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人的網癮戰爭

中國玩家對遊戲相關的負面新聞不會陌生，比如 2002 年的藍極速網咖縱火案，一瞬間帶走了 25 條人命，幾乎讓社會輿論一邊倒的站在遊戲的對立面。但要說到第一起因玩電子遊戲而猝死的新聞事件，人們會將目光聚焦到韓國西南部城市，光州東區的一間網咖裡。

同樣是在 2002 年，一名 24 歲的失業男子因連續玩了 86 個小時遊戲，期間不眠不休，僅靠著方便麵充飢，最終倒地過勞而亡。當時網咖的員工在口供中說到：“我在洗手間發現那人已不省人事，但他醒來後又繼續跑回去打遊戲，過了一個多小時後再次倒在地上。雖然後來被送到醫院，不過早就斷氣了。”

沒過多久，韓國開設了第一家網癮治療中心，一位精神科醫生丟擲理論，認為 20%~40% 的韓國青少年有遊戲成癮的潛在跡象，症狀包括“無法合理管控時間”以及“對父母叛逆”，並建議“患者”即時入院治療。

是不是感覺這些論調非常熟悉？畢竟我們見證了無數種強盜式的獨斷論，見證了悖離科學的臨床治療。不過，在遊戲產業先一步進入高速發展期的東亞毗鄰，韓國的這場“戰爭”還要來得更早一些。


經濟救星

反對遊戲的聲音，其實在 20 世紀 70 年代末的韓國就已經廣泛存在了。1975 年，首爾的一家百貨公司引進了三臺裝有山寨版《Pong》的機器，不少報紙對其進行了報導，並聲稱三星和高仕達正在生產類似的新產品。一部分人看到其中的商機，開始在全國各地鋪設“電子娛樂室”，但這立馬遭到保守家長、媒體和政府要員的強烈反對，因此直到 1980 年，只有 43 家商場得到了政府批准，其他未獲批准的只能轉入地下偷偷經營。


三星在 80 年代也模仿美國、日本等公司舉辦過軟體競賽，但或許是為了迎合世俗眼光，幾乎沒有程式設計師會去製作遊戲。不過，大宇電子基於 MSX 打造的遊戲機 Zemmix 倒是因為盜版軟體而廣受歡迎，到了 1987 年 7 月，韓國頒佈了一項保護電腦程式所有權的法律，這之後才誕生了一些生產和發行遊戲的小公司。

但正是這麼一個默默無聞的小產業，卻在 1997 年韓國因亞洲金融危機而陷入泥沼時，成了主要的受益者之一。


彼時的韓國政府認為大企業集團主導下的工業化政策存在巨大弊端，在財政岌岌可危的情況下依然提高了文化部門 40% 的預算，從 1998 年起接連提出《文化立國》《21 世紀韓國網路發展》《2002 大韓民國遊戲白皮書》等計劃和方針，並建立培養人才的“遊戲研究院”，將發展遊戲業提升到國策的高度。

除了本國自產的網路遊戲外，外來引入的《星際爭霸》也正是在這個時期實現騰飛。一個有趣的對比是，第一場通過電視播出的星際比賽由韓國動畫電視臺 Tooniverse 舉辦，那時還是在一間小房子裡，搬個乒乓球桌狀的臺子當作對戰席來使用。而到了 2004 年，《星際爭霸》的全球總決賽已經來到韓國釜山的海濱浴場，10 萬名觀眾盯著螢幕翹首以待。


隨之而來的，是網咖生意也變得好做起來。在 1998 年到 2001 年期間，韓國的網咖數量增長了 230 倍，有的韓國人將其譽為高壓社會下“唯一可以緩解壓力的場所”。經濟學家甚至將這種現象稱為“星際經濟學”，人們同樣醉心於每小時 10 來塊的低娛樂消費，以及食物、飲料和遊戲一應俱全的一站式服務。

“玩電腦遊戲是韓國學生唯一能真正擁有的愛好。”在祥明大學攻讀遊戲專業的金永奎（Kim Yong-gyu）對此深有體會：“高中生下午 5 點左右放學，然後補習到晚上 9 點，他們在睡覺前只有 1~2 個小時來享受人生。”


到了 2002 年，投入 10 萬億韓元打造的高速通訊網有了顯著的效果，寬頻落戶數飆升到 1040 萬戶，要知道這個數字在四年前還只有 1.4 萬。而受益於網路，遊戲也因此成了許多韓國人生活的一部分，作為國家經濟復甦的中流砥柱，它的影響力逐漸輻射到社會的每一個角度。


反對者眼中的另一面

一件事物越是處於社會的中心地帶，就越容易被拿來作為評判的物件。在韓國，許多研究者試圖將遊戲與抑鬱、焦慮等心理狀況聯絡起來。比如在 2013 年到 2017 年期間，韓國學界發表了 91 篇有關遊戲成癮的論文，佔到全球總量的 14.8%，成為了“遊戲成癮論”最大的輸出國。

