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典範走向幻滅:谷歌13億元的智慧城市夢

微胖發表於2020-05-11

從典範走向幻滅:谷歌13億元的智慧城市夢

和那些被棄專案的初始故事一樣,Sidewalk Labs一度被寄予厚望。

谷歌不僅計劃為該專案花費13億元,創造4萬多個就業崗位,年收入43億元,並在2040年前吸引至少380億元的投資。

最初,專案就像是一塊未經打磨的原石,隨著科技公司、立法者和政府官員、普通市民三方力量博弈的不斷展開與深入,原石逐漸失去對方向和初衷的掌控。

雖然 SideWalk 的退出是多重力量作用的結果,但最為棘手的部分仍然與資料治理與商業模式問題分不開。全球其他智慧城市專案,也會面臨類似的挑戰。 

專案資料信託首席專家和顧問 Ann Cavoukian 在辭職信中寫道,“我想象我們要建立一個智慧的隱私城市,而不是一個智慧的監視城市”。 

雖然人們很難提前知曉專案最後的模樣,是變成一把實用的斧頭,還是一塊只具觀賞性的擺件。但就目前的經驗故事來看,唯一能確定的是,最後的結果,往往會脫離最初的本意,荒腔走板。

撰文 | 微胖

編輯 | 四月

又一個谷歌城市專案,涼了。
歷經兩年半的拖延和博弈,谷歌母公司Alphabet旗下Sidewalk Labs最終宣佈放棄位於加拿大多倫多的水岸碼頭(Quayside)智慧城市專案。
“繼續Quaryside專案已沒有意義。” 在最近一份宣告中,Sidewalk Labs CEO Dan Doctoroff 宣佈,因新冠病毒大流行引發的經濟危機問題,“在不犧牲計劃核心部分的情況下,要讓這個12英畝的專案在財務上可行已經變得非常困難。” 
短短六百字,三次提到“可負擔性”(Affordability),不難看出掙個錢有多難。
從典範走向幻滅:谷歌13億元的智慧城市夢
Sidewalk Labs CEO Daniel L. Doctoroff 
和那些被棄專案的初始故事一樣,Sidewalk Labs一度被寄予厚望。 
谷歌不僅計劃為該專案花費13億元,創造4萬多個就業崗位,年收入43億元,並在2040年前吸引至少380億元的投資。這塊面積12英畝土地也曾承載著諸多奇思妙想,樂高積木般可變化的木質建築,零下十五度也可以進行室外活動的可自動加熱車道。 
如今,砸了五千多萬美元后,谷歌果斷及時止損。“被分手”的政府倒也灑脫,“非常相信有合作伙伴渴望進行合作”,“繼續尋找一種創新方式來開發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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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多Quayside開發專案的渲染圖。
 

 一   迷你「未來之城」

公園裡草地青翠,建築成模組化矗立,地下隧道中佈滿了線纜,機器人忙碌地運送著貨物。很多隻能停留在人們想象中的“未來產品”,自動駕駛汽車、自動感應行人的交通訊號燈、模組化的房子都將在這個社群成為可能。
2019年6月,SideWalk Labs 在一份長達 1500 多頁的專案規劃書(名為“明日多倫多”),詳細描繪了自己對智慧社群的憧憬,一個溫暖田園般的社群。公司預估,如果專案規劃書最終得到許可,這座超級智慧的迷你城市將在五六年之內建成。 
加拿大一直試圖圍繞創新重塑其經濟。2017年3月,作為一家獲得政府支援的代理機構,位於多倫多市中心東南部的Waterfront Toronto 在安大略湖東部城區獲得了12英畝的閒置工業區。一些當地科技領袖和風險投資家大開腦洞,希望將Quayside開發成一個向世界展示多倫多作為全球科技中心的視窗。 
2017年10月,谷歌旗下的 Sidewalk Labs贏得專案競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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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暖田園般的社群。 

