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徑山報告

2020年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明確提出“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構建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5月23日，習總書記在看望參加全國政協經濟界委員的聯組會議上進一步強調“要逐步形成以國內大迴圈為主體、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培育新形勢下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這是全球化重構時代我國經濟發展的重大戰略抉擇，也是構建高水平開放、制度型開放新格局的必然要求，更是“十四五”時期實現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根本保障。

“十四五”時期中國經濟金融發展的內外部環境面臨三大變化：

一是人口紅利和低勞動成本優勢趨於消失。自2014年以來，我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已經處於逐年下降的趨勢，勞動年齡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由2010年的74.5%下降至當前的71%。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殆盡，農民工人數增速近年來持續放緩，目前已接近於零增長。在傳統“人口紅利”優勢趨於衰竭的同時，人口老齡化壓力和農民工市民化壓力未來還可能導致“人口負債”。

二是後發優勢不再。隨著經濟的不斷髮展，我國大多數產業距離世界技術前沿差距不斷縮小，一些產業處於領先地位。在這種情況下，通過跟隨和學習實現經濟發展變得越來越困難，必須通過自主研發實現創新驅動式的發展。

三是相對有利的外部發展環境正在發生深刻改變。逆全球化、民粹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此起彼伏，世界經濟可能面臨長期停滯，中美博弈與對抗升級不可避免。新冠疫情衝擊長期化和複雜化，加劇外部環境的惡化。 

我國超大規模市場新優勢，是一個全面、系統的概念，具有豐富的內涵，這個市場涵蓋了勞動力、消費、產業、創新、金融、物流、房地產等各類市場；既包括商品市場和服務市場，也包括要素市場；既涉及實體經濟，也涉及虛擬經濟。超大規模市場並不僅僅以某些市場達到世界最大規模來衡量，更為重要的是強調全國統一的市場，以及對全球市場能夠產生重大影響，對內迴圈與雙迴圈能夠形成有力支撐的大市場。可以說，像我國這樣超大規模的統一市場，全世界只有一個。當然，儘管我國超大規模市場新優勢蘊藏著巨大潛力，但要轉化成現實優勢，充分發揮其效能，需要一系列條件，目前還面臨不少障礙和挑戰。要真正實現潛在優勢到現實效能的轉變，更好地促進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還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採取一系列政策措施。

我國超大規模市場新優勢的內涵

“十四五”時期，面對國內外更加複雜嚴峻形勢，在傳統優勢趨於消失的同時，中國經濟必須挖掘和釋放超大規模市場新優勢潛力。具體而言，中國超大規模市場新優勢包含如下五方面基本內涵。

（一）新一代青壯年人口優勢

“十四五”時期新一代青壯年人口優勢將進一步體現。超大規模市場新優勢首先是由我國超大規模的人口數量決定的。截止2019年年末，我國大陸總人口數量為14.0005億人，佔全球人口數量的18.4%。主要經濟體比較來看，美國的人口數量約為3.27億人，歐盟為5.13億人，日本為1.27億人，東盟為6.54億人 。超大規模人口數量意味著我國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勞動力群體。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為9.92億人，佔到全球勞動年齡人口總量的五分之一，比美、歐、日的總和還要多——美國、歐盟和日本的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分別為2.14億、3.31億和0.76億人 。儘管隨著出生率下降和人均壽命延長，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數量2014年以來已經處於下降趨勢；但從國際比較來看，我國在未來較長時期內仍將擁有世界上相對規模最大的優質勞動力資源——到2030年，我國20-50歲（即八零後、九零後、零零後）的青壯年人口數量將達到6.12億人，其中20-40歲（即九零後和零零後）的青年人口數量為3.90億人。這些人群成長於中國經濟蓬勃發展的高速增長期，受教育程度高，是網際網路等新經濟時代的原住民，正在成為各行各業的生力軍，為我國經濟發展持續注入新鮮血液，使我國成為人力資本積累的後起之秀，一代更比一代強，必將具有更強的創造力和國際競爭力。

從長期趨勢看，人口結構變化是影響儲蓄率最重要的因素。我國儲蓄率總體上處於下降趨勢，2008年達到高點52.3%以後開始下降，但目前仍高達46%，遠高於20%的世界平均水平，也高於其他高儲蓄的東亞經濟體。根據世界銀行收入水平分類標準，中國目前屬於中上收入國家，而我國儲蓄率高出中上收入國家平均水平（2018年為32.2%）14個百分點，對於經濟長期發展具有積極促進作用。

（二）超大規模消費市場優勢

“十四五”時期我國超大規模消費市場優勢將進一步強化。2019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到41.16萬億元，按照當年1:6.9的平均匯率折算，相當於5.97萬億美元，已經超過美國5.46萬億美元的零售總額，成為世界第一大消費市場。全年社會物流總額達到298萬億元，完成貨物週轉量共計194045億噸公里，日均快遞達2.6億件。

巨集觀數字背後是更多具體、鮮活的行業案例和微觀故事。近年來，中國已經在越來越多的行業成為第一大消費國。例如，在汽車和住房等大件消費方面，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市場。2019年全國汽車銷量達到2575萬輛，佔到全球汽車總銷量的28.5%，大幅高於北美的2087萬輛和歐洲的1970萬輛。2019年全國商品房銷售額達到15.97萬億元，銷售面積達到17.16萬平方米。

又如，春節等節假日期間動輒數以億計的人口出行量一方面表明了我國超大規模的客運交通運輸需求，另一方面也顯示了我國交通運輸體系超複雜、超強度承載能力。以2019年春運期間為例，全國鐵路、道路、水路、民航累計傳送旅客29.8億人次，其中鐵路系統傳送旅客量超過1000萬人次的天數達到23天。北京、上海、廣州三個城市的地鐵客運量均位列全球前五，成為世界上最繁忙的地鐵系統之一。2019年北京地鐵工作日的日均客流量超過1200萬人次，最大日客流量達到1327萬人次，上海和廣州地鐵的日均客流量也分別高達1063萬人次和907萬人次。