這背後其實有跡可循，因為和遊戲相關的負面新聞實在是太多了。

2005 年，一名來自韓國大邱的青年，在網咖打了 50 個小時《星際爭霸》後心髒驟停，在當地醫院搶救無效去世，他幾個月前才因為沉迷《魔獸世界》曠班太多而丟掉了鍋爐修理的工作。

2009 年，一對韓國夫婦因為玩《Prius Online》，12 個小時置自己的孩子不顧，導致其死於營養不良，最終他們被地方法院以過失殺人罪為由判處兩年徒刑。

期間法院還採納了被告律師的提議，將遊戲成癮作為一種疾病納入判決考量，女方才因此緩刑得到了保釋 。同樣的事情其實在韓國仁川已經發生過一次了，只不過那一次嬰兒是在沒有照料的情況下窒息而死。


相比於遊戲對本國經濟的提振，首爾天主教大學聖母醫院的精神病學家李海國（Lee Hae-kook）更看重這些陰暗面：

“一個 25 歲的無業男子在遊戲裡欠了 1.8 萬美元的債，被他姐姐拖過來治療。該患者青少年時期每天就玩 2~3 個小時遊戲，對學習毫無興趣。成年後每天花 10 個小時上網，一半時間打遊戲，一半時間逛油管……這個人最終符合承認 ADHD（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的標準，所以我開始給他開具相關藥物。”

李海國很早就認為遊戲成癮是確定且可以診斷的，除了開設對應的醫療專項外，他還特別喜歡面向公眾發言，試圖將暴力、犯罪和殺人與遊戲聯絡起來，稱遊戲給國家造成了巨大的創傷。他曾經和立法委員申義仁（Shin Eui-jin）聯手推行一項所謂的“上癮法案”，將遊戲和賭博、酗酒、毒品並列為韓國社會的“四惡”之一，在國會聽證會上甚至對議員大放厥詞，說遊戲可能“比毒品更嚴重”。

整個韓國遊戲圈自然將其視為眼中釘，麻省理工科技評論對他形象的描述為“50 來歲，蒼白、消瘦且傲慢的中年人”，可以說是“韓國楊永信”一般的人物。


由於存在巨大爭議，李海國和申義仁的法案並沒有順利通過，但在此之前，韓國當局的許多部門已經將遊戲成癮視為促生死亡事件的根本原因。首爾的國家資訊協會和韓國的性別平等和家庭部著手進行調研，最後的結論是，10% 的韓國青少年是網路成癮的高危人群，且 20 個人中就有 1 個人嚴重成癮。

在此情況下，政府投入了大量資金來建立新的診所、組建支援小組，以最大程度地減少這一問題。比如在首爾城外 120 公里的地方，國立公州病院開設了一間專門治療遊戲成癮的診所。負責人李宰旺（Jaewon Lee）博士認為，有人害怕社互動動，所以在遊戲中尋求交流，還有人尋求權力，這些也能在遊戲中得到滿足，因此 MMORPG 和 FPS 最容易讓人上癮。


而到了 2011 年，一項被稱為“灰姑娘法”（亦有“關機法”一說）的條例出臺，禁止 16 歲以下的人在晚上 10 點到早上 6 點之間玩網路遊戲。未成年人被要求在網上登記他們的身份證，便於監控和管理。

同時另一個專案“成癮戒治學校”（Jump up Internet Rescue School）應運而生，提供為期 12 天的治療服務，沒收學生的手機和電子裝置後，迫使參與者從事戶外和體育運動，同時還有情緒控制相關的心理訓練，都是我們非常熟悉的處理方式。

迫害升級

在韓國政府支援與民間輿論的雙向推進下，“遊戲會導致成癮”這一理論的擁躉在韓國逐漸壯大，儘管“關機法”有一些漏洞可鑽，但許多家長仍然讚賞政府的干預和努力。這些人都認為自己工作太忙，沒法採取必要的措施來控制孩子的遊戲行為。國立公州病院的診所更是在極端情況下，開始對額葉皮質進行磁刺激來治療患者，就像對待可卡因的成癮者一樣。

而時間很快來到 2019 年，他們在此基礎上又獲得了更強力的武器。

如你所知，當年 5 月 25 日在瑞士日內瓦召開的第 72 屆世界衛生大會，對所有玩家而言都是個重大沖擊。WHO 在《國際疾病分類第 11 次修訂本》（ICD-11）中，將“一種長時間持續或反覆出現的遊戲行為模式”定義成“遊戲失調”，在此之前，只有賭博享有同樣的待遇。


儘管失調和成癮還不能完全劃等號，但這在醫學上仍然是一個無法忽視的轉變。“韓國楊永信”李海國更是抓住這一點回懟一切質疑者：爭論遊戲成癮是不是疾病毫無意義，權威機構都表態了，還有什麼好說的呢？