直到今天,規劃書中的一些腦洞都讓人記憶猶新。 
城市交通無疑是這座迷你小城最為重要的部分。SideWalk 設計出了一套完全智慧和立體的公路交通系統。
比如,社群內將禁止私人車輛,取而代之的是自動駕駛公共汽車、冬天可以加熱的腳踏車道。為了利用競爭提高使用者體驗,社群還將測試各種型別的自動駕駛汽車。 
除了地面上的公路,交通系統還有集合包括電纜、水管、運貨機器人行走的通道等,甚至機器人可能會透過地下管道來運送貨物。 
Sidewalk Labs希望建立一個地下隧道網路來處理所有“最後一公里”服務的物流運輸,而不是讓街道上充斥著垃圾車和送貨司機,這包括創造機器人來收揀和管理垃圾和貨物的運輸。而且,這些隧道也會覆蓋未來的披薩外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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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個地下隧道網路來處理所有“最後一公里”服務的物流運輸。 

城市建築設計,也是頗具匠心。他們設想出世界上第一個完全由木材、而不是鋼筋混凝土建造的社群。其中,數千個價格實惠和低於市場價的住房單元,包括1700個廉價住宅和20%的中產住宅。Sidewalk 致力於解決民眾買得起或者租得起房的問題,避免成為韓國松島那種富人型的半空城市。 
更有趣的是,這座城市的所有建築都將是模組化的,想象一下你見過的最大的樂高積木。這包括建築中的預製橫樑,以及在需要時可以輕鬆更換的六角形人行道。 
環保、可持續發展要素也被考慮在內。比如可再生能源和智慧電網、清潔熱泵系統用於製冷和制熱,旨在增加垃圾回收利用率的智慧處理鏈,厭氧消化製造沼氣以及智慧化雨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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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yside一直強調室內和室外的無縫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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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具有自適應性,零下十幾度的多倫多,人們也能出來活動。


 二  城市安卓夢

事實上,Sidewalk Labs 正在將 Quayside 想象為一個三層結構。 
底層是一個隧道網路,或公用通道,作為城市的無形基礎設施。中間層是一個公共領域,或街道層面,承載人車流動和建築物等設施。最頂層是數字層,結合了一個感測器網路、一個詳細的社群地圖、模擬軟體,以及一個可供公民登入並管理其公共與私人資料的平臺。 
如果說,底層和中層就像是城市的四肢,被數字層徹底數碼化後,這座城市的終極指揮官就是一隻看不見的手——城市大腦AI,或者說,一座城市的安卓作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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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專案計劃書中,這座迷你城市被想象成一個多層結構。 
攤開谷歌過往的投資版圖,加上谷歌自身的技術儲備,其野心和遠見更可見一斑。 
整套系統從基礎物理硬體(比如感測器、攝像頭),到軟體、演算法系統,再到雲端、城市大腦AI系統,幾乎都可以在Alphabet、Google、Google Ventures經營多年的投資版圖裡找到供應商。比如,Nest、Waymo、Google Maps、機器人等。 
還有SideWalk Lab孵化的技術。2015 年 6 月,Doctoroff 和他的團隊牽頭收購了兩家公司,合併重組後成為一家獨立公司,叫做Intersection。該公司已經把紐約成千上萬臺舊式電話亭,改造成了免費的千兆速 WiFi 亭。 
2018 年 2 月 1 日,Sidewalk Labs 又宣佈剝離出一家新公司 Coord。Coord 將有助於自動駕駛汽車實時調整路線,避免擁堵、並排停車和不必要的通行費。谷歌地圖已經整合了 Coord,方便司機找到目的地附近的停車位。 
幾年前,我們就坐在那裡思考,如果有人接受將這些技術知識用於城市,那不是很好嗎?Alphabet執行董事長埃裡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曾對媒體回憶道。 
2015年,Sidewalk Labs 成立。當時,谷歌還煞費苦心地將公司總部設在了頗有大都市感的紐約,而不是技術範兒的矽谷。前紐約市副市長Dan Doctoroff 被請來做CEO,儘可能彌合軟體開發和城市規劃之間的巨大鴻溝。