再如，跨境出遊人數和跨境消費，我國都是全球市場的第一大貢獻來源。2019年我國國內旅遊人數為60.06億人次，出境旅遊人數達到1.55億人次。根據麥肯錫釋出的《中國奢侈品報告2019》，中國人2018年在境內及境外的奢侈品消費金額達到7700億元人民幣，佔到全球奢侈品消費總額的三分之一；中國貢獻了2012年至2018年期間全球奢侈品增量市場的超過一半。此外，2019年我國原油消費量達到1451萬桶/天，佔到全球總消費量的14.4%，與歐洲地區的石油消費量基本相當。高達70%的石油對外依存度使得我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進口國。

中等收入群體人數的快速增長是促成中國消費規模不斷壯大的重要原因。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孕育了一大批具有較高消費能力的中等收入群體。目前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的人數已經超過了4億，按照同樣的標準（三口之家年均收入10-50萬元人民幣），歐盟、美國和日本的中等收入群體數量分別約為2.1億、1億、8500萬人。換言之，按照該標準，目前我國的中等收入群體人數已經大致相當於歐美日的總和。根據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測算，到2035年前後，我國的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有望實現倍增，達到8億左右。

從巨集觀經濟結構來看，由投資驅動向消費拉動轉型也是當前及未來中國經濟的一個顯著特徵。過去長期以來，中國經濟的巨集觀支出結構呈現低消費、高儲蓄、高投資的典型特徵——居民消費率由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53%下降至2010年的35.6%，降低了17.4個百分點；國民經濟的總體消費率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超過65%下降至2010年的最低點48.5%。儘管消費率自2011年起開始逐步回升，但仍然明顯偏低：2018年，我國居民消費佔GDP的比例僅為39.4%，總消費率僅為54.3%，這兩個數字不僅低於美國、日本、德國等已開發國家，而且低於印度、巴西等新興市場經濟體，在主要經濟體中是最低的。這意味著，未來我國消費率仍存在一定的上升空間。

圖1  代表性國家的居民消費率和總消費率（2018年）

資料來源：中國資料來自Wind資料庫，其他國家資料來自世界銀行WDI資料庫。

（三）科技創新與技術產業化應用規模優勢

“十四五”時期超大規模市場賦予的新技術湧現、廣泛應用場景等創新迭代優勢將進一步強化。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在科技創新和風險投資領域有重要體現。首先，超大規模市場意味著更高的新技術湧現概率。人口基數和經濟實力是影響科技創新的兩個基礎性因素。自主創新條件下，人口基數越大，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從事科技研發的人數就越多，新發明新技術湧現的概率就越高。創新成果越多，內部市場分享面越大，而且可以不必過分追求各個主體的研發投入比例，計算研發總量就有意義。我國人均GDP為1萬美元，但擁有的公共產品規模，包括大型科研裝備等，與人均GDP超過3萬美元的國家相比是不差的。近年來，我國的科研經費投入不斷增長，科研經費投入佔GDP比重由2000年的0.89%上升至2019年2.19%。“十三五”規劃綱要中更是明確將“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投入強度”列為指導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定量目標。

儘管從研發投入強度來看，我國目前的水平仍低於主要已開發國家——例如，2018年美國的研發投入強度為2.83%，日本為3.26%，德國為3.13%，OECD國家平均為2.40%；但從研發投入金額的絕對量上看，我國2019年研發經費共計21737億元，僅次於美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研發投入國。

再如，從全球經驗看，創新型城市往往出現在人力資源集中、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方，如美國矽谷、中國深圳、印度班加羅爾等。這些城市主要受到科技、知識、人力、文化、體制等創新要素驅動發展，並對周邊區域具有高階輻射與引領作用，可以形成創新性區域經濟，對一國高階創新有較大的引領和促進作用。

發明專利申請量和高水平科技論文發表量是衡量一個國家科技創新水平的重要指標。根據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的統計數字，2019年全球共申請了26.58萬件PCT發明專利，其中中國申請58990萬件，首次超過美國成為發明專利的第一大申請國。在數字通訊、計算機技術、視聽技術等領域，中國的發明專利數量均處於領先地位。2018年，中國發表科技論文數量為599386篇，位居美國（683003）之後，但已遠超過排名第三第四的英國（211710）和德國（180608）。從論文被引用次數來看，中國與美國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拉開，但仍居於第二位。以代表頂尖水平科學論文發表量的“自然指數”來衡量，中國2019年的得分為17724，相距美國（28330）亦具有較大差距，但遠高於緊隨其後的德國、英國和日本。

其次，超大規模市場還為新技術的產業化落地創造了更廣闊的空間、更豐富的應用場景和更充分的試錯機會。大多數技術具有“規模經濟”的特性——在一定範圍內，平均成本會隨著產量或應用人數的增加而降低。這一點在製造業領域和現代服務業領域均有明顯體現。在製造業領域，中國龐大的市場需求為新能源汽車的大規模量產和技術迭代創造了有利環境，正因如此，特斯拉等電動汽車企業願意到中國設廠。在服務業領域，高達12億的網際網路網民數量和超過11億的移動網際網路月度活躍用規模，為各類電腦和手機應用（APP）的開發、試錯、快速成長創造了有利環境，不僅使得中國誕生了諸如阿里、騰訊等網際網路巨頭企業，而且還催生了位元組跳動等新一代在全球範圍內具有創新性和引領力的移動網際網路企業。在超大規模的統一市場中，可以容納更多的大企業相互競爭，難以形成壟斷，而且有利於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超大規模市場促進創新型城市建設和產業配套完善，也為高階科技裝置“備胎”提供了充分的開發、試驗空間。網際網路科技巨頭公司普遍實行技術備胎計劃，正是依託了鉅額的人力和資金投入、其他產品利潤支撐和廣泛的業務應用場景。市場規模不大、經濟體量較小的經濟體很難有足夠的力量進行技術備胎研發。

資料表明，近年來全球創投市場的重心正在逐漸向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東南亞經濟區域轉移。根據《2019科創獨角獸研究報告》，截止2019年6月全球共有452家“獨角獸”公司，其中來自中國的公司數量達到180家，與美國（179家）相當，成為全球孕育科創企業最活躍的市場之一。2019年上半年，中國境內本土創投基金的募資規模達到391.68億美元，已經超過美國創投基金的募資規模（370.51億美元）；而從投融資事件數量及總金額來看，2015-2018年，中國均高於美國。

