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網際網路技術進步與大眾消費轉型升級催生了一大批形態多樣、分工精細的新興職業，這些新興職業自2019年被國家統計局向社會公佈後，已經被正式納入我國的職業版圖。外賣騎手作為這批新興職業的典型代表，在促進農民工和大學生群體就業、提高貧困人口就業質量、滿足人民群眾生活需求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外賣騎手靈活的用工方式與管理方式也給勞動者權益保護和社會保護體系建設帶來了新的問題。
今天就來和小編一起了解這份外賣騎手職業群體調查報告吧~！
圖1 全國外賣騎手職業群體受教育程度佔比
由圖2可知，外賣騎手職業群體的年齡分佈主要在21～30歲，佔51.0%；其次是31～40歲，佔37.1%；41～45歲和18～20歲群體分別佔6.5%和5.4%。
圖2 全國外賣騎手職業群體年齡佔比
全國外賣騎手職業群體月收入佔比如圖3所示。近一半外賣騎手的月收入在4000～5999元，超過六成的外賣騎手月收入在4000～7999元，月收入8000元及以上的高收入群體佔比僅為7%。雖然收入比較可觀，但是福利保障覆蓋率較低，參與問卷調查的外賣騎手中，沒有任何福利保障的佔24.9%。
圖3 全國外賣騎手職業群體月收入佔比
在外賣騎手職業群體的家庭狀況和生活特徵方面，問卷調查資料顯示，其個人和家庭所面臨的壓力較大的前3個方面是：自己或家庭收入低，佔比為42.0%；住房，佔比為33.3%；子女教育，佔比為29.5%。不同年齡組的壓力略有差異。30歲以下外賣騎手職業群體壓力來源前3位依次為自己或家庭收入低、住房、自己或家人的健康；而30歲及以上外賣騎手職業群體的壓力來源前3位依次為子女教育、自己或家庭收入低、住房。
此外，有未成年子女的外賣騎手所感受到的子女教育壓力明顯大於沒有未成年子女的外賣騎手，尤其是有2個未成年子女的外賣騎手，佔比高達55.3%。除了收入壓力外，感受到婚姻戀愛壓力的未婚或同居群體和喪偶群體佔比均超過30.0%。
由圖4可知，外賣騎手職業群體在2020年9月的閒暇時間安排上，排在前3位的分別是：看短影片（36.3%）、打遊戲（29.2%）、聽音樂（28.2%）。各個年齡組選擇看短影片和聽音樂的外賣騎手佔比都較高，有所差異的是，30歲以下的外賣騎手更喜歡打遊戲，30歲及以上的外賣騎手更喜歡上網看新聞。
圖4 全國外賣騎手職業群體在2020年9月的閒暇時間安排工作特徵
根據問卷調查資料，外賣騎手職業群體每週平均工作6.4天，每天平均工作9.8個小時。其中，61.6%的外賣騎手一週7天都在工作；55.1%的外賣騎手平均每天工作8～10小時；36.7%的外賣騎手平均每天工作超過10小時。這表明外賣騎手職業群體的工作壓力相當大。
由圖5可知，在外賣騎手職業群體在工作中遭遇的不愉快經歷方面，佔比較高的3項分別是：“職業歧視（36.0%）”“遭遇交通事故（29.3%）”“被客戶打罵（25.7%）”，資料表明外賣騎手職業群體在工作中的主要壓力和風險來自自身安全和社會尊重兩方面。
圖5 全國外賣騎手職業群體在工作中遭遇的不愉快經歷佔比
在工作滿意度方面，請外賣騎手職業群體用1～10分對工作環境、工作的自由程度、收入及福利待遇、與領導和同事的關係、晉升機會和未來職業前景、社會地位6個方面分別進行打分。由圖6可知，全國外賣騎手職業群體總體工作滿意度平均為7.1分，屬於比較滿意的程度，得分最高的是“與領導和同事的關係（8.1分）”，然後從高到低依次為“工作的自由程度（7.6分）”“工作環境（7.4分）”“收入及福利待遇（7.0分）”“晉升機會和未來職業前景（6.5分）”，得分最低的是“社會地位（6.0分）”。
圖6 全國外賣騎手職業群體工作滿意度得分情況
