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全球大罷工於2018年11月11日在東京開始。
當地時間上午11點10分，100名員工走出谷歌辦公室。13個小時後，該公司紐約總部的電梯裡擠滿了人，以至於員工們要走樓梯下樓，到街上抗議。作為抗議遊行的一部分，在奧斯汀，谷歌員工為性侵犯受害者默哀了兩分鐘。在舊金山，數百名員工聚集在歷史悠久的渡輪大廈對面，高呼“Time’s Up at Google”，並舉著“工人的權利就是婦女的權利”、“免費食物≠安全空間”等標語。
全球50個城市的20000名谷歌員工參與谷歌大罷工
25小時後，悉尼的谷歌員工走出了辦公室。至此，全球50個城市的20000名谷歌員工加入了罷工行動，抗議該公司對性騷擾問題的處理。
引發這場罷工的導火索是《紐約時報》刊登的一篇文章，報導稱，谷歌向前高管安迪•魯賓(Andy Rubin)支付了9000萬美元的離職補償，儘管谷歌認為他被指控性行為不端一事是可信的。(魯賓在一份宣告中表示，《紐約時報》的報導“對我的工作有諸多不準確之處”。)
由科技行業的巨頭之一爆發如此大規模的工人抗議活動，這在全世界是第一次，也是外人第一次看到谷歌員工如此感到憤怒和沮喪。
但在Googleplex內部，引燃罷工導火索的燃料已經收集了好幾個月。員工與管理層之間的緊張關係一直在加劇，因為管理層被指控在祕密做出有爭議的商業決策，邊緣化員工群體，以及在公司內部平臺上騷擾員工。2月份離開公司的工程師科林•麥克米倫(Colin McMillen)表示：“這是一場在微觀層面展開的美國文化戰爭。”
在許多觀察人士看來，享有高薪和高福利的技術人員似乎沒有什麼可抱怨的。因此，聽到來自矽谷巨頭之一的員工們發出的抗議，他們感到驚訝。長期以來，這家公司一直崇拜精英主義和烏托邦式的技術未來主義。但在過去的幾年裡，該公司事實上的使命宣言——改變世界(並從中賺錢!)——作為一個技術破壞力倍增的例子，從選舉干擾到社交媒體平臺的毒性到隱私侵犯，已經成了一大問題。
沒有人比參與創造技術的員工更接近科技增長的破壞力，也更接近它的道德困境。“人們開始說，‘我不想成為這件事的同謀，’”谷歌開放研究小組的負責人、罷工組織者之一梅雷迪思·惠特克(Meredith Whittaker)說。她認為，員工們正開始承擔責任，她說：“目前幾乎沒有外部機構在抑制技術的力量。”
Illustration by Nicolas Ortega
隨著所謂的“技術後衝”(Techlash，意指對大型科技巨頭公司的批評與抵制)給整個行業蒙上了一層陰影，有組織的員工抵制正慢慢成為行業局勢的一部分：在Amazon，員工要求該公司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採取更多行動；在微軟，員工們說他們不想為戰爭目的開發技術；在Salesforce，員工遊說管理層終止與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的合作。與此同時，在某種程度上，這個行業的所有公司都在努力應對“bro-gramming” 文化給女性和有色人種員工帶來的不良影響。
但是，沒有任何一家公司像谷歌這樣，如此大聲，如此公開，如此堅持。這對矽谷內部人士來說並不奇怪，他們表示，谷歌是專門為擴大員工的聲音而設計的。
憑藉“不作惡”的口號，谷歌在創造科技熱潮樂觀主義的過程中發揮了核心作用。史丹佛大學電腦科學榮譽退休教授Terry Winograd)說：“它非常有意識地樹立了這種形象。這使他們更容易發生這種抗議。”
現年 46 歲的拉里·佩奇和 45 歲的聯合創始人謝爾蓋·布林有意創造了一種鼓勵質疑權威和現狀的文化，他們在2004年的IPO信中寫道，谷歌不是一家傳統公司，也不打算成為一家傳統公司。
一些員工表示，谷歌對“非傳統公司”的承諾是存在質疑的。《財富》對32名現員工和前員工的採訪揭示了“舊谷歌”和“新谷歌”之間的界限。1998年，當佩奇和布林還是史丹佛大學的博士生時，這家公司在加州門洛帕克的一個車庫起步。
