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回憶：紅色通訊的崛起（一）

1927年4月和7月，蔣介石、汪精衛分別在上海、武漢發動“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實行“清黨”、“分共”，大肆逮捕和殺害中共黨員，製造“白色恐怖”。

面對敵人的殘酷鎮壓，我黨決定建立自己的革命軍隊，走“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武裝鬥爭道路。

1927年8月1日，八一南昌起義爆發，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不久後，9月9日，秋收起義爆發。

1928年4月28日，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和朱德、陳毅領導的湘南起義和南昌起義部分部隊，在井岡山(原寧岡縣龍市鎮)勝利會師，並建立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

井岡山會師

當時，革命形勢非常緊迫，位於上海的中共中央與位於井岡山的根據地之間，相隔千里，通訊只能依賴傳統的地下交通方式，非常緩慢且風險巨大。所以，儘快建立紅色無線電通訊，成為革命事業的重要任務。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會議期間，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提出申請，請求其幫助代培無線電技術幹部。

該申請很快得到共產國際的批准。不久後，毛齊華、塗作潮、宋濂等多名中共同志，被安排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列寧格勒伏龍芝軍事通訊聯絡學校”學習無線電通訊技術。

1928年11月，周恩來從莫斯科返回上海。為加強祕密工作的領導，保證黨中央機關在上海地區的安全， 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由周恩來負責在原軍委特科的基礎上，組織成立中國共產黨中央特別行動科，也就是後來聞名遐邇的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時期的周恩來

特科下設總務、情報、行動、交通共四科。交通科又稱通訊聯絡科，科長由李強擔任，主要負責設立祕密電臺、培養無線電技術人員，建立中共中央與各地黨組織以及共產國際的聯絡。

李強(1905-1996)

周恩來還祕密安排時任中共法租界黨支部書記張沈川，前往上海無線電學校學習無線電技術。

張沈川(1900-1991)

上海無線電學校是國民革命軍第六軍辦的，校址就在第六軍司令部，校長也由第六軍電臺臺長劉鶴年兼任。為了不暴露身份，張沈川化名為“張燕銘”去報考，結果被錄取。

1929年5月，張沈川完成學業，進入第六軍司令部電臺實習。不久後，他藉口離開，隨即成為我黨第一名報務員。

1929年夏天，李強、張沈川、賀果等人，共同研製出一部功率為50W的發報機，以及一部3燈收報機，為祕密電臺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1929年秋，根據周恩來指示，特科通訊科在上海大西路福康裡(現延安西路420弄9號)租賃了一幢三層樓房，由張沈川和蒲秋潮假扮夫妻，開通了中共中央歷史上第一部祕密無線電臺。

電臺遺址(圖片來自 IT時報)

第一部祕密無線電臺開通後，為了培養更多的無線電技術人才，我黨安排各地黨組織選拔政治可靠、學歷較高的青年優秀黨團員，送到上海參加培訓。

培訓過程中，李強負責教機務，張沈川負責教報務。兩人配合默契，很快就帶出了黃尚英、王子綱、伍雲甫、曾三、蒲秋潮等十多名“徒弟”。

有了人才之後，特科通訊科開始想方設法前往各地建立更多的祕密電臺，以實現上海黨中央與各地方局(香港南方局、天津北方局、武漢長江局)、國際局的聯絡。

1929年年底，李強和黃尚英祕密抵達香港，著手建立了中共南方局祕密電臺。次年1月，電臺在在九龍彌敦道正式建成，實現了與上海黨中央的首次無線電通訊。

李強從香港回來後，帶著他在香港新搞到的一部電臺，趕往武漢，試圖打通上海至華中局的無線電通訊，卻因供電問題沒能成功。

後來，李強又派翁英、王子綱等人，帶了一部50瓦電臺到天津，租好房子準備建立祕密電臺，卻又因順直省委遭到破壞，電臺人員被迫撤回。

1930年年中，塗作潮、宋濂等人從蘇聯學習無線電技術回國。李強組織他們在西摩路的一幢樓房裡，建了一個功率250瓦的“國際電臺”，打算一方面分擔張沈川電臺的一些任務，一方面與海參崴國際電臺通報。結果事與願違，該電臺年底就因鄰居失火，為防暴露被迫搬走。

