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域中小企業在設施、專案、資金、人才等方面能夠承接縣域資源優勢和產業整合。到2020年，數字化轉型在一半以上的縣域中小企業中推進，一些領先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實踐已在企業內和業界得到認可。計算機視覺技術、物聯網技術與雲端計算技術等新興數字化成果在縣域中小企業生產、管理等環節的數字化轉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恰當的企業治理結構、良好的成本控制和有利的營商環境更適於縣域中小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規模較大、經營基礎更紮實的縣域中小企業正承擔起數字化轉型引領者的角色。縣域中小企業實現數字化、智慧化發展的過程也面臨著現實挑戰，人才、設施、政策“三駕馬車”還沒有充分加速。

縣域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概況

本報告將所在地、註冊地以及主要生產園區等定位在縣域的私營企業，視為縣域企業。根據營業收入與員工數量將企業分為大型企業、中型企業與小（微）型企業。本報告主要關注縣域中小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情況。本報告使用的中小私營企業資料，部分來自中央統戰部、全國工商聯、國家市場監管總局、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私營企業研究課題組主持進行的“中國私營企業調查”（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 Survey，CPES）。中國社會科學院私營企業主群體研究中心負責日常管理的“中國私營企業調查”資料釋出平臺為該調查資料正式授權釋出渠道。中國私營企業調查採取多階段抽樣的方式，樣本以中小企業為主，覆蓋全國範圍。中國私營企業調查抽樣除計劃單列市或省會城市、地級市以及縣級市的私營企業外，還包括各省、市、自治區內經濟發展水平處於不同階段的區縣，覆蓋了不同水平的縣域經濟，對全國縣域中小企業具有較好的代表性。

根據上述縣域中小企業識別方法，從2020年中國私營企業調查資料中共識別出7710家定位為縣（不包括縣級市）的中小型企業。在這些企業中，主營業務為製造業的企業數量最多，佔所有企業總數的32.0%（2471家）。經營農、林、牧、漁業的企業數目次之，佔所有企業總數的17.8%（1376家）。主營業務為金融業的企業最少，僅佔總數的0.6%（51家）。此外，有182家企業（佔總數的2.4%）從事與數字技術關聯較緊密的資訊服務業。

本報告認為，縣域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按數字化、智慧化水平大致可以分為無數字化階段、引入階段、使用階段、融合階段和一體化階段。在調查中我們發現，數字化轉型在一半以上的縣域中小企業中得到推進，一些領先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實踐已在企業內和業界得到認可。以影像識別為主的計算機視覺技術、物聯網技術與雲端計算技術等新興數字化成果在縣域中小企業生產、管理等環節的數字化轉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報告還發現，恰當的企業治理結構、良好的成本控制和有利的營商環境更適於縣域中小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規模較大、經營基礎更紮實的縣域中小企業正承擔起數字化轉型引領者的角色。但縣域中小企業實現數字化、智慧化發展的過程也面臨著現實挑戰，人才、設施、政策的“三駕馬車”還沒有充分加速。需要加強設計師人才培養、補齊專業人才缺口、完善縣域數字硬體基礎設施建設、積極引導技術人才與技術平臺佈局縣域經濟，為縣域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升級創造適宜環境和優勢條件，最終賦能縣域經濟實現更好更快發展。

（一）縣域中小企業逐步具備數字化轉型條件，過半企業開始數字化、智慧化轉型

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大體可以分為無數字化階段、引入階段、使用階段、融合階段和一體化階段。其中，處於無數字化階段的企業或是暫不具備數字化轉型條件，或是缺乏數字化轉型的意識而暫未開始數字化轉型。後四個階段分別對應企業數字化轉型從初始程度、中等程度、應用程度到一體化程度的不同水平。這一水平差異，主要體現在數字技術應用場景是否覆蓋企業經營全鏈條，生產製造是否與數字技術融合實現深度資訊化、智慧化，是否具備基於資料分析的管控系統與決策體系等。