不同受訪人對新舊谷歌的界限回答不一，但他們對這種變化的描述具有一致性：在舊谷歌，員工對公司的運營有發言權；在新谷歌，普通員工與高管之間的溝通和信任正在下降。一些人說，決策權現在集中在公司的最高層，他們越來越受傳統業務指標驅動。
現在，谷歌發現自己處於一個尷尬的境地：試圖緩和過去20年來一直在煽動的激進文化。
谷歌及其母公司Alphabet已經擁有逾10萬名員工，高管們承認，該公司正在努力平衡其規模與維護員工話語權等基本原則之間的關係。谷歌高階副總裁Jen Fitzpatrick表示：“如果沒有這種企業文化，你就無法實現這種增長。”他也是以CEO桑達爾·皮採(Sundar Pichai)為首的高管團隊的一員。不過他補充說，維權員工人數雖少，但聲音響亮，他們的意見並不代表全體員工的意見。
“對我們來說，2018年是不同尋常的一年——有些問題的規模和性質完全不同，”谷歌人力分析副總裁Brian Welle表示。這中不尋常反映在Googlegeist的年度調查結果中，該調查結果於今年2月洩露給了媒體。關鍵指標較2017年下降了兩位數的百分點。例如，74%的受訪者說他們對皮採和管理團隊有信心，這比前一年下降了18個百分點。
罷工組織者Meredith Whittake也對谷歌的一些商業決定提出了抗議。Photograph by Rebecca Greenfield
谷歌已經改變了我們今天工作方式的許多方面。這次罷工是一個轉折點，表明該公司現在準備破壞我們經濟體系中更為基礎的東西：勞動力和資本之間的關係。
這種轉變可能只能在矽谷開始。長期以來，矽谷一直認為自己凌駕於傳統商業利益之上，更重要的是，只有在這家公司，它聘用和留住員工的前提是“不作惡”。現在，員工們似乎下定決心，要從自己的視角來審視這句宣言，並毫不妥協地將其付諸實施，即使是以公司的增長為代價。
“誰來定義谷歌，誰來決定谷歌的靈魂是什麼?”谷歌前執行長Lokman Tsui說：“是領導還是員工？現在，這家公司的靈魂正面臨一場真正的鬥爭。”
谷歌稱其廣泛使命是組織全球資訊並讓人們更容易獲取這些資訊，這促使該公司將書籍數字化，在汽車頂部安裝攝像頭以繪製世界街景，等等。
但隨著公司規模越來越大，它的野心也越來越大。2018年，當谷歌的員工發現有兩個新的祕密專案正在進行時，一些人質疑這家科技巨頭是否在擴張的名義之下遠遠超出了其授權範圍。
第一個是五角大樓的Project Maven，該專案使用人工智慧來幫助分析無人機的鏡頭。谷歌於2017年成為Maven專案的國防部分包商，但公司內部的大多數人直到第二年才知道，當時一名員工在谷歌的內部社交媒體平臺上就這個祕密專案釋出了一篇未經批准的帖子。高管們告訴擔憂的員工，Maven是防禦性的，而不是攻擊性的。不過，一些員工擔心，谷歌的技術最終可能被用於提高無人機襲擊的致命性，Maven專案將導致谷歌與軍方達成更多交易。
對於當時在愛爾蘭工作的谷歌工程師Laura Nolan來說，“這是一種背叛，”她說。“我們假裝是一家快樂的公司，做著組織資訊的無害工作，然後卻朝著製造殺人無人機的目標邁出了幾步。”Nolan說，她的工作可能被用於Maven未來的各個階段，她因此離開了公司。員工們沒有想到谷歌會成為國防承包商。
甚至在Maven專案被曝光給公司的大部分人之前，一些高階工程師就已經在內部升級了擔憂。一旦Maven變得更加廣為人知，阻力就會開始蔓延，一些員工寫信給皮採，要求他取消這個專案。
2018年3月，該公司試圖在每週一次的全體員工大會(TGIF)上解決員工的擔憂。自成立之初，這個會就一直是谷歌文化的核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讓任何人都有機會質疑高管。
在會議上，一名員工告訴高管，她曾在國防部工作，但為了避免對軍事技術做出貢獻而離開了。她問道，她想讓管理層知道這樣做不對，有什麼途徑？布林告訴她，你可以在這裡問這個問題，你已經發出強有力的聲音了。在一些公司，這個回答可能就足夠了。但在谷歌，情況並非如此。