圖2  2019年代表性國家PCT發明專利申請數量

資料來源：《自然》雜誌官方網站

（四）超大規模金融市場優勢

“十四五”時期，超大規模金融市場將會進一步發展壯大，服務實體經濟能力也將進一步強化。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金融業幾乎從零起步，從單一結構走向門類齊全、功能完備的金融市場，對經濟高速增長髮揮了關鍵作用。金融競爭力是國家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各國經驗來看，金融市場發展是一把“雙刃劍”，對金融市場規模擴大與實體經濟發展的關係，需要全面地、辯證地看待。如果金融過度發展或脫實向虛，必然會影響到實體經濟發展，一旦釀成了金融危機，更會嚴重傷害到實體經濟；但如果金融與實體經濟發展是適應的、匹配的，能夠最大效率地轉化儲蓄為投資，促進消費擴大，兩者就會良性互動，共同發展。特別是股權融資比重提高，有利於降低巨集觀槓桿率，改善企業資產負債表。美國擁有全世界規模最大、最發達的金融市場，股市市值與債券市場餘額佔GDP比重超過400%，對於支撐其龐大的經濟、軍事、科技實力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當前，我國金融市場已經具備了成為超大規模金融市場的潛力，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中國金融市場的體量已經位居全球前列。截至2019年末，人民幣信貸餘額超150萬億，居全球第一位；股票市場市值超60萬億，債券市場託管餘額近100萬億，均位居全球第二位。

二是中國金融市場擁有規模龐大、結構多樣的投資者群體。以A股市場投資者為例，截至2019年末，投資者數量達15975.24萬，較上年同期增長9.04%，其中個人投資者佔比高達99.76%。從機構投資者看，經過多年發展，A股市場機構投資者群體不斷壯大，公募基金、保險資金、社保基金、資管機構、QFII等多元化、多層次的機構投資者競爭合作發展格局逐步形成。

三是隨著中等收入群體擴大和人口老齡化時代來臨，居民資產配置和財富管理需求持續增長。隨著居民收入增長，財富管理需求和資產配置也將發生重要變化。

四是新冠疫情衝擊加速了海外資金配置中國金融資產的需求。我國率先走出疫情，率先恢復經濟，金融市場表現出較好韌性和較強活力。而海外疫情持續擴散，無限量、無底線的量化寬鬆政策不僅透支了政策效力，普遍的零利率甚至負利率更使得金融資產收益率大大下降。相比之下，中國金融資產的安全性、穩健性、收益性優勢便凸顯出來。今年上半年，北向資金淨流入超過1100億元，同比增幅在20%以上，反映出海外機構配置中國金融資產的需求上升。

（五）超大規模市場地區收斂優勢

“十四五”時期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內部的地區收斂效應將進一步顯現。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這既是中國經濟金融發展面臨的問題和挑戰，也蘊含著未來可持續發展的潛力和機遇。超大規模市場內部較大的區域差距為經濟持續發展提供了潛力、機遇、韌性和活力，這是超大規模經濟體的獨特優勢，是其他經濟體所無法比擬的。

一方面，我國1000萬人口以上的都市圈達到24個，都市圈、城市群可成為承載發展要素的主要空間形式，而較大的區域差距為產業轉移、梯度發展，以及建立完整的經濟體系提供了可能性，隨著制度型成本和交易費用的下降，一部分中西部地區完全有條件承接東部地區的產業，使得我國經濟在面對外部衝擊時擁有較大的迴旋餘地。

另一方面，雖然地區差距大並不能自然促進增長，但不同地區之間潛在增長率不同，資源配置效率也有差異，為各地區你追我趕、競爭合作、優勢互補創造了條件，潛在增長率高的地區就可以實現更快增長，生產力可以實現較多提升，資源配置會更加平衡與有效，從而為整個國家經濟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同時，超大規模市場內部區域差距還存在對衝效應。一些地區發展滯後了，發達省市可以對口幫扶，這些地區的勞動力也可以流動到發達地區，獲得更高收入，這使得中國作為一個整體，有效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而其他中小型經濟體則很難做到這一點。

需要指出的是，落後地區追趕發達地區的收斂效應並不是天然存在的，也不是說越落後的地區發展潛力越大。不同發展水平的地區稟賦優勢有差異，潛在增長率也不同，如何精準發掘區域優勢、釋放增長潛力是落後地區實現收斂效應的前提。過去二十年不同省份的發展經驗顯示，一些落後地區實現了快速追趕，而另一些地區仍原地踏步甚至更加落後。造成這種區域差距擴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並不能否認落後地區的追趕潛力和收斂效應，關鍵是創造條件，精準發掘並釋放增長潛力。

2019年我國人均GDP最高的三個地區分別是北京（2.38萬美元）、上海（2.28萬美元）、江蘇（1.79萬美元）。人均GDP最低的三個地區分別是甘肅（0.48萬美元）、黑龍江（0.52萬美元）、廣西（0.62萬美元），尚不及哥倫比亞、利比亞、祕魯等中等偏下收入國家的水平。人均GDP超過全國平均水平即1萬美元的省份僅10個，佔三分之一；人均GDP最低的甘肅省僅相當於北京市的五分之一。不同地區之間金融發展和金融資源分佈差異同樣很大。銀行貸款、債券融資、股權融資是實體經濟三大融資來源， 2019年銀行貸款及股權融資最多的省份為廣東省，三分之一省份不到廣東的十分之一；債券融資規模最大的是北京市，其債券融資規模超過了人均GDP排名後十四位所有省份之和。上市公司群體基本上匯聚了各行業最優秀的企業代表，一個地區上市公司數量和市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區域經濟競爭力。從3800多家A股上市公司的分佈情況看，廣東、浙江、江蘇分別以649、470、442家上市公司位居前三位，合計佔比40%，上市公司數量不足50家的省份達12個。如果考慮海外上市的情況，省際差異會更大。

圖4  2019年中國各省級行政單位GDP及人均GDP

資料來源：三種融資渠道資料來源於人民銀行公佈的各地區社會融資規模增量及分項，上市公司數量來源於wind統計，分別取2019年各省級單位貸款增量、企業債券增量、股權融資增量，上市公司數量為截止2020年4月底的資料。每一項數值最高的省份為1，其餘省份資料則為佔最高省份的比例。

