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通訊史（三）：延安通訊故事

▉ 粉碎分裂陰謀，確保長征勝利

上一期我們說到，蘇區紅軍因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被迫進行戰略轉移，開始了史無前例的長征。

在長征的過程中，前有堵截，後有追兵，紅軍歷經艱難險阻，不斷與敵人進行周旋，創下了“四渡赤水”、“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血戰臘子口”等諸多壯舉，震驚了國內外。

飛奪瀘定橋

在這些壯舉的背後，紅軍電臺工作人員也做出了巨大貢獻。

他們既要保護通訊裝置在緊張的轉移和戰鬥過程中不受損壞，還要通宵達旦地進行收報、發報，傳達領導的指示，協調部隊的行動。這其中的艱辛，是我們現在無法想象的。很多電臺隊員，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正在收發報的紅軍戰士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及紅一方面軍主力歷時一年、轉戰11個省、行程二萬五千裡，終於勝利到達陝北。

當時，張國燾搞分裂我黨、“另立中央”的陰謀。

作為紅四方面軍的領導人，他把到四方面軍工作的朱德總司令及其所率領的紅軍總部用武力控制起來，還冒用中央與軍委的名義，對紅二、六軍團下達指示，打算讓他們與自己會合，然後進行控制。

與此同時，真正的黨中央失去了與紅二、六軍團的電臺通訊聯絡，在長達半年左右的時間裡，無法進行直接指揮。

1935年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窯堡開會，透過了《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決議中，中央把“完成與紅二、六軍團的通訊聯絡”列為一項戰略性任務，交給了時任中革軍委通訊聯絡局局長的王諍。

左三為王諍

為了完成這一任務，王諍帶領三局的同志們，不間斷地守聽電臺聯絡，試圖捕捉紅二、六軍團電臺的訊號。

1936年1月27日夜12時左右，紅二、六軍團電臺與紅四方面軍電臺收發一份長達800餘字的電報時，中央軍委電臺終於捕捉到了紅二、六軍團電臺的訊號。

王諍親自上機，將收發信頻率對正後，伺機插叫。

當這份長電報發到400字時，四方面軍電臺要求暫等10分鐘。乘此間隙，王諍局長立即開機用明語呼叫紅二、六軍團電臺。

紅二、六軍團電臺值班員龍振彪發現，對方的訊號音調和發報手法特點明顯不同，於是問道：“你是何臺?”

王諍局長用明語回答說：“我是總隊長王諍，奉命與你們聯絡。請閻知非隊長上機，有重要事要談。”

閻隊長上機後，雙方成功建立聯絡，中央終於恢復了與紅二、六軍團的聯絡。

但是，由於原來“豪”字密碼本由朱德總司令帶到紅四方面軍後，被張國燾控制，中央臺不能對紅二、六軍團髮指示性電報。

不得已，周恩來副主席以他曾用名“伍豪”的名義，讓電臺發了一份明碼電報給紅二、六軍團的領導人賀龍、任弼時：“弼兄：我們已到陝西保安，密碼(豪)留老四處。……弟豪。”

這時，賀龍、任弼時才明白真相，知道黨中央已經北上。

由於沒有密碼本，雙方仍不能進行實質性聯絡。

1936年7月2日，紅二、六軍團到達甘孜，與紅四方面軍會師。

紅二、六軍團的到來，增強了反對張國燾錯誤路線的力量，在朱德總司令的指示和支援下，任弼時很快從張國燾處要來了密碼本，同中央溝通聯絡。

不久後，任弼時、賀龍收到了中央發來的3份重要電報：第一份電報是授予紅二、六軍團為紅二方面軍的番號，任命賀龍為總指揮，任弼時為總政委，除紅二、六軍團外還轄原紅九軍團;第二份電報是任弼時親自解譯的，主要指示紅二方面軍黨委如何開展反對張國燾分裂主義的鬥爭，團結紅四方面軍共同北上;第三份電報是關於紅二方面軍的行動方針。

在電報的指引下，紅二方面軍的任弼時、賀龍，聯合原在紅四方面軍工作的朱德、劉伯承，經過堅持不懈的鬥爭，終於迫使張國燾停止了分裂活動，同意北上。

1936年10月中下旬，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主力在甘肅會寧勝利會師，結束了偉大的長征，開始了迎接抗日戰爭的新階段。

▉ 紮根延安，服務抗戰

長征結束後，紅軍逐步在陝北根據地站穩腳跟。

此時，紅軍共有34部，電話總機10部，單機100餘部，通訊人員1500餘人。

上一期提到了的通訊學校，在到達陝北後，隨黨中央一同進入延安，變成了西北軍委通訊學校(校長為吳澤光、政委是曾三)，專門負責培養通訊技術人才。

1936年12月，中革軍委三局改稱軍委三局，局長為王諍，負責整個紅軍的通訊聯絡工作。

1937年1月，中央軍委三局隨中共中央進駐延安，負責整個陝甘寧邊區的通訊保障工作。此時，中央紅軍進入了一個相對快速的發展階段，師團以上的單位，均配備了電臺。

軍委三局延安舊址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件爆發。次日，中共中央向全國發出通電，號召建立抗日統一戰線，一致對外。