圖1 中國縣域中小企業樣本構成縣域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式的直接體現是企業負責人對數字化轉型以及自家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的認知。在被問及企業數字化轉型進度時，58%的縣域中小企業負責人認為他們已經開始數字化建設；36.6%的企業負責人認為所在企業並無數字化流程；5.3%的企業負責人對數字化轉型表示“不好”或“不知道”。就負責人表示已開始數字化建設的企業而言，47.0%的企業負責人認為所在企業處於數字化轉型初始程度，數字化建設剛剛開始；36.1%的負責人認為所在企業部分工作已經數字化，數字技術進入使用階段；12.2%的負責人認為所在企業處於數字化轉型的中等程度，數字化多環節管理已經打通；還有5.6%的企業負責人認為所在企業已實現數字一體化、整合化，數字化轉型基本完成。就上述結果而言，94%以上的縣域中小企業已對數字化概念有所瞭解。數字化轉型在大部分（50%以上）企業中推進，一些領先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實踐已經在企業內得到認可。整體上，縣域中小企業已為可能的數字化轉型做了比較充分的思想準備。
從數字化轉型的技術、研發基礎上看，相當一部分企業已經具備數字化轉型的基本條件。在未來投資傾向上，32.4%的企業決定新增產品研發投入，而25%的企業有計劃在技術創新、工藝改造上新增投資。技術研發、創新驅動已經是不少企業的共識。在調查涉及的所有縣域中小企業中，約10.7%的企業（824家）從事“戰略性新興產業”，約17.5%的企業（1351家）被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在824家從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縣域中小企業中，有761家企業是高新技術企業，重合率超過92.3%。這些企業同既非高新技術企業，亦不從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企業相比，在數字化程度上有領先優勢：從比例上看，這些企業中的76.1%已經開始數字化轉型，其他企業中已開始數字化轉型的僅佔55.1%。具體到數字化轉型的不同階段，高新技術企業、從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企業中處於數字化使用階段的企業比例高達31.2%，遠高於其他企業的18.9%，這一趨勢同樣表現在數字化轉型的初始階段和中等、一體化階段。（二）縣域中小企業轉型中部快，東、西部慢從我國東部、中部、西部三大區域經濟來看，位於中部地區的縣域中小企業有62.8%已經開始數字化轉型，東部地區的企業這一比例下降到59.2%，西部地區的企業這一比例進一步降至54.7%。具體到數字化轉型的階段看，東部地區縣域中小企業處於引入階段的比例最高，為28%，中部地區與西部地區相差不大，為27%左右；從進入數字化使用階段的企業來看，中部地區此類企業佔比為24%，東部地區此類企業佔比為21.9%，西部地區此類企業僅佔17.9%；數字化轉型進度領先的企業（處於融合階段或一體化階段），在中部地區佔比11.9%，在東部地區佔比9.2%，在西部地區佔比9.8%（如下圖所示）。
圖2 中國縣域中小企業對數字化轉型的認知程度
圖3 中國縣域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地區差異從各省（區、市）縣域GDP來看，據《中國縣域統計年鑑（縣市篇）》，2020年江蘇、河南、山東、浙江與湖南位居我國縣域GDP排名前五位，吉林、甘肅、青海等因縣域人口、經濟體量等差異對全國縣域GDP的貢獻相對較少。這種差異同樣體現在各省份縣域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式上。2020年，各省縣域中小企業已開始數字化轉型的企業佔比，浙江省最多，達76.6%。縣域GDP排行靠前的省份（如江蘇、河南、福建等），其縣域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率也處於較高水平。浙江省縣域中小企業進入數字化轉型使用階段的最多，佔全省的34.5%；湖北省次之，為30.1%。
就上述資料而言，縣域中小企業數字化整體呈現中部開展全面，東、西部轉型開始較晚，整體數字化水平由中部到東、西部遞減。考慮到縣域中小企業緊密依託縣域經濟，縣、鄉、鎮產業結構對縣域企業影響較大的現實，中部、東部地區發展起步早、速度快，和經濟發達城市聯絡密切，位於中部地區的縣域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可能具備相對更好的區位條件。
縣域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具體進展
