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貿易增長放緩不是去全球化，但理應對這些事態發展感到擔憂。在全球一體化加速的幾十年裡，實踐證明國際貿易是促進繁榮發展的重要引擎 。在擁抱全球化的發展中國家，全球化推動了人均收入增長和減貧程序。
然而，日益加劇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對經濟安全的擔憂和供應鏈韌性促使一些國家透過改變供應鏈 “去風險”。除此之外，我們看到為解決國內貿易的分配影響和支援全球綠色轉型的貿易壁壘和補貼大量增加。雖然這些擔憂都是合理的，但我們必須避免這些做法帶來的非預期的後果，特別是對於發展中經濟體而言。
本文將討論在動盪時期重振國際貿易的三項建議。在討論具體細節之前，需要先介紹一些背景情況。
與之前的任何一次全球復甦相比，我們當前經歷的貨物和服務貿易增長速度是最低的。儘管全球貿易額超過了2019年的水平，但是2023年全球貨物貿易額比2022年出現下降。此外，在貿易和投資疲軟、高利率、債務累積和債務償還壓力不斷增加的情況下，預計2024年的發展中經濟體增長速度將持續第三年放緩。
如果說有所不同的話，就是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滯後於發達經濟體的貿易，亦滯後於本國的經濟活動，這些趨勢令人擔憂。一份即將釋出的世界銀行報告顯示，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等收入國家的出口為就業和收入增長作出了貢獻。參與國際市場也提高了有薪就業在就業結構中的比例，推動了就業的正規化。
除了宏觀經濟環境外，導致國際貿易增長減速和貿易格局重組的原因主要是政策選擇。自2020年起，出口禁令和其他貿易限制措施的數量增加了三倍，越來越多地傾向於在地緣政治上接近的國家之間採取“近岸外包”方式進行貿易。
這些措施降低了全球經濟效率。從俄烏衝突開始以來對貿易限制的依賴日益增加，包括對主要糧食和農業投入品的出口禁令，導致糧價上漲和波動性增加，進一步加劇了糧食不安全狀況。
補貼的增加對貿易產生的扭曲效應甚至超越了關稅。當前，近50%的貿易商品都受到補貼政策的影響，較2012年的20%有明顯增長。農產品補貼平均水平達到15%，製造業產品補貼平均水平達到8%。這些補貼的快速增加使其與關稅的作用相當明顯。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各國減緩政策的參與度和合規水平存在差異，這導致了全球生產可能向環境保護程度較低的地區轉移的擔憂。為了減少這些風險，許多國家已經加強了對進口產品的可持續性標準，並建立了碳邊境調節機制，以確保國內生產商不受來自環境標準較低國家的不公平競爭。
然而，善意的政策可能會給發展中國家帶來意想不到的嚴重後果。可持續性標準的實施成本很高，可能對機構能力較弱的國家造成過重的懲罰。邊境碳稅的調節也是如此，可能對發展中國家的中小企業和農業生產者產生不公平的影響。
所有這些措施的整合和加深都有可能對國際貿易產生重要的影響，甚至對經濟增長產生重要的影響。根據對現有估算的評估，這可能導致長期損失在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1%至7%之間。我們需要在可嘉目標和實際後果之間取得更好的平衡。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必須制定一套協調的戰略行動來支援發展中國家，為其找到一條平衡的過渡之路。
其中有三項行動最為突出。
第一，需恢復全球基於規則的貿易制度的基本功能，並確保公平競爭環境和提供可信的爭端解決機制是全球公共產品。
第二，在區域層面，雙邊或者多邊的貿易協定能夠有助於保障市場準入、減少交易成本並提高透明度。新一代的貿易協定備受關注，因為它們還特別關注著與貿易密切相關的邊境後問題。這些更為複雜的貿易協定關注的是國內市場的公平競爭、國有企業的公平競爭環境，以及勞動力和環境標準。然而，我們應該有意識地努力確保這些區域貿易協定，尤其是那些更為複雜的協定，在具備高度相似原則和操作標準的情況下具備“互操作性”。
第三，儘管現在存在著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和保護主義壓力，但發展中國家應該努力更深入地融入全球經濟。近年來，數字服務領域一直保持著不放緩的增長。儘管發展中經濟體的全球貨物貿易增長有所下降，但線上服務銷售額在2005年至2022年期間增長了250%。數字服務在為婦女、青年以及其他弱勢群體提供大量就業機會方面具有巨大潛力。然而，在很多人無法上網甚至沒有電力供應的情況下，成為數字服務出口商具備一定挑戰性。因此，全球一體化議程應該著眼於促進數字化並提高通電率。
來自：世界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