隨著革命的快速發展，無線電人才缺口仍舊巨大，周恩來指示李強：“要擴大規模，抓緊培訓無線電人員。”

李強和張沈川接到任務後，本想按之前的經驗，再開兩個隱蔽培訓點，分散培訓。但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否定了他們的方案，自吹他在法租界巡捕房有內線，集中辦個大的培訓班沒有問題。

1930年10月，我黨歷史上第一個無線電集中訓練班，在上海法租界巨籟達路四成裡12號(現鉅鹿路391弄12號)一座三層樓內開學。為了掩人耳目，樓門口掛上了“上海福利電器公司工廠”的牌子。

上海福利電器公司工廠

在訓練班擔任教學工作的，除了李強、張沈川外，還有從蘇聯學成歸來的塗作潮、方仲如等人。

非常遺憾的是，1930年12月17日，開班不到兩個月，“福利工廠”被法租界巡捕突襲，20餘人(5名老師、15名學員)慘遭逮捕。

這些人當晚就被“引渡”到國民黨上海市公安局，年底又被押解到南京陸軍監獄。敵人對他們實施了四個多月的嚴刑拷打，但始終沒有一個人招供和叛變。

最後，沈侃夫等4人被折磨致死，其餘同志在抗戰爆發後獲釋。

禍不單行，“福利工廠事件”後不久，設在香港的南方局機關和電臺也遭到了突襲。電臺報務員邱德被逮捕，電臺工作被迫中斷。

其實，香港南方局電臺當時有一個重大任務，就是作為中轉站，打通中央與贛南閩西蘇區根據地之間的無線電聯絡。

香港電臺遭破壞後，這一方案只得作罷。於是，中央決定派遣“福利工廠事件”那天因外出辦事倖免於難的曾三、伍雲甫和塗作潮，帶著密碼本，繞道香港，去蘇區嘗試建立中央與蘇區之間的電報聯絡通道。

與此同時，中央也將上海本地的無線電技術培訓從集中授課改為單線聯絡、登門施教的分散培訓方式，繼續培養無線電學員。

1931年9月，歷經艱難險阻來到中央蘇區的曾三，與上海黨中央電臺成功互發了一份加密電報，實現了中央蘇區和上海黨中央的第一次無線通訊。

據當時在上海黨中央擔任譯電工作的鄧穎超同志回憶：“我們第一次同蘇區中央局通報時，蘇區方面是弼時(任弼時)同志譯的，上海方面是我和恩來同志譯的。”

周恩來和鄧穎超

他們之間所使用的密碼，被稱為“豪密”，是1931年周恩來在上海主導編譯的中共中央第一部無線電密碼。周恩來曾用化名“伍豪”，所以稱為“豪密”。

1932年年初，搬遷到英租界靜安寺赫德路福德坊一街23號的上海祕密電臺遭到敵人破壞，負責留守的於昆夫婦被捕，隨後被判無期徒刑。

1932年6月，因顧順章叛變，上海黨組織遭到重大破壞。12月，周恩來祕密離開上海，前往中央蘇區瑞金，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

1933年1月，中共江蘇、山東省委相繼受到破壞，對上海臨時中央政治局造成很大的威脅。經請示共產國際同意，臨時政治局遷往江西中央蘇區，在上海設立“上海中央臨時執行局”。

1934年，因中共江蘇省委領導相繼被捕，上海臨時中央執行局負責人以及祕密電臺工作人員被捕並叛變，上海地下電臺遭到徹底破壞。

次年秋，中共中央通知上海臨時局和特科人員分批撤離，上海只留下一個辦事處，繼續從事對敵鬥爭工作。

紅色通訊的星星之火，將轉戰江西蘇區，繼續它的燎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