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次疫情危機中,中小企業受到了尤為沉重的打擊,造成大規模失業和其他長期經濟創傷。其中不太引人注目但仍很嚴峻的問題是,佔市場主導地位的公司的市場支配力不斷上升,當這些公司的實力變得更加強大時,較小的競爭對手卻在衰落。
從相關經驗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研究中,我們知道少數公司市場支配力過強,可能會拖累中期經濟增長,扼殺創新並抑制投資。這一結果可能會嚴重影響經濟從新冠疫情中復甦,並將阻礙眾多新興企業的崛起——而其活力正是當今世界所亟需的。
目前,創造更公平的競爭環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政府需要在一系列廣泛的部門實現該目標,從釀造到醫院再到數字部門都是如此。
IMF的最新研究表明,市場支配力的關鍵指標正在上升——例如,相比邊際成本的加價幅度,或者某一部門四大企業的收入集中度。受疫情影響,我們估計當前發達經濟體的市場集中度增加的幅度,至少相當於2000-2015年底15年間的增幅。即使是在那些從危機中受益的部門(如數字部門),佔市場主導地位的企業也是最大的贏家之一。
數十年來的趨勢將會惡化?
疫情暴發導致多個行業的市場支配力增強,這將加劇已延續40年的趨勢。例如,自1980年以來,發達經濟體上市企業的全球加價幅度平均超過30%。在過去的20年中,數字行業的利潤增長是整個經濟增長的兩倍。
當然,回顧歷史,豐厚的利潤一直是成功企業獲得的自然回報,它們通過創新、增效和改善服務等方式取代了既有企業。不妨想一想宜家如何改變了人們購置傢俱的方式,或者蘋果如何改變了手機市場。
但近期,許多行業中有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在沒有強大競爭對手的情況下,主導企業的市場支配力正日益根深蒂固。在不同的部門中,我們估計,某一特定年份加價幅度最高的公司(前十分位),下一年繼續保持高加價幅度的概率達到近85%——這比20世紀90年代“新經濟”時期高出了10個百分點。
大型科技企業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作為20年前取代既有企業的市場顛覆者,其市場支配力正在日益增強,而如今卻沒有潛在的顛覆者對其施加相同的競爭壓力。在這方面,與疫情相關的影響正在加劇網路效應和規模經濟等強大的潛在力量。
併購交易的作用
在多個行業中,我們觀察到商業活力正在下降的趨勢。設想一家初創制造企業無法從本地市場突圍,或者一家新興零售企業面臨大型競爭對手以更低價格虧本經營以試圖將新企業拒之門外。
從經濟增長、創造就業和提高收入等方面來看,這些都是錯失的機遇。我們的研究顯示了一些企業是如何掌控勞動力市場的工資議價權,它們支付的工資低於員工邊際生產率的應得薪酬。
促成這些趨勢的一個因素是併購活動的增加,尤其是主導企業發起的併購活動。儘管併購可以節約成本並優化產品,但它也會削弱創新動力,並增強企業的提價能力。令人擔憂的是,我們的分析表明,主導企業的併購活動會導致整個行業商業活力的下降,因為所有競爭企業的增長和研發支出都會受到打擊。在生產率增長緩慢的世界裡,這種情況尤其令人擔憂。
對政策制定者的啟示
那麼,政府可採取哪些行動?我們想強調五項重點行動,其重要性在不同轄區有所不同。
首先,各競爭主管部門在實施合併控制時應提高警惕。競爭主管部門審查交易的標準應涵蓋所有相關情形,包括針對經過發展可能與主導公司形成競爭的小企業的收購活動。例如,德國和奧地利近期在目標營業額閾值的基礎上,引入了基於交易價格的閾值。對此前的合併決定進行評估,可能也有助於更有效地執行競爭規則。
第二,各競爭主管部門應更積極地禁止濫用主導地位,並在沒有任何違法行為報告之前更多地利用市場調查來揭露有害行為。2018年澳大利亞針對乳製品行業的一項調查說明了這一做法的好處:它強制要求改善農民與加工企業之間的承包做法。
第三,各國還需開展更多工作,以確保投入市場的正常競爭(包括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在這方面,強力推行競爭規則以防止企業之間簽訂“禁止挖人”協議將是值得歡迎的。一些零售和快餐業用人合約中的非競爭條款,也提高了員工更換高薪工作的難度,這一點尤其與低技能工人相關。
第四,大資料和人工智慧的崛起正在顯著擴大現有企業的優勢,競爭主管部門應該有能力跟上數字時代的步伐。提高資料可攜性和系統互操作性,能使新企業更容易與現有企業競爭。關於政府監管如何確保消費者有權更換服務商以及改善消費者福祉的先例,不妨考慮歐盟在20年前賦予消費者在更換運營商時保留手機號的權利,以此促進了競爭。
最後,資源非常重要。以美國為例,聯邦貿易委員會和司法部反壟斷處的總預算佔GDP的比重大約為四十年前的一半。在許多轄區,隨著技術迅速發展,當局可能需開展投資來進一步提升特定領域的專業技能。英國近期宣佈將組建一個新的數字市場工作組,管理主導平臺(如谷歌和臉書)的行為。
前景可期的好兆頭
好訊息是,包括歐盟和美國在內的主要經濟體已開始積極審查其競爭政策框架。這些審查提供了一個不容錯過的機會。政策制定者應立即採取行動,防止市場支配力的進一步大幅上升阻礙經濟復甦。
本次危機將通過深刻的結構調整來重塑我們的經濟,這將催生一批高速增長、勇於創新並能創造優質就業崗位的初創企業。它們應當享有公平的競爭環境和成功機會。
為中小企業提供更廣泛的定向政策支援也很重要,因為旨在幫助企業在疫情期間獲得融資的政府計劃無法惠及眾多小企業。隨著經濟復甦企穩、政策支援逐步退出,更迫切的任務是確保可持續經營的中小企業能夠獲得融資,且相對大企業的劣勢不會進一步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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