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歷來是亞洲經濟增長和減貧的強大驅動力，但近年來，各方減少貿易壁壘的勢頭有所放緩。
儘管亞洲貿易活動的關稅壁壘總體較低，但一項非關稅壁壘的新指標顯示，許多亞洲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非關稅壁壘依然很高。不同於關稅，這些非關稅壁壘包括會引起摩擦的政策，如許可證要求，或是針對貿易、支付或匯兌的限制措施。
IMF《亞太地區經濟展望》中詳細闡述的一項近期研究指出，降低非關稅壁壘可使該地區GDP增長約1.6%，這可能彌補疫情的預期長期創傷影響的四分之一左右。IMF預測亞洲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2024年的GDP將比危機前的趨勢值低6%，相當於每年減少約1萬億美元——鑑於此，上述研究結果的意義更加深遠。
為了更好理解，不妨考慮該地區跨境貿易活動的歷史。近幾十年來，亞洲GDP的強勁增長都伴隨著貿易開放指標的穩步上升——例如，這些指標包括商品和服務貿易與GDP之比，以及上升的全球價值鏈參與度。然而，近年來貿易開放程式已經停滯，這表明亞洲傳統的增長引擎甚至在疫情暴發前就已開始放緩。
與此同時，改革程式也有所放緩。20世紀70年代至21世紀初，亞洲的平均關稅已從超過50%大幅降至個位數，因而幾乎沒有進一步下降的空間。但關稅並非問題的全部。長期以來，非關稅壁壘一直被視為貿易面臨的重大阻礙，但由於資料有限，要開展具體分析一直都很困難。
為了克服這一限制，貨幣基金組織即將發表的一份工作檔案編制了一份涵蓋159個經濟體的貿易限制措施的綜合指標，最早可追溯到1949年。該指數使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匯兌安排和匯兌限制年報》中所載關於貿易壁壘的詳細資料。它反映了各種貿易壁壘，如許可證要求和外匯交易所需的檔案。
該指標表明，與過去半個世紀關稅的急劇下降相比，非關稅壁壘的的降幅較小，且始終保持在相對較高的水平。從20世紀60年代到1995年，亞洲的非關稅壁壘從近20的最高水平下降到15左右，但此後幾乎沒有變化。
低收入國家（如尼泊爾、孟加拉國和緬甸）的非關稅壁壘通常特別高，而中國和印度等大型新興經濟體也有改革的空間。亞洲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平均指數也明顯高於其他地區。
實證分析表明，降低非關稅壁壘可以帶來大量的經濟效益。非關稅壁壘指標的大幅下降（類似於1980年代初斯里蘭卡取消其出口許可證、融資和檔案要求）可能會在短期內將GDP提高1%左右；五年後，GDP將增長約1.6%。
值得注意的是，取消非關稅壁壘帶來的改善來自投資和生產率的增長，而不是直接來自淨出口的擴大。這突出了貿易自由化如何通過多種渠道取得進展，並帶來了好處，包括專業知識、技術轉讓和將資源重新分配給效率更高的公司。
疫苗接種有助於促進疫情後的經濟復甦，決策者應該專注於經濟改革，以支援經濟增長，並最大限度地減少危機的長期創傷效應，特別是在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這包括採取政策扭轉疫情對勞動者教育和技能的負面影響，以及實施勞動力市場和產品市場改革。
我們的研究表明，降低國際貿易成本有助於：
減少貨物貿易壁壘：許多亞洲經濟體需要進出口許可證，開展外匯業務需提供大量的檔案，或限制使用外幣。消除這些壁壘可以減少行政管理造成的時滯，並降低國際交易的成本。
減少對服務貿易的限制：正如澳大利亞在20世紀80年代採取的行動一樣，有很大的空間來緩解對非實物交易（如旅行、航行和諮詢、國際轉賬等）的限制。在服務貿易增長更快的情況下，這些改革可以在未來幾年帶來更大的好處。
雖然降低貿易壁壘可能有助於增加中期產量，但也可能產生不利的分配後果。與改革相關的資源重新分配將產生贏家和輸家，而現有的富人群體往往受益更多。因此，在實施貿易改革的同時，必須輔之以減少對社會不平等影響的政策，包括向受影響最嚴重的群體提供財政支援，並開展再培訓方案，幫助工人重新就業。
考慮到所有經濟體在未來幾年都將長期面臨疫情的影響，再次促進國際貿易開放的前景是廣闊的，值得探討。消除疫情的長期創傷影響是當務之急，我們的調查表明，降低貿易壁壘將有助於亞洲重新啟動其增長引擎。
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