 三  互撕兩年半,終究兩難全

就像開發商開發一個地產專案,樓蓋了、錢花了,總要講清楚怎麼把錢賺回來。 
“我們從事這項業務是為了賺錢。” Doctoroff 在談到公司設立初衷時,也曾直言不諱,將智慧城市從理念變成可以賺錢的業務。 
怎麼掙錢呢?無論Sidewalk Labs 怎麼修辭用語甚至玩文字遊戲,對於一個想做作業系統的公司來說,資料和智慧財產權可能是兩個最主要的盈利來源。 
技術創新意味著智慧財產權。近幾十年來,無形資產已成為創造財富的一個巨大來源。比如,無論是土地擁有者、運輸經營者還是公共事業公司,誰用我的技術,就要付費。 
採集、運營資料(包括所謂的“交易資料”),除了提供智慧公共服務,比如車站有沒有公共汽車?還能將資料商品化。 
《環球郵報》(The Globe And Mail)發現的一份早期規劃檔案揭示了Sidewalk對社群的創始願景,其中包括擁有追蹤和預測人們運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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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問題在於:一座城市的公共領域資料,交由一家企業來壟斷和運營、獲利,而且還是一家美國科技巨頭,怎麼把故事說圓了,讓民眾和政府點頭? 
讓這座城市聰明起來的物理基礎,正是那些無所不在的感測器、攝像頭、探測器、光纖等。他們每天產生海量資料,涉及居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們屬於誰?公司企業還是城市?誰來運營和管理?商業模式是什麼?我們的錢掏得是否合理? 
作為回應,Sidewalk Labs 釋出了“負責任的資料使用框架”,明確表達了在資料收集,資料使用和數字治理方面的觀點。 
比如,將資料捕獲限制在整個城市的「最低限度」,只蒐集解決現有問題所需的資料。 
例如,該公司內部的 Sense Lab 正在開發一種攝像機系統,可以將監視錄影帶壓縮成一系列模糊的輪廓。 
如果公司想分析碼頭區的行人模式,它會使用鐳射雷達裝置來探測物體,或者是解析度很低的相機,或者是隻對行人計數但並不採集影像的裝置。 
再比如,絕不會將個人資料出售給第三方或將其用於廣告宣傳,並且它將在收集個人資料時尋求通知個人。 
公司還打算建立第三方獨立機構來管理資料的採集和利用。在資料儲存上,Sidewalk Labs也同意所有個人資訊都將儲存在加拿大。 
但是,市民並不買賬。 
比如,SideWalk 蒐集所有資料從源頭處就不會匿名。如果沒有匿名化,一個人的活動可以透過多個來源和不同的資料庫聯絡起來,跟蹤他一天的活動。 
專案資料信託首席專家和顧問 Ann Cavoukian 曾敦促公司禁止這麼做,結果遭拒絕。“我想象我們要建立一個智慧的隱私城市,而不是一個智慧的監視城市。” Cavoukian 在辭職信中寫道。 
再比如,獲取同意的方式甚至比智慧手機應用程式的“點選同意”更間接。公司將自己開發的一些標誌將張貼在某個區域,以使居民,工人,訪客,兒童或任何人知道他們正在受到何種裝置以及目的的監視。按照這個邏輯,拒絕被監視的唯一方法就是你不存在於這個地方。 
“當您將Alexa放在家裡或將電子裝置連線到線上帳戶時,您可以說您同意。” CCLA執行董事邁克爾·布萊恩特(Michael Bryant)曾批評道,“從多倫多的一個街區步行到下一個街區時,要說您同意,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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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市民甚至發現該計劃似乎並沒有像開始時所承諾的那樣,將公民置於數字創新設計過程的中心。規劃書關鍵詞頻率顯示,“資料”遠比“人”要靠前,被視為隱含偏見。 
多次博弈的結果是,Sidewalk Labs 不斷妥協,以致於最後招架不住。 
公司不會對社群生產的資料商業化 ,賺錢的方式主要是分享稅收以及開發費用。比如,“有權……在整個地理區域中享有土地價值上漲的份額……在所有土地上均享有開發商費用和增量稅收的份額”。在宣佈退出專案之前,公司負責人曾對媒體表示。 
與此同時又婉轉表示,不確定還能否從這個專案上獲得盈利。 
在一些業內人士看來,Sidewalk Labs 在規劃書中明確“放棄不直接與公共利益相關的收入來源”,包括“資料商品化”和“尋求減稅”的做法,無異於“揮刀自宮”。 
“資料運營並不是簡單的採集和倒賣資料,而會作為未來城市的基本執行邏輯,融入城市的血脈。去掉了這個主線以後,方案變得平庸不說,這個失去了初心的專案能不能成立都成了問題。”資深智慧城市專家王鵬在一篇文章中分析指出。