較大的地區差異蘊含著增長潛力，落後地區追趕發達地區、縮小區域差距的過程本身就是經濟增長潛力釋放、產業轉移升級、國內貿易增長的過程。以鄰省安徽和江蘇為例，2010年前者人均GDP僅佔到後者的37.9%，而2019年這一差距已縮小為47.4%，提升了近10個百分點；安徽經濟總量在全國的排名從第14位上升到第10位。

超大規模市場與對外開放

“十四五”時期超大規模市場的開放優勢將進一步得到發揮，構建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條件更加有利。超大規模市場並非一個封閉的國內市場，而是一個開放、包容、聯通國際的市場，是世界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

近年來，我國通過實施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形成了進出口平衡發展、利用外資和對外投資相互協調的良性迴圈，為全球大規模的貨物服務貿易往來、跨境資金流動以及我國積極融入國際產業鏈供應鏈提供了廣闊的空間。我國超大規模市場促進了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市場深度融合，助推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一）我國貨物與服務進出口較快增長，成為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2001年我國加入WTO後，與世界經濟相互依存程度不斷加深，連續多年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資料顯示，1980至2019年，我國貨物與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達到56.72萬億美元。一般貿易額佔全球出口比重不斷上升，機械裝置、紡織紗線、織物及製品、服裝、電動機及發電機、積體電路等產業出口金額居前。進口總額也不斷提升，主要進口品種為原油、農產品、汽車、礦砂、鋼材等。與我國有貿易往來的國家和地區超過230個，很多與我國互為重要貿易伙伴。2020年上半年，即使在新冠疫情的衝擊之下，我國出口和進口僅分別下降了3.0%和3.3%，6月出口和進口分別增長了4.3%和6.2%。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帶來的大規模跨境貨物服務貿易往來為建立開放型世界經濟、拉動世界經濟增長貢獻了中國力量。

圖6  1980至2019年我國貨物與服務貿易進出口情況

資料來源：Wind

（二）大規模跨境資金往來通暢便捷，促進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

改革開放以來，大量境外資本和企業來華投資，使我國快速形成了製造業產業鏈的國際生產網路。即使在近幾年全球投資不景氣的背景下，我國仍保持了第二大外資流入國的地位。根據國家統計局資料，2001年至今，我國實際利用外資額總計達到1.8萬億美元，投資來源地國家和地區達到179個。截至2019年底，我國累計設立外資企業數突破100萬家，而全年新設外資企業達到4.1萬家，達到歷史新高。特別是我國高科技產業，2019年全年吸收外資增長25.6%，其中高技術服務業增長44.3%，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增長了68.4%。

今年上半年，在全球跨國投資遭受重創的背景下，我國實際使用外資4722億元人民幣，同比微降1.3%，而美國對華實際投資同比增長了6%。同時，注重對外投資協調發展。《2018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2018年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流量和存量穩居全球前三，且投資覆蓋全球188個國家和地區，投資行業分佈廣泛。2020年上半年，我國對全球159個國家和地區直接投資515億美元，同比微降0.7%，其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81.2億美元，同比增長19.4%。對外投資企業在稅收和就業方面對當地貢獻明顯，取得良好的雙贏效果。通過吸收和配置全球資源，推動海外佈局與國內產業協同互補，增強對全球資源的整合和掌控能力，加速了我國製造業實現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在開放合作中形成更強創新力、更高附加值的產業鏈。

從金融市場跨境資金往來看，資本賬戶的開放程式不斷加快。截至2019年底，境外機構和個人持有境內人民幣金融資產總量共計6.41萬億元，其中，有2/3以上的資金投資於我國股票和債券市場。2019年，滬深港通總成交額達到9.76萬億元。截至7月10日，今年通過滬深港通進入A股市場的淨買入資金就已經超過1700億元人民幣。截至6月末，境外機構的債券託管量為2.19萬億人民幣，比5月末多增829億元，同比大幅提高33.48%。

（三）超大規模消費市場是促進雙迴圈的“壓艙石”和“助推器”

近年來，美國、歐洲等國家實施“再工業化”，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也進一步加速全球產業鏈的重新佈局，但全球化趨勢不可逆轉，網際網路、數字技術已成為全球化最大推手，必將打造升級版的全球化，企業以服務消費者需求為導向的客觀規律不會改變，我國不斷壯大的國內消費市場，必將增強對外國投資者和企業的吸引力，全球產業鏈無法與中國“脫鉤”。這種壓艙石效應不僅在汽車、鐵礦石、日用消費品等傳統行業表現得尤為突出，而且近年來在電子產品、半導體、新能源汽車等高科技領域也開始發揮作用。這種巨大的消費市場優勢不僅使我國成為全球產業鏈重構的基石，而且還是培育我國自身產業鏈競爭力的“助推器”。過去，我國藉助國內超大規模消費市場優勢在房地產、家電、個人電腦、手機等產業鏈形成了較強的國際競爭力；未來，由於網際網路服務、晶片製造、大資料、人工智慧等領域具有更強的“規模經濟”特徵，因而這種“助推器”效應還會更加凸顯。

（四）完整的製造業體系助推我國積極融入國際產業鏈，鞏固和提升我國國際分工地位

近年來，我國製造業規模持續壯大，製造業增加值佔世界製造業的比重進一步提高。我國已經成為世界製造體系完整度最高的國家，工業覆蓋聯合國工業體系全部門類，產業鏈較完備，上下游產業配套能力較強，增加了我國應對外部衝擊的韌性和迴旋餘地。在疫情衝擊下，我國迅速恢復了生產能力，特別是與抗疫直接相關的口罩、防護服、呼吸機等防護裝置，不僅滿足了國內需求，還及時給各國提供援助，有力支援了全球抗疫。中國已成為全球供應鏈不可或缺的輻射中心，同時也是全球供應鏈的重要需求方，自身產業鏈存在著不穩、不強、不安全的問題，特別是對資源品和高附加值零件與裝置等進口依存度較高，需要進一步融入國際經濟，不斷補鏈、固鏈、強鏈，引進來，走出去，形成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並重的格局，深入融入全球經濟投融資活動，努力培育新形勢下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五）科技創新和技術產業化規模優勢將加速國內國際市場融合