而對於一部分韓國心理健康方面的專業人士來說，這是一個顯著的進展。政府也召集了一批人才來研究這一問題，有可能最早於 2025 年將“遊戲失調”納入自己用於診斷的“韓國疾病標準分類”。

當然，並不是所有醫學研究者都站在遊戲的對立面，延世大學媒體研究教授尹泰鎮（Yoon Tae-jin）就覺得將遊戲全都歸為一類太過籠統，很多醫療從業者甚至都沒搞清各種遊戲之間的區別，便預設它們會引發成癮，再借此展開論證。還有一項針對韓國高中生的問卷調查顯示，即使按照籠統的標準來測定成癮率，那比例也只有 2.7%，構不成一個普遍現象。

美國臨床心理學家克里斯托弗·弗格森（Christopher Ferguson）和 WHO 的郵件通訊，或許揭示了 ICD-11 背後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弗格森認為遊戲失調不應該如此武斷的列入名單，而 ICD-11 專案的官員傑弗裡·裡德（Geoffrey Reed）回覆道：“不是所有事情都由我決定，我們一直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尤其是來自亞洲國家的壓力，要求我們把（遊戲失調）這一點納入進去。”（雖然 WHO 後來表示沒受到政治影響）


前遊戲設計師金成鎬（Kim Seong-hoe）則直言不諱的說到，將玩遊戲和生病劃等號是老一輩對年輕人的暴政，這種獨裁統治者一般的想法在他們心中根深蒂固。像是有一家孤兒院的看護人員為了方便自己玩手機，給搗亂的孩子服用多動症藥物。現在看起來，他們口中針對遊戲成癮也是同一個治療方法：

“有一些遊戲和類別對人們心理的影響比酒精可要複雜得多，不進行區分就判斷遊戲會引起成癮實在太荒唐了……換句話說，給成績差的學生服藥也沒問題嗎？”

金成鎬並不完全牴觸針對遊戲的質疑，只不過他希望人們的視野應該更開闊一些，比如將沉迷遊戲的青年和家庭環境、學習壓力聯絡起來，探尋更深層的原因，而很多成年人為了包庇社會問題刻意無視了這一點。

既定的未來

不過，社會主流輿論的力量總是更強一點。韓國國立心理健康中心的研究人員韓基萬（Han Ki-wan）表示，韓國不太可能提出與 WHO 完全不同的遊戲失調標準，而它們在實施過程中可能產生巨大的經濟影響。

為了暫緩標準的實施，韓國文化部拒絕加入衛生部領導的一個諮詢機構。他們估計將遊戲失調視為疾病，可能導致未來三年損失 90 億美元收入，並減少 8700 個工作崗位，與首爾國立大學一位教授的研究一致。前車之鑑，就是整個國家為“關機法”付出了 24 億美元的成本。


韓國政府部門之間的公開不和，使得雙方的說客大打口水仗。

東陽大學的教授金貞泰（Kim Jung-tae）加入了一個與 ICD-11 分類做鬥爭的小組，他認為遊戲產業的整個生態系統可能因此而崩潰，而將遊戲問題視為一種疾病，是精神科醫生和官僚們的“政治迫害”，因為他們從研究和治療資金中獲利，而父母們也急於為孩子學業失敗的問題尋找替罪羊。

韓國衛生部的支持者發言反擊，表示對遊戲行業會崩潰的擔憂是“言過其實”。漢陽大學醫院的精神病學教授盧聖元（Roh Sung-won）說到：“醉鬼不會責難酒廠，企業也不會因為發生車禍就不再造車了。”


唯一的好訊息，是雙方在某些細節上不約而同的達成了共識。

比如遊戲公司藉著免費名頭開發出“變種老虎機”，讓使用者如賭博一般不斷續費，使得醫生無法對遊戲做出合理的判斷；又比如在懲罰性教育和殘酷的競爭下，遊戲是年輕人為數不多的消遣手段之一，這是社會背景而不是單一產品的問題。

不難看出，儘管針對遊戲的整體評論偏向妖魔化，但有些看法還是理性的，並非完全沒有迴旋的餘地，仍然保留了對症下藥的希望。

仔細想想，就著飲料和零食，跟朋友肩並肩的坐在一起玩幾個小時遊戲，真的有想象中那麼十惡不赦嗎？無論遊戲產業帶來了什麼不良影響，它在流行文化中的地位絕對讓人無法忽視。或許更細分，更深入的看待遊戲，才能在遊戲成癮的研究方面實現突破，並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參考資料：

Video games are dividing South Korea
South Korea wrestles with video game addiction
South Korea's Video Game Addiction

作者：箱子
來源：VGtime
地址：https://www.vgtime.com/topic/1099516.j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