 四  雖英雄雲集,但皆為序章

類似谷歌這樣的智慧城市專案,全球還有不少。 
除了部署大量感測器來追蹤空氣質量、免費停車位和公共場所的垃圾桶數量等,西班牙的巴塞羅那也涉足了超級街區的理念——限制小城區內交通速度和交通流量,優先考慮市民們騎腳踏車和行人們的移動。 
亞洲國家更加活躍。新加坡正在使用感測器專案瞭解人們的能源使用和廢物產量,也在考慮在城市中部署強制性 GPS 系統實時追蹤道路上的車輛。 
韓國打造出有史最大理想之城——韓國松島。中國雄安新區,也引發世人矚目。 
真正大手筆還是要屬沙特王儲 Mohammed bin Salman 宣佈啟動的紅海沿岸計劃城市專案 Neom,連孫正義都在為他們站臺。 
不過,大部分智慧城市專案還處於非常早期的階段,很多專案甚至只是空有其名。水岸專案被放棄始末,也充分展現出智慧城市落地背後的複雜與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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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難度高,當然是一個重要因素。 
為了中標,文字可以充分描繪未來願景,但是,技術暢想如何與眼下的實施相銜接,是所有未來城市專案面臨的挑戰。 
特別是,規劃裡的一些技術還只是概念。「這個工具還不存在,」 Sidewalk Labs 首席策略官 Rit Aggarwala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坦言,「我們需要打造它,因為目前市面上最好的工具很貴,很慢,且分析結果非常粗糙。」 
但是,被忽視或者低估的,往往是複雜的非技術因素,這恐怕也是Sidewalk當年過於自信的那部分。 
城市與手機、平板不同,其智慧化不僅是技術和錢的問題,更涉及一系列基礎設施、法規政策、複雜社會關係、政治利益甚至大眾觀念的角力。 
比如,需要監管框架來監督新技術和資料的使用,這將增加監管和行政負擔,提高了戰略落實的複雜性。 
與此同時,公民和利益相關者更容易關切自身利益,無論是對資料治理的透明化要求甚至是提前被告知盈利方式,觀念都會構成專案推進最為挑戰的部分。 
雖然大家都想知道公司怎麼賺錢,但是,大多數智慧解決方案較為新穎,商業模式也尚未經過事實檢驗。「如果說,我們百分之百地相信,透過這個專案,可以確切地知道我們的商業模式是什麼,那是不準確的。」 Sidewalk Labs 首席策略官 Rit Aggarwala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坦言。
另外,智慧城市解決方案通常成本較高回報不確定、投資回收期較長,很難確保前期資金。
這些綜合作用、最終導致SideWalk 退出的因素,多半也會對世界上其他智慧城市專案構成挑戰(中國可能是個例外)
一開始,專案像是一塊未經打磨的原石,在多重外界力量的作用下,人們逐漸難以預測其最終命運,究竟會落地成當初的模樣,還是一塊連觀賞性都不具備的爛尾。
但唯一能確定的是,最後的結果,往往會脫離最初的本意,荒腔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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