新一代科技創新與技術產業化應用以網際網路服務、大資料、人工智慧等資訊科技領域為代表，其典型特徵是區別於普通物質商品，能夠突破傳統的地理界限，加速國內國際市場的相互融合，更好促進國內國際經濟雙迴圈。例如，我國的移動支付技術，依託國內超大規模應用場景優勢，不斷向海外擴充業務，目前已經應用於國外許多國家的零售領域，支付場景日益豐富，成為全球商戶和中國客戶的“聯結器”，促進了全球跨境貿易便利化和便捷化。同時，這些技術應用所涉及的跨境資訊交換、資料傳輸、資金清算和歸集等業務，也要求跨境業務參與方各國積極合作制定相關規則，規範業務開展，這進一步便利了科技創新與技術產業化應用的更新迭代。

（六）超大規模金融市場優勢有助於配置國內國際資源

全球疫情衝擊可能長期化，主要經濟體經濟金融體系將面臨長期不確定性，美國、歐洲、日本等已處於零利率或負利率區間，全球寬貨幣、低利率甚至負利率將是不可逆轉的趨勢。我國保持常規、穩健的貨幣政策，與主要發達經濟體比較，利率水平保持正常，本外幣利差上升。人民幣資產的優勢會更加明顯，境外投資者配置中國金融資產的需求會更加強烈，而中國金融市場持續雙向開放為境外投資者參與中國金融市場提供了便利，超大規模金融市場也意味著能夠吸納足夠多的境外資金。同時，在全球寬貨幣、低利率背景下，外部流動性或將持續充裕，資金可能迴流新興市場，我國非儲備性質金融賬戶下資金持續呈淨流入趨勢，而中國金融機構和資金也會走出去，形成互相深度融合、聯動效應加強的局面，金融脫鉤和金融制裁的成本變得更高，有利於加強雙迴圈格局。更多的境外機構和資金進入中國金融市場後，有利於強化各類市場參與主體的規則意識，推進市場法治化，帶動評級、諮詢、會計、審計等現代服務業發展，擴大金融市場容量與深度，改善市場定價機制與效率，這對我國更好地吸引外資企業、改進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維護和提升中國在國際產業鏈的地位將發揮重要作用。

市場潛力轉化為現實優勢的障礙與挑戰

超大規模市場新優勢蘊藏著巨大潛力，但要轉化成現實優勢，充分發揮其效能，需要一系列條件，當前還面臨一些障礙和挑戰。

（一）人口結構演變和資產價格攀升共同制約了青壯年人口優勢發揮

我國面臨的人口老齡化壓力從“十四五”時期開始會日趨加大。一是勞動年齡人口占比持續下降。自2014年以來，我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已經處於逐年下降的趨勢，勞動年齡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由2010年的74.5%下降至當前的71%。二是人口“撫養比”持續上升。2015年，我國0-19歲和65歲以上人口數量與20-64歲人口數量之比為49.6%，根據聯合國的資料，這一數字在2020年會上升至54.2%，到2035年將進一步上升至69.1%。這意味著，每100個勞動力對應的需要撫養的小孩和老人數量在未來十五年時間裡會增加大約15人。三是人口結構變化會引發巨集觀經濟結構的轉型。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人口老齡化會提高經濟的消費率，降低儲蓄率和投資率。預計“十四五”時期我國的總儲蓄率和居民部門儲蓄率都將呈下降趨勢，而儲蓄率降低又會在一定程度上制約固定資產投資和經濟增長。四是老齡化時代的到來還可能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如養老難問題、醫療負擔問題、養老保險賬戶不平衡、人口代際轉型過程中的房地產價格風險等。

房地產價格在過去十多年時間裡大幅攀升，造成了劇烈的再分配效應。相對而言，有房的人受益，無房的人受損；買房早的人受益，買房晚或未買房的人受損。公共住房金融體系薄弱，房地產金融服務和工具不發達，加劇了金融供給管理與房地產業發展需求的矛盾，支援合理購房租房需求與防範市場風險的矛盾。居高不下的房價已經開始成為限制中青年人口由農村向城鎮、由小城鎮向大中城市流動的阻礙，進而約束了經濟增長動能和社會活力。房地產供需結構性失衡，一二線城市人口多、土地少，地價高、房價高，三四線城市住宅過剩。農村人口減少，城鎮人口增加，而進城的人沒房，農村住房空置，不能產生財產性收入。此外，高房價、高房租以及高負債加大了中青年人的生活負擔，抑制了即期消費，造成了社會上的一些焦慮情緒。一些人依靠坐收租金、不勞而獲，另一些人辛苦勞動幾十年難以攢夠錢買房的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對勞動光榮的價值觀形成衝擊，扭曲青年人的擇業觀。

圖7  勞動年齡人口數量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聯合國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資料庫

（二）勞動者報酬偏低和結構性供給不足共同制約了超大規模消費市場潛力釋放

從需求端看，我國消費率偏低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勞動者報酬份額偏低，絕大部分普通勞動者的收入和消費能力有限。2019年我國GDP總量達到99.1萬億元人民幣，人均GDP達到70892元，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30733元，相當於人均GDP的43.4%；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2359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16021元。在30733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真正轉化為最終消費的只有21559元，佔70.1%。

從供給端看，由於制度藩籬和市場發育不健全，仍然存在大量需求旺盛、但缺乏供給的領域，從而限制了消費市場壯大。例如醫療服務、養老保健服務、家政服務、中高品質物業服務、幼兒陪護和教育、文化創意產業等。這些供需失衡並不涉及太複雜的技術創新短板，而是主要受制於體制和政策藩籬。需要深化改革，釋放存量要素資源，通過優化要素配置，創造新的、更有效的生產活動。要素資源市場化再配置的過程中很快就能催生出巨大的市場需求和供給，創造出現實的經濟增長。