（一）影像資料重要性凸顯，雲端計算與物聯網備受青睞就縣域中小企業而言，已開始數字化流程的企業與無數字化流程、不熟悉數字化概念的企業之間存在分化。雲端計算與物聯網技術是與企業產品生產、供應鏈管理和企業內部管理等具體過程緊密相關的兩種數字技術，雲端計算為企業提供外部算力以支撐企業實現數字化、智慧化運轉；物聯網透過將企業有形資產“數字化”，能反饋企業實體生產資料的即時狀態，並統一控制，是實現智慧製造、智慧生產的關鍵技術。相較於影像識別、系統決策等具體計數模組，雲端計算與物聯網技術更強調對生產流程的整合與全面覆蓋。已開始數字化轉型的縣域中小企業中，有24.1%曾在業務工作中使用過雲端計算技術，23.2%使用過物聯網技術，而暫未開始數字化轉型的縣域中小企業，使用過上述雲端計算技術、物聯網技術的僅佔14.7%。開始數字化轉型企業與暫未展開數字化流程的企業，其主要區別在於缺少整合性技術的接入，儘管兩類企業都保有對先進技術如影像識別的接觸，但能否在生產、經營、服務等企業執行的重要環節整合性地接入數字手段，是區分數字化企業與非數字化企業的一個分水嶺。
調查顯示，高新技術企業會更多地使用前沿數字技術，雲端計算、物聯網技術更為高新技術企業重視。在獲得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的縣域中小企業中，曾在實際業務中接觸過雲端計算技術的高新技術企業佔27.2%，不僅高於非高新技術企業的19.2%，還高於已有數字化轉型流程企業的比例（24.1%）。高新技術企業對機器人技術也比非高新技術企業更熟悉，18.3%的高新技術企業曾經接觸過機器人，而接觸過機器人的非高新技術企業比例僅有10.4%。反之，非高新技術企業在對3D列印、語音識別的接觸率上高於高新技術企業，分別為20.8%、18.8%。從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縣域中小企業同樣更加熟悉雲端計算和物聯網技術，此類企業有26.8%接觸過物聯網技術，有25.5%接觸過雲端計算技術，物聯網在戰略性產業中可能發揮著供應鏈管理、生產線監控等重要作用。影像識別技術則在所有型別企業的具體業務中都具有不低的出鏡率，影像資料正超越文字資料、音影片資料成為企業數字化轉型中數字資產最重要的載體（如圖4所示）。
影像識別、3D列印、語音識別等技術相對於物聯網與雲端計算技術，門檻較低、普適性強、解決方案豐富且易於部署、應用，技術供應商容易將上述數字技術整合進單一的數字產品（攝像頭、3D印表機、錄音筆、手機App等），更多非專門性企業對這些技術有更多接觸。但諸如雲端計算、物聯網技術要求與企業業務有更具體的適配和更緊密的結合，“一企一案”是上述技術進行適配的必要過程。雲端計算、物聯網的數字技術整體性更強、一體化程度更高，能為企業提供針對多個環節的全過程監測、後置分析乃至前置智慧預測，對企業智慧化運營、數字化轉型有更明顯的推進作用。縣域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還需切實分析具體業務，科學、合理地選擇數字化解決方案，真正達到“提質、降本、增效”的最終要求，實現高效順暢的數字化模式銜接和高水準、高質量的數字化轉型。（二）數字化運營優勢被廣泛認可，企業管理數字化需求強烈縣域中小企業對數字化、智慧化技術應用的需求具有行業特徵，與主營業務結合緊密，對企業管理數字化轉型的需求明顯，呼聲較高。在各行各業，縣域中小企業負責人都表達了透過數字化轉型改進企業內部管理的期待。特別是在製造業和房地產業，認為企業數字化轉型能為企業內部管理帶來幫助的縣域中小企業比例達到了83%左右，在其他行業，這一比例均不低於六成（最低為資訊服務業，為65.9%，不包含未披露具體經營行業的企業）。數字化轉型能透過數字化技術連線企業生產經營乃至整個業務流程，為企業實現“降本、增收、提效”的核心目標提供有效的資訊和智慧支撐。但是，根據中國人民大學針對全行業企業的調查報告，截至2021年上半年，僅有7%的企業對本企業人力資源數字化管理轉型滿意。儘管企業對管理數字化存在客觀需求、具備技術基礎，但轉型過程的“應然”與“實然”之間依然存在需要彌合的差距。
圖4 中國縣域中小企業對各類數字化技術的應用情況對高新技術企業、從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企業來說，企業管理數字化同樣是其關注重點，但相比於其他企業，高新技術企業更傾向於在產品、供應鏈方向應用數字科技；非高新技術企業更青睞數字技術在銷售管理與客戶管理上的應用。具體來說，無論是否為高新技術企業，認為數字化轉型能為企業內部管理提供增益的比例均在74.5%以上，其中高新技術企業該比例稍高，為85.3%；其次是認為數字化轉型能協助安全監控、安全生產的比例，在高新技術企業中佔36.3%，在非高新技術企業中佔29.8%。高新技術企業與非高新技術企業對數字化轉型效果的主要認知差距，在產品設計和供應鏈管理上，高新技術企業中有34.3%的企業認為數字化轉型能更好地協助產品設計，使其符合市場需求，這一比例在非高新技術企業則為22.1%。有39.0%的高新技術企業認為供應鏈管理能從數字化轉型中得到提升，非高新技術企業中這一比例為26.1%。非高新技術企業對數字化轉型提升作用的認識和期待更多集中在銷售管理和客戶管理上。整體而言，縣域中小企業普遍能夠看到由數字化轉型帶來的數字化、智慧化技術對企業生產、經營、服務全鏈條的改進，不同行業、不同型別以及處於市場不同位置的企業對這些改進有不同的認識和期待。一般企業將改進的重心放在內部治理與銷售管理上，而高新技術企業、從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企業會更注重數字化過程帶來的產品設計及供應鏈管理水平的提升。（三）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大型企業高舉高打、中小企業小步快跑

