功能遭到嚴重損害；並且這些表現明顯持續至少12個月。

從表面上看，遊戲成癮者相對酗酒者、吸毒者，更具隱蔽性。當問題被周圍人發現時，影響已經很突出，或成績下滑、體質虛弱，或中斷學業、社交恐懼，甚至人格異化，出現違法犯罪傾向。

而患者往往不以為然。“我只是打個遊戲而已，怎麼了？”他們絕大多數都是被家人逼來的，有的是被騙來的；他們大多隻會來一次醫院，從此銷聲匿跡。

直面

“90後”歐洋是極少數願意主動直面問題的患者。

他在初中階段迷上了電子遊戲。高中時和同學組團打遊戲，幾乎是他人生中最快樂的一段時光。然而，高考成績受到影響，他最後上了一所大專。第一年，他只顧打遊戲，幾乎沒上課，第二年乾脆回了家。

他從未找過工作，一直在家，絕大部分時間依舊花在遊戲上。

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單。之前組隊打遊戲的朋友，工作的工作、結婚的結婚。只有他，依然全身心投入遊戲，沒有工作、沒有收入、沒有女友。他也想戒，但不打遊戲，他已經不知道該幹些什麼。

“我曾經的想法是，如果父母死了，那我也跟著一起死了算了。”歐洋說。

他上網查資料，猜測自己“大概是抑鬱了”，卻沒有看心理醫生。直到2年前，他發現遊戲還可以賭博，無意進入一個純賭博的QQ群，第一次下賭注就贏了7萬元。“終於可以不問家裡要錢了！”誰知越賭越大，越賭越輸。

年近30歲的歐洋下決心看醫生，本是為了治療賭博障礙。但追溯起來，早在13歲時，他就出現了遊戲成癮的苗頭。

類似案例並不少見。“大家以前沒有遊戲成癮也是病的意識，即便意識到了，也可能不知向誰求助。”鍾娜認為，把遊戲成癮列為疾病，反而能夠減少對成癮患者的偏見，患者也能接受到更專業的治療，“如果一個孩子拼命打遊戲，大家會認為他（她）故意要跟家人對著幹，但其實是他（她）病了。”

調查顯示，遊戲成癮的高發群體以青少年為主，患病率在5%到10%，且亞洲地區發病率稍高於全球平均水平。

國內早在20年前就開始研究過度遊戲行為。2008年，北京軍區總醫院曾出臺國內首個《網路成癮臨床診斷標準》，但並未獲得當時衛生部的承認。各國對於過度遊戲行為研究的篩查標準、資料、結論也都不統一，直到近年，全球醫學界才達成共識。

在臨床表現和神經生物學機制上，遊戲成癮與酒精、海洛因等成癮非常相似。因為長期沉迷遊戲，成癮者的大腦出現不同程度的受損。看到電子遊戲畫面時，大腦會呈現不同於常人的“失控”狀態，犒賞環路功能增加，控制環路功能下降。“好比普通人看到紅燈就能剎車，他們剎不住。”趙敏解釋。

一位想戒遊戲卻難罷手的病人把這種感覺形容為“好像在寒冷的冬天，掉到了冰窟裡，掙扎著想爬上來，但冰很滑，每次馬上要爬上來的時候就又滑下去了”。

世界衛生組織成癮行為與健康合作中心主任、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教授郝偉遇到過一個年輕人，妻子懷孕，由於家人不讓他玩遊戲，他便一個人偷偷跑出去，在外面租了間房，7個月沒跟家裡人聯絡。