管理層繼續組織員工會議，試圖化解員工的擔憂，並解釋為什麼他們認為Maven專案是有價值的，公司舉行了三場會議討論AI的道德規範問題。
抗議的組織者不斷施壓，確保每週都有一個關於Maven專案的問題在討論。他們跟蹤了因為Maven問題的選擇退出谷歌的員工數量。關於Maven專案的爭議於2018年4月公開化，當時發給谷歌CEO Pichai的公開信最終獲得了近5000名員工的簽名支援，《紐約時報》對此事進行了報導。
去年6月，谷歌宣佈不再續簽Maven合同，併發布了一套關於應用AI技術的原則，包括保證不使用AI技術製造武器等。大多數抗議員工認為這一決定的出臺是抗議的勝利成果，但在當年晚些時候的會議上的一次發言中，Pichai淡化了來自公司內部壓力的影響。“我們不會通過公投來管理公司，”並表示是實際構建AI技術的人在做決定。不過他也強調，谷歌將繼續在網路安全等領域與美國軍方合作。
雖然Maven專案、甚至對Rubin的高額離職補償等各種原因都助長了谷歌抗議員工的怒火，但這些原因中都和一個原因有關：保密。谷歌這家基於資訊共享價值建立起來的企業，現在面對一個門檻：越來越多的決策是在“閉門造車”的情況下做出的。根據《財富》掌握的會議記錄中記載，Pichai曾說過“作為一家公司，我們總是會有保密專案。” Pichai表示。“當公司規模比較小時，員工瞭解某專案的機會就更大。”
但谷歌管理層越來越多地將“保密”作為維持決策控制的工具，谷歌的一些抗議員工則採用相反的方式：向媒體曝光以擴大影響。
過去兩年來，谷歌曾爆發過多次員工抗議活動，下面簡要回顧一下：
2017年6月：Damore備忘錄。谷歌工程師James Damore釋出了一份內部備忘錄，對員工多樣性在技術部門的作用提出異議，谷歌最終將他解僱。
2018年2月：Maven專案洩露，谷歌大部分員工首次得知公司的AI技術被五角大樓用來分析無人機軌跡。
2018年6月：Google宣佈Maven專案到期將不再續約。
2018年10月：《紐約時報》報導，谷歌將為因涉嫌性騷擾而離職的高管Andrew Rubin提供高達9000萬美元的離職補償金
2018年11月：谷歌員工罷工抗議，全球50個城市的約20000名谷歌員工遊行抗議谷歌對性騷擾事件的處理
2019年2月：“強制仲裁”制度廢止。谷歌表示不再要求現在和將來的員工就勞動糾紛強制進行內部仲裁。
2019年4月：AI顧問委員會解散
2019年5月：“報復事件”曝光。兩位谷歌員工發表公開信，稱因組織抗議罷工遭到谷歌的報復，谷歌員工對此舉行靜坐抗議。
2017年10月，谷歌抗議員工積極分子Fong-Jones和其他一些員工和與低薪工人合作的權益組織Coworker.org會面，以協助解決谷歌內部公關和內部組織策略問題。“我們很清楚，公司不會主動做任何事情，我們需要通過媒體施加壓力，”Fong-Jones說。2018年1月，她和其他14名現任和前任谷歌員工談到了辦公室騷擾以及谷歌對此問題的回應。
這些谷歌員工明白，在未經公司批准的情況下與媒體聯絡違反了谷歌的禁忌，該組織的成員在谷歌內部論壇上釋出了一個帖子，解釋了此次會面的動機，並明確表示他們在討論工作條件（屬於受勞動法保護的權利），並表示洩露谷歌產品或其他關於公司的機密資訊仍然屬於被禁止的行為。
不出所料，並非他們所有的同事都接受這個解釋。曾與《連線》雜誌聯絡的前谷歌員工McMillen說，當時那個帖子有很多負面評論，比如“你為什麼你要把谷歌的醜事外揚？”
在某些情況下，谷歌管理層已經表現出願意傾聽員工意見的傾向，並可能這些意見改變公司的決定。谷歌表示，公司現在規模太大，無法在每週一小時的會議中解決每一個問題。它正在嘗試增加不同的論壇和員工會議，比如專門討論某個主題的會議，最近釋出的多樣性報告就是一個例子。