由圖7可知，北京市外賣騎手職業群體總體工作滿意度平均為6.8分，屬於比較滿意的程度，得分最高的是“與領導和同事的關係（7.8分）”，然後從高到低依次為“工作環境（7.2分）”“工作的自由程度（7.1分）”“收入及福利待遇（7.1分）”“晉升機會和未來職業前景（6.2分）”，得分最低的是“社會地位（5.4分）”。從問卷調查資料反映的情況可知，雖然外賣騎手職業群體的工作強度大，但是他們的工作滿意度較高。較滿意的是“與領導和同事的關係”“工作的自由程度”“工作環境”，不滿意的是“社會地位”。
圖7 北京市外賣騎手職業群體工作滿意度得分情況
對比全國和北京市的問卷調查資料發現，工作滿意度得分較高的3項都是“與領導和同事的關係”“工作環境”“工作的自由程度”，工作滿意度得分最低的都是“社會地位”。問卷調查資料也顯示，外賣騎手職業群體對於在北京市通州區的工作生活普遍較為滿意，外賣單量不比城區單量低，生活成本相對低很多，使得外賣騎手工作、生活的價效比顯得更高。
由圖8可知，當被問到“當您工作上遇到困難時，通常您會向哪些組織或個人尋求幫助”，外賣騎手職業群體選擇較高的3個選項分別是：“工作單位（62.9%）”“朋友、同鄉等私人關係網（34.1%）”“家人、家族或宗族（27.0%）”。而選擇“各級黨政部門及工、青、婦組織”的佔12.1%，選擇“網路平臺”的佔4.5%，選擇“新聞媒體”的佔3.3%。這說明在遇到困難時，外賣騎手職業群體較少向公共服務機構求助。
圖8 全國外賣騎手職業群體的求助渠道
職業發展特徵
對當前的職業選擇非常認同或比較認同的外賣騎手佔87.0%，選擇很不認同或比較不認同的僅佔13.0%，可見外賣騎手職業群體的職業認同度較高。由圖9可知，在外賣騎手職業群體的職業前景和社會態度相關問題上，76.1%的外賣騎手錶示“充滿信心”，但也有73.2%的外賣騎手認為“收入不會大幅增加”，80.0%的外賣騎手認為“隨年齡增大會被取代”。此外，約半數的外賣騎手呈現焦慮狀態，認為這份工作與自己的夢想不一致，或者認為在城市中總是低人一等。
圖9 全國外賣騎手職業群體的職業前景和社會態度
職業規劃方面，在外賣騎手職業群體對未來1年的工作規劃問題上，如果將“現在工作不錯，繼續好好幹”“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先這麼幹下去再說”“現在幹得不是很好，但這個工作前途不錯，會想辦法幹好”合併為“繼續從事當前工作”，那麼選擇“繼續從事當前工作”的外賣騎手佔比高達70.7%，可見多數外賣騎手在未來1年還會繼續從事當前工作。
在外賣騎手職業群體對5年後的工作規劃問題上，選擇“繼續從事當前工作”的外賣騎手佔比有所下降，為51.7%。相比於未來1年的工作規劃，5年後選擇“當個體戶/自己開店/自己創業”的外賣騎手佔比明顯上升，由14.2%增至26.1%。同時，選擇“上學或參加培訓，為以後找工作‘充電’”的外賣騎手佔比也有所上升，增加了1.8個百分點。這表明一部分人將外賣騎手當作過渡職業。
訴求現狀
由圖10和圖11可知，全國外賣騎手職業群體希望政府為他們做的事情中，排在前3位的分別是：“完善社會保險政策（48.7%）”“維護勞動權益（45.1%）”“保障勞動報酬支付（34.8%）”。希望僱傭方為他們做的事情中，排在前3位的分別是：“增加工資（64.4%）”“提供更人性化的福利（56.7%）”“提供更好的糾紛處理機制（24.4%）”。
北京市外賣騎手職業群體調查資料顯示，外賣騎手職業群體希望政府為他們做的事情中，排名前四的分別是：“完善社會保險政策（48.5%）”“維護勞動權益（48.5%）”“完善相應就業政策和服務（38.0%）”“保障勞動報酬支付（36.2）”。希望僱傭方為他們做的事情中，排在前四的分別是：“增加工資（67.8%）”“提供更人性化的福利（66.0%）”“提供更多的職業技能與素質培訓（23.9%）”“提供更好的糾紛處理機制（23.4%）”。全國和北京市外賣騎手職業群體對政府和僱傭方的訴求現狀對比顯示，外賣騎手職業群體在福利保障和勞動權益方面的訴求較為強烈。