“如果這個人不算問題，那什麼叫問題？”郝偉反問。

根源

向記者剖析成因時，趙敏接連說了幾次“太複雜”。

相比其他癮症，遊戲成癮更為複雜。它不是單純的成癮性疾病，而和其他精神科疾病有非常高的共病率，如抑鬱症、焦慮症，像不同顏色的毛線互相糾纏。

“出現不良情緒的時候，人都有一個本能，就是找方式緩解。有人找到了酒，有人找到了毒品，有人找到了遊戲。”趙敏說，遊戲只是患者解決問題的一種手段。

14歲的上海女孩吳婕性格內向，半年前開始打遊戲，遊戲段位越來越高，學習成績越來越差。母親察覺到不對勁，登入孩子的遊戲賬號，發現應該上課、睡覺的時間，女兒都線上上。口頭教育幾次，毫無效果。吵得激烈時，吳婕還推搡了母親。後來，吳婕被學校建議休學。母親無可奈何，把她帶來醫院。

醫生和吳婕聊天發現，吳婕對母親的感情很矛盾。特別是父母離異這件事，孩子一直不能釋懷。儘管跟了母親生活，但她同情父親。她承認“媽媽很辛苦”，但也對嚴格的管教頗為反感。

在學校，吳婕的社交生活也不順利。她找不到知心朋友，總是和別人要好一段時間，就因各種原因鬧翻。她在校外找了男友，但心底明白，雙方只是“玩玩而已”。

吳婕說，只有在虛擬的遊戲世界，她才能徹底放鬆，拋開所有煩惱，在一次次升級中找到成就感。

“孩子走到這一步，和父母的監管有很大關係。”趙敏指出，人際關係特別是親子關係不順是青少年不良情緒的主要來源。

吳婕的母親代表了其中一類家長：控制慾強，對孩子要求嚴苛，和孩子缺乏內心情感上的溝通。

有的家長則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放縱與溺愛。

老周的兒子曉林快30歲了，從高中起打遊戲。磕磕絆絆唸完大學後，曉林聲稱在蘇州找到了一份工作。3年多過去，老周夫妻倆始終被矇在鼓裡。直到幾天前，親戚告知老周，曉林開始對外借錢。

原來，曉林壓根沒有找過工作。這些年，他在外租房住，每天除了吃喝拉撒就是打遊戲。生活來源是用一張信用卡套用另一張，最近還款沒能接上，才露了餡。回家後，他依然每天打遊戲到凌晨三四點。

父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想帶曉林看醫生，但曉林不承認自己有病。

趙敏只能先給父母初步建議——設立規則，比如生活作息要有規律；有了規則還不夠，父母得統一態度，嚴格執行。

“那他找我要錢，怎麼辦？”曉林的母親發愁。

“當然不給。如果給，你也得提條件，說好不能用來打遊戲。”趙敏回答。

“可我要是不給他錢，他就不理我……”母親非常無奈。

支點

“只要配合治療，物質成癮的治癒率可以達到60%。”這是趙敏的經驗。但對遊戲成癮，她還沒有足夠把握。

目前，遊戲成癮沒有藥物可以治療，主要還是靠心理和社會干預。

有的家長想法簡單，要求醫生運用“快速有效”的矯治辦法：“一個星期，你幫我把他（她）弄好。”

成癮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脫癮也是同樣。康復週期因人而異，有人兩三個月，有人則得幾年。“成癮是個複雜問題，諮詢一兩次根本解決不了問題。”趙敏直言。

比如歐洋，已經治療近兩年，遊戲很久不打，生活有了規律。他迫切想找一份工作，開始新生活，但鍾娜覺得還需再觀察一段時間，確保不再反彈。

在趙敏的患者中，一個男孩以前各方面表現都很優秀，但後來沉迷遊戲。情急之下，父母把他送進“軍事訓練營”，只因對方承諾“一個月保證好”。沒想到，孩子遭到暴力，出來後不僅遊戲問題沒有改善，而且對父母特別仇視，幾年都不說話。

父母心生愧疚，什麼要求都滿足孩子，又助長了孩子其他毛病，最後送到趙敏手中。“現在，遊戲不再是孩子的主要問題，偏執、自我成為更大的問題。”趙敏說。

“家長其實能在治療過程中起到很大作用，不能把孩子送進機構就什麼都不管。”鍾娜對家長反覆強調“治療聯盟”的概念，“家長、患者和醫生三方統一戰線，而不是三足鼎立，甚至互相敵對。”