在一位谷歌員工公開稱他們為“發聲的少數派”之後，抗議人士開始自稱“發聲的大多數”。無論其規模如何，不可否認的是，該團隊確實有影響力，在谷歌最後決定不續簽Project Maven合同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谷歌員工也開始將自己的權力擴充套件到公司之外。谷歌經歷的一次罷工要求是取消強制仲裁，強制仲裁要求員工在閉門的情況下與公司解決糾紛。一些谷歌員工已經把戰火帶到了華盛頓，國會正在推動立法禁止這種做法。
“國會議員與谷歌員工進行了會面，他們沒有與Chipotle員工會面，”谷歌員工Vicki Tardif說道，他已經在公司工作了八年。如果說他們能夠幫助推動某些事情的實現，那麼我們做的事情則更有效。”
Fong-Jones
Fong-Jones表示她對洩漏產品資訊持堅決反對的一個原因是，這為管理層減少與員工的資訊分享提供了充分理由。有人指出，去年8月發生的事情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當時Brin和Pichai在每週一次的TGIF會議上發表講話，很明顯在會議室參會的人，或者通過直播觀看的人洩露了會議內容。因為當時《紐約時報》記者在實時向全世界直播這次會議內容。
會上，一名員工站起來向“匿名洩密者”爆了粗口，贏來了在場員工的一片掌聲。“這永遠毀了TGIF。”McMillen說。
在罷工之前，Pichai向員工發出了一份備忘錄，表達了他對罷工員工的支援，並在當天的一次會議上承認谷歌並不總能做到正確的事。“公司內部存在憤怒和沮喪的氣氛，”他說。“我們都感受到了。我也感受到了。“
在山景城谷歌總部，首席財務官Ruth Porat和她的團隊一起參加了罷工。其他高管只是對是否參與罷工的問題避而不談。谷歌地理位置和本地化服務副總裁Jen Fitzpatrick表示，自己當天不在辦公室，當被問到她是否會抗議活動時，她拒絕回答。
谷歌公司對罷工抗議活動的某些反應可能讓組織者受到了錯誤的刺激。他們認為高管的支援是為了將罷工變成一場某種受到限制的公司野餐。有人問道，如果Porat支援罷工，為什麼她不利用自己高管的力量來實現罷工者的要求？
McMillen和Fong-Jones罷工事件不久後辭職，稱公司的回應缺乏實際意義。對於Fong-Jones來說，最大的失望是公司不願意遵守罷工組織者要求將工人代表列入董事會的要求。“普通員工在理解這些問題方面處於非常有利的地位，”她說。她很高興人們留下來繼續鬥爭，但她已經力盡了。
今年4月，谷歌內部的衝突進一步激化，當時兩名積極策劃罷工的女性Whittaker和Claire Stapleton發了一封公開信，指責谷歌對她們組織抗議活動進行報復。惠特克寫道，在AI理事會被解散後，她被告知，如果要留在公司，就要不得不放棄她在AI道德委員會和自己參與創辦的AI Now研究所的工作。Stapleton則表示，在谷歌工作了將近12年後，她在罷工後兩個月被告知將被降職，後來不久被要求休病假，而當時她沒有生病。
Claire Stapleton
她寫道，直到她聘請律師，谷歌才進行調查並撤回降職決定。谷歌通過公開信對此事進行了回應，稱“不存在報復行為，公司禁止在工作場所的任何報復行為，將對所有指控進行調查。”
抗議活動組織者已經開始將自己定位為勞動組織，有些人之前曾避免這樣做，他們擔心這會對傳統上更多地與管理層保持一致立場的員工產生偏見。在對Maven專案抗議期間，一些員工組織了“面試罷工”，即拒絕參加面試和招聘候選人，在“報復事件”後，他們又採取了這一方式作為對此事件的抗議性回應。
在5月1日國際勞動節這一天，在罷工六個月後，抗議員工接受了另一個老式勞工組織的策略——舉行靜坐討論以應對報復。在紐約，抗議員工情緒陷入陰沉，氣氛幾乎像守夜一樣。幾百名員工聚集在一起討論他們可能面臨的各種報復：組織，報導性騷擾。有人哭了。甚至有人討論組建工會。
“我們不會讓出自己爭取到的權益，”Whittaker說，“我們不會默不作聲。”
參考連結：
http://fortune.com/longform/inside-googles-civil-war/
編譯來自：新智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