圖10 全國和北京市的外賣騎手職業群體對政府的訴求現狀對比
圖11 全國和北京市的外賣騎手職業群體對僱傭方的訴求現狀對比
02、社會保護方面的問題與挑戰
勞動身份認定不明晰，促使平臺企業“搭便車”
2020年2月，國家有關部門向社會發布的16個全新職業型別中，首次將“外賣騎手”明確規範為“網約配送員”。自此，該職業正式納入《國家職業資格目錄清單》併成為一種新興職業。但同時，我國當前法律法規對外賣騎手職業群體勞動關係認定的規則存在不足，外賣騎手職業群體與平臺企業之間簽訂的《網約工協議》從根本上確立了平臺企業與外賣騎手職業群體之間只存在用工關係而非勞動關係，從而沒有為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可靠的合法性基礎，造成權益保障主體缺位。
在國外，平臺工人也處於工人分類法中的不利位置，因此平臺企業被客戶慣性認為是保護平臺工人的場所，政府監管也處於不確定和缺少新僱傭關係法律保護的狀態。所以在外賣騎手職業群體相關勞動法律法規滯後的前提下，其社會保障制度也處於真空狀態，為平臺企業“搭便車”創造了暫時有利的制度環境。這裡的“搭便車”指在網際網路時代下，利用資訊科技所發展出的新業態來達到減少生產成本的目的。在該宏觀制度環境下，平臺企業對公共利益的獲取演變為弱化平臺企業應承擔的社會保障責任，進而更不利於平臺企業在社會保障方面發揮作用。
職業具有高脆弱性，加劇勞動權益受損
將外賣騎手職業群體的北京市問卷調查資料與全國問卷調查資料進行比較分析發現，外賣騎手職業群體與企事業單位從業人員、商業從業人員、服務業從業人員等傳統職業相比，具有更高的職業脆弱性。本報告認為，外賣騎手職業群體的“職業高脆弱性”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外賣騎手職業具有高度靈活性，未能形成長期穩定的勞動關係，給勞動權益保護帶來困難。外賣騎手職業技能門檻較低，相當一部分外賣騎手來源於低端製造業或低端服務業，從業者自身勞動技能水平不高，習慣於從事簡單體力勞動和情感勞動。一部分從業者認為外賣騎手職業適宜當作生命週期中的過渡職業，不準備長久地從事這個職業，因此能忍受勞動困境和自我剝削。由問卷調查資料可知，“增加工資”是外賣騎手職業群體對僱傭方的第一訴求，勞動權益保護等其他方面從而被忽略。
第二，外賣騎手職業群體的勞動模式大大加劇勞動過程中的風險。外賣騎手職業群體的勞動過程從時間上分為到店、取餐和送達三個階段，從空間上包括等單地、商家和顧客所在地。平臺演算法系統全程輔助外賣騎手職業群體的勞動，為外賣騎手職業群體提供訂單資料，監控外賣騎手職業群體的勞動操作，也為外賣騎手職業群體獲得收益提供依據。可見平臺演算法系統作為外賣騎手職業群體勞動過程的“實際操盤手”，對外賣騎手職業群體的剝削也變得隱蔽，從而讓外賣騎手職業群體主動同意和被動接受勞動過程。外賣騎手職業群體的個體特徵決定了其在勞動力供需市場上缺乏議價能力，話語權薄弱，只能全盤接受平臺企業透過演算法制定的規則。一方面，在配送時間的硬性要求下，外賣騎手職業群體不得不用逆行、闖紅燈、超速換超時等方式多接單、多送單，加大了交通事故發生的風險；另一方面，以使用者評價作為薪酬獎勵的主要來源，加重了外賣騎手職業群體的心理負擔，使外賣騎手職業群體為討好使用者而忽略自身勞動安全。因此，外賣騎手職業群體一旦在勞動過程中出現意外，在沒有工傷等保險的基礎上，可能會中斷職業生涯，由勞動過程的高風險性帶來的勞動狀態不穩定進一步加劇該職業的高脆弱性。