大型企業在數字化轉型方面進行了更多的開疆拓土。根據上市公司報告數字經濟詞頻統計，規模更大、發展更好的大型上市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同樣關注電子商務、物聯網與雲端計算技術的前沿發展，其中電子商務的詞頻權重最高，為1.44，物聯網與雲端計算的詞頻權重緊隨其後，分別為0.13與0.91。這與縣域中小企業的數字化關切不謀而合：在已經開始數字化轉型的縣域中小企業中，有24.1%在業務工作中使用過雲端計算技術，23.2%使用過物聯網技術；特別是被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的縣域中小企業和從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企業，同樣保持著對物聯網和雲端計算技術的密切關注。大型上市公司和縣域中小企業在數字化技術應用的主要方向上有類似之處，有利於縣域企業承接大型上市公司的技術棧和解決方案，為縣域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方向和路徑。

另一方面，大型上市公司與縣域中小企業對數字化的關注也有差異。從上市公司報告中的數字經濟詞彙使用來看，移動網際網路、工業網際網路以及網際網路金融同樣是上市公司數字化關注的重點，詞頻權重分別為0.72、0.35與0.33。資料探勘（詞頻權重0.02）、深度學習（詞頻權重0.011）等底層技術方案也同樣在上市公司報告中得到了體現。

縣域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發展的內部動力與外部勢能
（一）企業組織結構影響轉型程式有關中國私營企業經營的研究認為，家族涉入有時能為私營企業帶來資源優勢和更緊湊的管理，在控制其他條件的情況下，家族涉入越深，企業績效越好，但隨著企業規模擴大，家族管理會帶來不必要的成本。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經濟基層黨組織建設是新時期執政黨工作的重要內容，私營企業黨組織建設能夠引導企業投入更多生產性活動，從而顯著提升企業創新效果、績效水平等。在這樣的背景下，縣域中小企業的內部治理結構對其數字化程式可能產生比較重大的影響。（二）縣域企業成本感知穩定，經營成本下降有利於企業放開手腳完成數字化轉型縣域中小企業的經營成本，主要來自人力、物流、能源、融資、稅費和行政等方面。總體上，經營成本下降有利於企業放開手腳、積極開展數字化轉型，也能為企業引入數字技術、完善資訊基礎設施留下更多空間，但經營成本的下降並不必然帶來順暢、高水平的數字化轉型，縣域中小企業數字化不是簡單的“投入-產出”過程。
（三）政府補貼啟用縣域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式，是企業轉型的“風向標”除了經營成本外，政商關係和外部營商環境也是影響企業行為的重要因素。縣域中小企業對財政、政策支援有期待、有需求，來自政府的幫助對企業數字化轉型升級的開始和初期發展有助推作用。就本報告調查的縣域中小企業而言，56.8%的企業將稅收等財政優惠作為影響投資的首要考慮因素之一，將地方政府對企業的態度納入投資首要考慮因素之一的企業同樣為數不少（54.9%）。處於不同數字化階段的縣域中小企業比例也能說明政府補貼力度對企業數字化程式的影響。54.6%的企業未獲得政府補貼，這部分企業有50.2%沒有開始數字化轉型，僅有24.0%的企業處於數字化轉型引入階段。相比之下，隨著政府補貼力度的增大，企業獲得的財政補貼越多，選擇數字化轉型的企業也越多，而對獲得財政補貼最多的20%的縣域中小企業而言，僅有18.8%的企業不具備數字化流程或不熟悉數字化轉型。縣域經濟以縣級政府為調控主體，政府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關注和鼓勵有利於降低數字化轉型的門檻，形成縣域中小企業數字化的規模效應。
縣域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困難與阻力
從實踐上看，越來越多的大型企業、骨幹企業以及包括縣域中小企業在內的中小微型企業在逐漸加大數字化、網路化投入，但同時也要看到，數字化轉型仍是“新鮮事物”，企業尤其是縣域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要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有許多痛點難點問題有待解決。人才、政策、環境、技術與企業所在地基礎設施完備程度等因素，都有可能影響甚至阻礙縣域中小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數字化轉型程式中存在困難和阻力是幾乎所有縣域中小企業的共同體驗，對超過半數的企業來說，這些困難和阻力有多個來源，不同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痛點和難點具有相當大的共性，人才短缺和技術門檻較高的問題明顯。（一）專業人才缺口持續存在技術驅動下工作內容和場景的不斷變化對應用型、複合型、創新型人才提出了新需求。處於不同數字化轉型階段的縣域中小企業對數字化人才有共通的需求，但隨著企業數字化水平、層次的提高，對人才的需求也在發生轉變。數字化人才缺口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經營特定行業、領域，採取特定商業模式的縣域中小企業對數字化人才的供給波動更加敏感，也更需要高新技術人才、專業人才的加入。（二）數字技術門檻較高、維護較難