實際上，除了重度成癮者需要進入病房，大多數症狀中度、輕度患者都在門診治療，這離不開家長在生活中的支援與參與。

門診治療大多以談話形式開展。醫生和病人聊遊戲本身，也聊家人、朋友、學習、生活……

“孩子都很聰明，只要你尊重他（她），把他（她）當成獨立的個體談話，他們就會聽，會思考，意識到遊戲對自己造成了危害。”鍾娜說，患者說到傷心處常常會哭泣、大吼，“這是治療的一部分”。

最重要的是，醫生要充分理解患者的內心痛苦和遊戲對他們意味著什麼，在此基礎上審視過度遊戲對他們的“意義”及危害，而後同患者一起制定可行的改變行動計劃，將階段性目標一個個完成，陪伴患者走向生活的正軌。

“說到底，治療動機是最重要的。就像是撬動一個支點，讓這個人認識到自己想要過好的生活，能夠接受幫助。這是最難的，也是必須的。”趙敏說。

遺憾的是，不少病人毫無沒有改變的想法——“我就要打遊戲，什麼也不想幹。”

“這是最頭疼的狀況。家長從沒有給孩子設立過目標，或者事事包辦，孩子根本不知道該怎麼辦。”趙敏說，“當一個人沒有任何想法，你說怎麼幫他？”

選擇

對趙敏的團隊而言，當下最緊迫的是研究出一套可以自我篩查的系統，目前這個系統已經進入測試階段，即將上線。

另一項計劃則是研究遊戲的評級標準。“對於毒品，我國的管理是很規範的，一、二、三類劃分清楚，但遊戲現在還是一片空白。”趙敏希望，未來所有遊戲做出來之後，都可以按照統一標準評估、按年齡分級。

公眾對遊戲成癮問題日益重視。從前，鍾娜每個月大約只會遇到一兩名以治療遊戲障礙為訴求的患者，如今幾乎每次門診都會遇到。

但諮詢者中，有近半數並未達到成癮的程度。有的家長規定孩子每週只能玩1小時遊戲，孩子接受不了，也被帶過來。

“成癮跟玩遊戲時間長短並沒有直接的相關性。假如孩子某一天玩了10小時，也不一定就是成癮。”鍾娜強調，“如果遊戲只是短期娛樂且沒有帶來軀體和精神傷害，就要排除成癮。”

“遊戲跟毒品完全不一樣。毒品是不能碰的，但你不能說遊戲不能玩。”她說，遊戲是雙刃劍，在醫學領域，甚至可以作為一種治療手段，對認知損傷、老年痴呆患者，遊戲可能可以訓練注意力和記憶力、提高認知功能。

過度診斷的傾向值得警惕。在浙江的一家合作醫院巡診時，江海峰對一個14歲男孩印象深刻，“第一印象很靈動，是沒什麼問題”。但母親抱怨孩子調皮、不學習、成天玩遊戲。記錄顯示，孩子住院期間並沒有任何成癮者會出現的戒斷反應。

江海峰單獨找孩子聊，孩子大吐苦水：“他們都不信我！一天到晚盯著我，煩都煩死了！”原來，孩子每次都是假裝打遊戲，只是因為“不想跟爸媽說話”。後來江海峰得知，孩子母親望子成龍心切，有焦慮特質，帶孩子四處看病，醫生說沒病，她始終不信。

身為醫生，也身為一個男孩的父親，江海峰理解這種心情。實際上，在告訴其他家長如何教育孩子時，他也在擔心，以後該讓孩子如何面對身邊的種種“誘惑”？不僅僅是遊戲，還有直播、短視訊……

這的確是一個容易“成癮”的網路時代。

江海峰覺得，在孩子擁有自控力之前，家長所能做的就是引導和陪伴，“千萬別讓遊戲成為孩子唯一的選擇”。

來源：鳳凰網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