此外，交易費用和行政成本等因素導致市場摩擦，也是限制超大規模消費市場潛力釋放的原因。

一是物流成本仍然較高。2019年我國社會物流總費用與GDP的比例為14.7%，儘管相比往年有所下降，但在國際比較中仍然偏高。造成物流成本偏高的主要原因是公路運輸在貨運結構中佔比較大；此外，降低過路費、加強港口鐵路公路聯運機制、提高倉儲物流智慧化水平等措施也有助於降低物流成本。二是社會信用體系尚不健全。部分市場主體缺乏信用意識，虛假注資、騙貸騙保、拖延賬期等行為仍廣泛存在，信用違約事件頻發，一定程度上抬高了整體經濟執行的交易費用。醫療衛生、幼兒教育、中小學課外培訓班、旅遊、餐飲住宿等服務行業，質量監測和保障機制不健全，導致交易糾紛和不安全事件時有發生，降低了消費者的安全感、舒適感。三是部分地方政府行政效率有待提高，無形中加劇了市場摩擦。一些地方政府部門辦事效率較低，對民眾和企業事務消極懈怠，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的現象仍然存在。個別地方政府官員市場意識淡薄，新官不理舊賬、政策朝令夕改，在招商引資過程中先承諾、後違約，事前熱情、事中事後撂挑子，嚴重損害了當地的營商環境。

（三）自主創新能力不足阻礙了科技產業化應用規模優勢發揮

當前，我國科技創新領域面臨較大挑戰，高技術產業領域主要以加工貿易方式參與全球產業鏈分工，核心部件和高階精密裝置等領域“卡脖子”現象比較普遍，一些關鍵零部件嚴重依賴進口。高技能人才仍然短缺，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統計資料，技能勞動者數量只佔全國就業人員總量的19%，高技能人才不足6%。據《21世紀經濟報導》資料，日本產業工人中高階技工佔40%，德國佔50%。在積體電路領域，儘管我國工程專業大學畢業生每年近50萬人，但國內晶片設計企業仍不得不從海外大量聘用專業技術人才。此外，支援創新發展的制度軟環境建設也有待優化。

（四）金融體系結構與超大規模經濟創新及高質量發展要求不相適應

我國金融結構失衡，金融服務新興產業及成長型企業能力不足，銀行業和間接融資佔比過高，股權融資佔比過低。龐大的銀行業並不能有效支援輕資產、少抵押品但技術和知識含量高的新興產業和成長性企業，服務效率不高。資本市場容納新興產業的廣度和深度不夠。私募股權投資和創業風險投資行為短期化問題嚴重，政府主導的科技發展引導基金作用發揮不理想，促進科技創新和科技成果轉化的“最先一公里”和“最後一公里”短板明顯，風險分擔與利益共享機制仍不健全。

衍生品市場對實體經濟的支援力度不夠。以實體企業參與衍生品市場的情況看，世界500強企業利用衍生品市場比例超過92%，而中國上市公司利用衍生品市場規避風險的佔比僅8.5%。

居民金融財產性收入增加，需要多元化、多層次、智慧化金融產品和服務。一個成熟的超大規模金融市場，可以通過收益和風險的有效匹配，有效地將居民儲蓄轉化為投資，實現金融與實體經濟、居民部門與企業部門之間的良性迴圈。實際上，中國居民部門可投資資金多與可供選擇資產少問題長期並存，房地產是居民資產配置的最主要資產，金融資產配置比重偏低，其中股票、基金等風險資產比重更低。

人民銀行資料顯示，2019年中國居民家庭配置金融資產比重為20.4%，比美國低22.1個百分點；而配置住房資產的比重達59.1%，高出美國28.5個百分點。金融資產配置中，銀行理財、資管產品、信託佔26.6%，銀行定存佔22.4%，現金及活期存款佔16.7%，股票、基金等風險較高資產的佔比僅有6.4%、6.6%。投融資不匹配直接影響了超大規模市場效率提升和潛力發揮。

中國金融市場雙向開放程度仍有待提升。儘管近年來金融開放步伐明顯提速，但仍滯後於實體經濟開放步伐，也影響了超大規模金融市場潛力的釋放。目前，我國股票市場中外資持股佔比不到5%，債券市場外資佔比不到4%，人民幣佔全球儲備資產比重不到3%，銀行業外資佔比不到2%。金融開放水平的提升，可以促進金融改革、優化金融生態、改善金融服務、改進公司治理、提升風控水平、增強國際競爭力。

（五）國際國內營商環境制約了超大規模市場效應

近年來，我國營商環境顯著改善，在全球排名大幅度提升，但離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還有不小的差距。各地區發展也很不平衡，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的差距仍然較大，南北方差距有所擴大。一些城市雖然加快了追趕步伐，表現出較強的收斂趨勢，但跨區域的要素流動、產業轉移還存在障礙，一些地方保護主義盛行，產業政策、競爭政策落實不到位，有的甚至對跨地區併購活動與投融資活動施加不當的行政干預。一些地區在稅收、用地、物流、政務、公共服務等營商環境方面還存在不足，民營企業、中小微企業生存和發展壓力較大、活力不夠，創新動力不足。

逆全球化趨勢對我國超大規模優勢帶來嚴峻挑戰。儘管我國擁有完整的超大規模製造業體系，進出口貿易總額高企，但我國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體系中地位仍然偏低，我國通過外包代工、外包組裝、貼牌生產、跨國採購等方式嵌入全球供應鏈，融入全球生產、貿易、流通網路中，處於全球價值鏈中低端和低附加值環節。當前，“逆全球化”、“去中國化”暗流湧動，給全球產業鏈帶來新的衝擊，使得我國在全球產業鏈重構中面臨更多不穩定、不確定因素。

“十四五”時期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關鍵期，新技術、新產業、新模式的不斷突破，科技創新與產業變革的競爭將更加激烈，政治經濟博弈更加複雜多變，如何抓住“十四五”這個重要的“視窗期”，對於鞏固和發展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加快我國產業轉型升級，鞏固和提升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至關重要。

（六）金融風險累積增大，對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發揮帶來新的挑戰

“十四五”時期是我國過去長期積累的金融風險進一步暴露的時期，同時又是國際環境變化和全球疫情衝擊帶來新的風險應對的關鍵時期。我國巨集觀槓桿率繼續升高，實體經濟債務負擔加重，居民償還住房貸款和消費型貸款壓力增大，銀行信貸風險日益突出。受國內外多重因素影響，國內金融市場波動加大，匯率風險和流動性風險加大，房地產風險仍然存在。