縣域中小企業技術研發、整合能力有限，往往需要支出一定的成本購買軟體、系統以及服務，但這些解決方案難以覆蓋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全程，甚至伴有不穩定性風險。就本報告調查的縣域中小企業而言，50.1%的企業報告了與技術平臺企業合作出現困難，19.8%報告了企業高新技術引進渠道較少，還有12.8%的企業報告數字化、智慧化技術易出故障。值得注意的是，技術平臺企業的出現更新了技術推廣和散佈的模式，但仍然不能完全滿足縣域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需要。

（三）數字化轉型環境有待最佳化

數字基礎設施是數字化智慧化轉型的“硬條件”，包括5G網路基站、人工智慧、工業網際網路等高新技術在內的應用都需要硬體基礎設施的支撐和更強效能、更高頻寬的執行環境。較好的硬體基礎設施有利於縣域中小企業發展數字化，而來自當地政府的硬體建設更多起到的是“啟用”作用；當企業數字化水平提高後，對當地硬體基礎設施的依賴將逐步減小，數字化的要求更多轉向了企業自身開發能力和技術使用能力等個體因素而非環境因素。

對縣域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建議
（一）加強“設計師”人才供給，為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支援。當前，一是擁有頂尖數字技能的人才供不應求，二是具備數字技術與行業經驗的跨界人才供不應求，三是初級數字技能人才培養跟不上需求增長。從當前的教育體系來看，跨學科的人才培養，特別是數字化轉型中“設計師”人才培養嚴重滯後。（二）加強數字化人才引進和留人機制建設。在調查中，絕大多數中小企業認為數字化轉型中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缺乏相關人才。從不同城市來說，當前大城市的中小企業並不缺乏相關數字化人才，而二線、三線城市人才問題最為突出，人才資源區域分配不均衡。對縣域經濟發展而言，應當建立起良好的人才引進機制，同時也應該尊重人才的流動規律，建立相應的配套制度，使得人才招得來，留得住。應加大投入，用政策留人。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多元化人才發展投入機制。鼓勵支援用人單位建立並用好人才發展專項資金，重點用於高層次人才引進、培養、獎勵和扶持其創新創業。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獎勵分配和人才激勵制度。靠事業留人、靠平臺留人、靠物質激勵留人、靠感情留人。

（三）深化“放管服”改革，構建良好的營商環境，提振企業信心。

對未來預期不足也是企業不敢輕易開展數字化轉型的重要原因。對此應下大力氣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提高中小企業的改革獲得感，減輕中小企業負擔、激發中小企業活力，依靠良好制度、營商環境，提振企業信心，增強未來預期。

（四）結合企業發展現狀和實際需求，有序推進數字化。

在數字化實踐過程中，企業應當明確自身的轉型類別，在企業戰略和數字化技術上，選取合適且匹配的方案策略，從而順利實現轉型升級。不同企業在進行數字化轉型過程中，首先要明確企業的定位與目標，然後制定發展戰略，結合數字化發展現狀，根據內外部資源和人才結構，制定適合特定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方案，大企業要高舉高打，小企業要小步快跑。要引導數字化服務商面向中小企業開發使用便捷、成本低廉的數字化解決方案。

註釋已省略

文獻來源：李凌浩、呂鵬、劉金龍，2022，《中國縣域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報告》，《中國經濟報告》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