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人類發展史和城市發展史，瘟疫一直是促進城市規劃發展的重要動力。
早在瘟疫頻發的古羅馬時期，維特魯威就關注到綠地、沼澤與城市健康的關係。1486年瘟疫導致米蘭一半人口死亡，達芬奇就此設計了理想城市的圖紙和模型，針對中世紀擁擠曲折和堆疊的城市，提出了緊湊向上的結構、液壓裝置實現的人工運河、寬敞通風的道路、街道寬度與建築高度匹配等，與後來柯布等的現代城市思想非常相似。
2月10日，上海新天地一家啤酒屋門前，商家的吉祥物被戴上了口罩。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如果說，現代城市依靠公共衛生設施和制度，以及其他城市基礎設施，消滅了鼠疫、霍亂等，那麼，當下的傳染病爆發——從SARS、H1N1、H7N9、EBOLA到MERS和現在的新冠肺炎，其傳播過程與人口大規模聚集和全球化高速流動密切相關，某種程度上是一種特別的大城市病。
對此，我們不能因噎廢食，終止城市的集聚和效率的提升，只能透過城市治理能力升級來應對。
所幸，相比17年前的SARS，本次新冠疫情中，我們看到，因為資訊科技發展，有了大量應對各種城市治理問題的工具。
前言 一次壓力測試
筆者認為，城市的本質是，“透過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集中供給，在空間、環境、能源等有限資源條件下實現生產效率和居民幸福感的提升的複雜功能網路平臺”，而智慧城市則是，透過資料和計算，更高效地連線資源供需雙方，使資源供需更精準地匹配，使有限的存量資源發揮更大的效率。
在此意義上思考，我們可以把應對疫情理解為，面對城市資源排程的一種極端特殊場景的壓力測試。
疫情應對的各環節，很大程度上可抽象為資訊的採集-計算-決策過程。當下，各種醫學資訊、物資資訊、政策指令資訊、輿情資訊全部高速流動。無論是網路整體複雜度、線上交流密度、線上交易密度，還是線下聚集密度與流動強度，都遠超17年之前。因此，在靜態空間策略之外，現代城市治理更應關注，在高頻、高精度的時空場景下，新的時空治理方法論和技術體系——這甚至意味著城市規劃和治理體系的全面升級。
很遺憾的是，至少本次疫情蔓延的前期，在資源排程方面，中國的大多數“智慧城市”，未見出色表現。
這實際體現出，我們的“智慧城市”，仍處於“數字城市”建設的早期。之前完成的，只是部分行業資訊化，以及建立靜態資料匯聚機制的工作。甚至，看似是線上能力建設，但更多還是關注靜態的空間和設施——跟以往的蓋樓修路並無本質區別。
而與疫情相關的各類綜合動態場景，涉及的絕大多數資源都帶有時空屬性。因其綜合程度高，複雜性又遠超日常的交通、安防等場景，可以說，這次疫情應對，是對城市治理水平的最大考驗，其過程也為下一階段的智慧城市建設指出了短板和努力方向。
“時空資訊”並非新概念。以往，我們往往將其等同於基本靜態的空間資料或GIS。而物聯網、5G技術興起後，萬物互聯並實時線上，越來越多的高時空精度和高時間頻度應用需求爆發，使時空資訊處理計算能力逐漸成為智慧城市最重要的技術核心，並融合GIS、BIM、IoT、AI等能力，形成新的城市資訊模型CIM概念。
以下，本文嘗試從時空資訊思維的角度，解析本次疫情各種場景中體現的智慧城市技術發展水平和問題。
2月10日，上海寫字樓的安保人員，準備給進電梯的人量體溫。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