從全球範圍看，金融脆弱性上升，跨境風險交叉傳染事件增多，全球爆發債務危機、貨幣危機、銀行危機、股市危機等金融危機的概率顯著升高，我國在開放條件下防範輸入型風險任務艱鉅。隨著數字經濟、數字金融的快速發展，技術風險引發的金融風險隱患明顯增多，產融結合、跨業經營的風險形成潛在的系統性金融風險，這些因素事關我國經濟穩定發展。金融具有“雙刃劍”的特徵，如果風險防範不好，就會給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帶來極為不利的影響。

政策建議

為實現我國超大規模市場新優勢從潛在優勢到現實效能的轉變，更好地促進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提出以下建議。

（一）加大人力資本投入，提高技能人才佔比，加快培育適合中國國情的養老體系

為充分挖掘和釋放新一代青壯年人口優勢，主動應對老齡化挑戰，首先要持續加大人力資本投資，深化教育改革，出臺青少年學習和探索數理化和生物等基礎科學的優惠扶持政策，營造鼓勵基礎理論研究的社會環境。實施精英人才培養工程。進一步加大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全面提升勞動者素質，形成高質量、多元化、競爭力強的人力資本。其次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高度重視房價大幅起伏帶來的社會問題以及年輕人擇業問題，特別是房價過高會影響製造業發展，降低產業鏈聚集效應，增大成本壓力，影響青壯年人口合理流動。再次要加快培育適合中國國情的養老體系。不斷完善城鄉居民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基本養老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增強保障能力。養老金要實現從現收現付制向基金累積制轉變，大幅提高“第二支柱”覆蓋面，加快構建養老金“第三支柱”，全面開展養老金投資，降低企業負擔，增加個人回報，充實個人賬戶養老金，為青壯年勞動者做好未來養老的財務準備。要構建家庭、社群、醫院、公共養老機構和商業養老機構並存互補、結構合理的多層次、多樣化養老服務體系。

（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壯大國內消費市場

要適度提高勞動報酬在GDP中的比重，確保勞動者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和勞動生產率增長相適應。從“十四五”開始，爭取用接下來三個五年規劃的時間，將我國的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由當前的4億擴大到8億左右，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在初次分配以市場化手段為主的基礎上，健全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防止收入不平等和財富不平等加劇，尤其要注重保障生育、教育、就業等方面的機會平等，提高社會縱向流動性，避免階層固化。進一步加強扶貧脫困的常態化機制建設：加大對低收入群體的人力資本投資，增強造血功能；做好民生兜底工作，完善低收入家庭收入和特殊人群的補貼救濟及專項轉移支付，幫助他們增加消費能力。

大力推進新型城鎮化，形成大都市圈和城市群，適應農村人口向縣城聚集的需要，加快推進縣域產城融合。要進一步推進鄉村振興戰略，逐步推動農業實現適度規模經營，提高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增加農民集體土地財產性收入。支援返鄉入鄉人員創業創新，促進鄉村經濟多元化。要進一步擴大公共服務消費支出，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提高政府部門向市場主體購買服務比重。適當發展消費金融，促進居民消費。

要加大供給補短板力度，針對醫療、養老、家政、物業、幼兒教育、文旅休閒等需求旺盛而供給不足的領域，及時破除制度藩籬，引導勞動力、資本等要素資源市場化配置。實施創業帶動就業示範行動，廣泛開展托育、養老、家政、旅遊、電商等創業培訓。全面提升國內商品和服務的質量和競爭力，加強質量管理、改善消費環境，加快完善服務業標準體系。要加強城鄉消費物流基礎設施建設，著力打造城鄉融合的消費供給網路、優化供給佈局，改善縣城及鄉村居民的消費可及性與消費體驗，降低社會物流成本。要加快5G、大資料、雲端計算、物聯網等新一代資訊科技在消費領域的商業化運用，實現線上線下融合，促進各類新業態發展。

（三）構建支援民營企業發展的長效機制

堅持所有制中性和競爭中性原則，確保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一視同仁，實現公平競爭。民營經濟已成為我國基本制度的內在要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基礎，要進一步完善法律法規，修訂《中小企業促進法》，規範各級政府擔保機制、方式和業務模式，嚴禁要求企業提供抵押等反擔保措施。同時，為應收賬款、智慧財產權、存貨、通用機器裝置等擔保品的確權、流通、處置等立法，確保擔保品可確權、可評估、可流通。

考慮到民營企業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與作用，為穩定民營企業家預期，激發民營企業活力，促進民間投資增長，建議制定《民營企業促進法》，不過多地與《中小企業促進法》相關條款重複，主要側重在所有制中性、競爭中性和民營企業家財產保護與傳承等方面做出規定，廢除按照所有制型別區分市場主體和對民營企業不平等保護的司法裁判規則，重點解決違法查封、扣押、凍結民營企業財產等問題，將黨中央、國務院一系列政策檔案和要求納入法律規範。

構建親清政商關係，優化地方政府職能，深化政府部門“放管服”改革，減少對民營企業經營發展的直接干預，不應對企業發展速度、規模和行業選擇等提出具體要求。進一步減少審批、核准和備案事項，必不可少的必須明確公佈。強化政府監管標準的嚴格、統一、可預期，不因經濟波動而在寬嚴之間搖擺。不斷改善營商環境，降低經濟執行中因行政成本而造成的交易費用和市場摩擦。

金融機構要轉變經營理念與方式，將支援民企發展作為業務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建立健全新型銀企關係，在充分競爭基礎上，銀企雙方選擇相對穩定的合作伙伴，全面、充分溝通，增進互信，患難與共，長期合作。改進對民營企業信貸風險管理，民營企業正常生產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以及提供的擔保物價值等條件已符合貸款審批條件的，金融機構不得再要求企業法定代表人、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董監高人員及其近親屬提供保證擔保。發展民企債券融資支援工具，將信用風險緩釋工具納入風險資產對衝工具，適當放寬資本金佔用規定，商業銀行購買信用保護，可以減少資本金佔用。引入多元化金融機構參與，增加市場流動性，為市場提供多樣化的風險偏好，實現信用風險的分散與轉移，發展以計算違約概率和違約回收率為核心的定價方法，形成市場化信用風險緩釋工具定價機制。