第三，職業培訓不完善，難以完成高效的情感勞動。在新技術背景下，網約配送行業的勞動形態表現出一些新的特點，外賣騎手職業群體情感勞動的完成難度遠遠大於傳統服務業群體，當外賣騎手職業群體的人力資本和職業素養不足以承擔工作時，則更容易出現各種衝突。然而，當前外賣騎手職業群體的培訓週期短、質量較低，並不足以使他們有效應對絕大部分工作場景，從而容易出現外賣騎手與商家、外賣騎手與顧客甚至外賣騎手之間的衝突。在衝突的應對方面，問卷調查結果顯示，除了部分外賣騎手經歷過直接衝突，大多數外賣騎手選擇了息事寧人。許多外賣騎手在面臨非自身原因導致的送餐超時、丟餐等事故時，並沒有足夠的經驗去處理和維權，會選擇主動“吃虧”（如自行賠償顧客餐費），以避免差評導致的高額懲罰。可見，外賣騎手職業群體的勞動報酬受不可控因素的影響較大，大多數情況下外賣騎手職業群體獨自承擔了不可控因素帶來的損失，大大分擔了平臺企業的運營風險，加深了不可控因素導致的職業高脆弱性。
社會保險參與有障礙，難以抵禦社會風險
我國採用社會保險型的社會保護模式，針對工薪勞動者建立的社會保險制度主要包括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1997年）、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1998年）、工傷保險制度（1996年）、生育保險制度（1994年）、失業保險制度（1999年）；針對不參與職工基本養老和基本醫療保險的居民則建立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和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並且，根據現行制度安排，工薪勞動者的參保條件均以勞動關係為基礎，不再區分用人單位的性質和工薪勞動者的戶籍，因而也沒有正式工與非正式工之分。但在新業態下，外賣騎手職業群體與平臺企業之間簽署的《網約工協議》從根本上確立了兩者之間只存在用工關係而非勞動關係，因此也限制了外賣騎手職業群體參與城鎮職工社會保險，而城鄉居民基本社會保險無法幫助外賣騎手職業群體防範和抵禦勞動過程中的風險，從而使得外賣騎手職業群體在社會保險方面處於不利地位。
此外，在戶籍身份方面，對於有參保戶籍限制的發達地區（這些地區一般也是城市服務業態多樣和數字經濟繁榮的地區），外賣騎手職業群體如果沒有落戶資格且為農業戶籍，一般只能參加戶籍地的城鄉居民基本社會保險，而城鄉居民基本社會保險的待遇水平相對城鎮職工社會保險偏低，這也進一步降低了外賣騎手職業群體的社會保險水平。
除此之外，新經濟下平臺企業的用工模式一般為單層次扁平結構的外包用工，利用網際網路技術優勢，將傳統上由僱員完成的工作任務外包給與其合作的眾多個人，分別由個人直接完成。這種用工模式轉移了勞動關係，削弱和規避了平臺企業的僱主責任，特別是為員工繳納社會保險的責任。並且，根據全國和北京市外賣騎手職業群體問卷調查資料可知，外賣騎手職業群體希望政府為他們做的事情中，“完善社會保險政策”是第1位，而當前社會保險政策不足以保障外賣騎手職業群體的勞動權益。
社會地位較低，未營造良好職業環境
根據全國和北京市外賣騎手職業群體問卷調查資料，在工作中遭遇職業歧視的外賣騎手佔比較高，工作滿意度得分最低的是“社會地位”。由此可能會加劇外賣騎手職業群體的心理風險，導致一些不良社會事件的發生，如向外賣餐盒吐口水、放異物，和店員發生摩擦衝突等。這主要是因為外賣騎手職業群體囿於年齡、學歷、環境等因素，對於自身的優勢和劣勢認識模糊，自我認可度不高，社會其他職業群體也未充分認識和尊重外賣騎手職業群體。可見，外賣騎手職業群體尚未建立起正確的職業觀念，社會大眾對於外賣騎手職業群體也缺乏客觀認知，這將對外賣騎手職業群體的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響，進而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
本文摘自《北京人口藍皮書：北京人口發展研究報告（2022）》——《外賣騎手職業群體現狀與社會保護問題研究》，作者：楊曉昇 高翔 王瑨 王霏。有刪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