健全民營企業的現代企業制度。改善公司治理結構，形成決策的有效制衡與運轉協調。堅持高質量發展理念，防止盲目投資，提升資產負債管理能力，控制企業槓桿率，防範流動性風險。健全社會信用體系，嚴格依法合規經營，全面、準確披露資訊，贏得市場信任。

（四）提升金融體系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適應性和協調性

關鍵在於以金融戰略性轉型和結構性改革去適應經濟轉型升級的要求，要以股權化、長期化、多元化、國際化和規範化為核心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構建結構平衡、富有韌性，適應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現代金融體系。

大力發展股權市場，增加風險資本供給，強化金融的創新催化劑功能。繼續推進股票發行註冊制改革、市場化常態化退市制度改革、提升資訊披露質量和水平，深化對外開放，並加大對資本市場違法犯罪行為的打擊力度，構建一個規範、透明、開放、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健全有利於股權融資發展的稅制體系。引導長期機構投資者投資創業風險投資和私募股權投資。著力培育發展耐心資本。從強化稅收激勵、健全金融機構長期融資渠道、發揮政策性金融職能、優化產品期限結構等方面推動金融機構行為的長期化。

要積極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搶抓機遇打造全球人民幣金融資產配置中心。在“十四五”末實現資本專案基本可兌換，完善開放、統一、普惠的跨境投融資體系，推動中國金融與世界金融融合發展，提升人民幣作為全球公共產品的服務功能。

（五）推進房地產金融改革，促進房地產業長期健康發展

當前房地產金融的核心問題是平衡金融供給與金融風險，癥結在於資產價格及其預期管理。房地產金融改革既要服務於、服從於構建房地產調控長效機制、防控金融風險、控制槓桿水平、盤活存量資產、加大有效供給和引導資產合理定價，也要順應房地產行業自身發展趨勢，推動房地產業從增量供應向存量經營過渡，從相對簡單的標準化開發轉向複雜系統的定製化開發，從住宅開發走向多元化房地產經營平臺，從房地產製造商向資產管理人進階。為此，房地產金融改革應當堅持以可持續發展、有效服務實體經濟和民生改善為中心，構建多層次的市場化房地產金融體系，探索創新型的房地產公共金融體制。

發展房地產證券化市場，改變過度依賴銀行融資的局面。抓緊落實基礎設施公募REITs試點，探索可複製、可推廣經驗，及時完善相關規則。適時擴大底層資產類別，推動長租公寓和商業物業公募REITs發展。建立規範的房地產股權基金，增加股權融資，降低房地產企業資產負債率，實現專案風險隔離與有效管理，實行定製化收益分配，使各方風險、收益和權責更加匹配。提高投資機構專業管理能力，擴充資產改造、城市更新和企業孵化等高附加值業務功能，促進房地產業與實體經濟、居民消費升級深度融合。

創新房地產金融服務，構建有效、包容、可持續的公共金融體系，推動公共租賃住房市場發展，支援中低收入家庭購房租房需求。進一步發揮政府、金融機構、民營企業等多個參與主體作用，對中低收入家庭合理購房需求，政府通過信用擔保、向商業銀行貼息、提供政策性貸款或對首付款予以補貼等方式給予支援，同時允許銀行以這類按揭資產通過資本市場發行MBS，並以政府信用擔保，實現融資風險分散。要合理確定總規模，嚴格把握借款人資質條件，控制底層資產。對於公共租賃住房建設，地方政府應提供無償或低價用地，建設資金可以財政支援或借款解決，建成後原則上只租不售，打包資產發行REITs進行再融資，滾動發展，降低地方財政負擔。

（六）以更高水平金融開放應對日益複雜嚴峻的國際環境，推動形成互利共贏局面

練好金融市場化改革內功。持續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培育市場基準利率和收益率曲線，逐步形成以政策利率和利率走廊上下限為核心的市場化利率調控體系。深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退出外匯市場常態化干預，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讓匯率促進國際收支平衡和提高貨幣政策獨立性。積極推進金融機構市場化改革，金融機構要擴充多元化業務，結合自身特徵推動專業化、科技化、差異化、區域化發展。

優化金融開放的體制機制。完善開放、統一、普惠的跨境投融資體系，構建開放多元、功能健全、富有彈性、競爭力強的外匯市場體系。建立以人民幣金融資產為基礎的國際金融中心，加快推進高水平的在岸市場開放，提升人民幣作為全球公共產品的服務功能。

構建與更高水平金融開放相適應的現代金融治理體系。推進金融監管體制機制改革。要變傳統被動監管為主動監管，變傳統靜態監管為動態監管，變傳統全環節監管為關鍵環節監管，將活力放回市場。建立開放經濟條件下多層次跨境資本流動巨集觀調控體系。綜合運用逆週期巨集觀審慎工具及時對跨境資本流動進行預調微調，重點防範外匯市場的非理性行為和單邊貶值預期，構建以負面清單為基礎的微觀合規管理框架。完善關鍵領域法律法規體系建設，提升金融體系法律的完備性。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積極推動金融科技賦能。

（七）保持金融穩定，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

加強巨集觀政策協調，提高巨集觀調控有效性。注意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同配合，創新和規範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健全“雙支柱”政策框架，做好巨集觀審慎與微觀審慎的壓力測試，推進功能監管、協調監管，加強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監管，增強金融機構抵禦風險能力，完善風險處置和市場退出機制。

防範化解中小銀行風險，推動轉變經營理念，補充資本，改進公司治理，加強對實際控制人的監管，健全內部合規與風險控制流程，因地制宜發展數字金融，提升業務能力與效益。

防範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特別是隱性債務風險。建立規範的舉債融資機制，控制舉債規模，嚴格專案篩選，加強財務約束，提高資金使用效率。

防範輸入型風險，統籌協調好人民幣國際化，資本專案可兌換和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之間的關係，密切監測跨境資本流動，建立早期預警體系，高度重視國內外資本市場聯動風險。加強金融監管能力建設，普及投資者、消費者教育。深入分析我國超大規模市場的溢位效應，研究管理政策措施。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合作與協調，堅決反對並妥善應對美國的長臂管轄與金融制裁，做好極端情況下的工作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