不久後，經過國共兩黨談判，終於達成了合作抗戰的協議，紅軍第一、第二、第四方面軍和陝北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參與抗戰。

此後，軍委三局逐步建成了多個無線電通訊網，與八路軍各部、新四軍各部、各地黨組織、共產國際、友黨友軍建立聯絡，為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指揮排程提供通訊保障。

後來，經過不斷髮展，延安的無線電臺發展到12個分隊，建成了八臺：黨中央臺、戰報臺、戰略臺、留守兵團臺、情報臺、新聞臺、駐友軍處聯絡臺、友黨友軍臺。再後來，幾個臺又進行了合併，變成了集中一臺和集中二臺。

這些電臺為傳達黨中央的命令指示、彙報敵軍動向、調動我軍行動、協調友黨友軍、收集國內外通訊社新聞、播發新華社通訊，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為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1941年10月，軍委三局辦的《通訊戰士》刊物創刊一週年，毛主席親自為全軍通訊兵題詞：“你們是科學的千里眼順風耳”。

▉ 根據地的通訊“洋專家”

抗戰期間，有一位老外對八路軍的通訊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幫助。他的照片，也較多地出現在國內外關於抗戰歷史的文獻上。他的名字，叫做林邁可。

林邁可是英國人，英文真名是Mechael Lindsay。他的所學專業其實並不是通訊，而是經濟。他的父親具有英國勳爵爵位，是英國上議會議員。他本人畢業於牛津大學，主攻經濟學、哲學和政治學。

1937年，Mechael受燕京大學社會系主任吳文藻教授(冰心的丈夫)的邀請，來中國燕京大學教書。

在來中國的旅途中，他碰到一個來自加拿大的同行者。這位同行者受美國和加拿大共產黨的委託，正打算去中國華北的抗日根據地幫助中國共產黨軍隊抗日。

沒錯，這個加拿大人就是白求恩。

白求恩向Mechael介紹了中國華北抗日根據地的基本情況，並邀請他有機會來根據地轉轉。Mechael欣然表示同意。

到了燕京大學後，冰心建議Mechael取一箇中文名字，叫林邁克(Mechael=邁克，Lindsay=林)。Mechael接受了這個建議，不過把邁克改成了邁可，於是，他的名字就變成了林邁可。

1938年4月，林邁可和另外兩位美國教師一起，乘坐火車到了保定。接著，又騎腳踏車從保定到農村旅行。就在旅行的過程中，遇到了呂正操將軍率領的“冀中人民自衛隊”，並與之建立了聯絡。

後來，林邁可再次來到華北平原，被呂正操的部隊護送，越過平漢鐵路，抵達了山西五臺山聶榮臻將軍的晉察冀軍區司令部。在司令部的八路軍戰地醫院，林邁可終於見到了白求恩。

兩位舊友相見如故，白求恩向林邁可介紹了很多八路軍抗日過程中的故事，並告訴林邁可，他也可以用自己的技能，為八路軍提供幫助。

林邁可一聽，覺得自己確實應該為八路軍做點貢獻。他本人除了教書之後，還有兩大愛好，一個是攝影，另一個是無線電。

攝影方面，他隨身攜帶一部德國製造的蔡司伊康照相機，走到哪都喜歡拍照。當時，他為根據地留下了很多寶貴的影像資料，白求恩的很多照片，都是出自他手。

無線電方面，他更是一個“極客”，非常擅長無線電臺的維修和安裝。於是，他開始幫助八路軍，維修一些損壞的電臺裝置，並對電臺工作人員進行培訓。

除了拍照和維修無線電之外，林邁可還利用自己的外國人身份，偷偷幫助八路軍購買和運送緊缺的藥物以及一些通訊零件。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因手術感染不幸去世，林邁可對此感到悲痛不已。

1940年春至1941年春，林邁可赴重慶擔任英國使館新聞參贊。後來，他返回燕京大學，重新任教。不久後，林邁可與自己燕京大學的學生李效黎結婚。時任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是他們的證婚人。

在燕京大學任教期間，林邁可一直堅持不斷地幫助八路軍。他不僅維修和製造了很多電臺，還護送過八路軍的情報人員，駕駛著司徒雷登的汽車，給地下交通站送去了大量藥品和無線電零件。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和美英等國家徹底決裂。林邁可駕駛司徒雷登專車，載著李效黎和美國教授班威廉夫婦，逃出北京(司徒雷登後來被日本人抓住，關進了集中營)。

林邁可等人輾轉來到平西八路軍根據地，受到了蕭克將軍的熱烈歡迎。

不久，他們又來到聶榮臻將軍的司令部。聶司令正式聘請林邁可出任八路軍晉察冀司令部通訊部的技術顧問。

這期間，林邁可努力工作，不僅裝設了一架高功率的超外差接收機，檢修了各軍分割槽的老舊電臺，還給八路軍培養了一批通訊骨幹，其中包括新中國成立後擔任郵電部部長的鐘夫翔。

1944年，在晉察冀根據地工作了3年多的林邁可夫婦要求調到延安工作。他們到達延安的第二天，就受到了毛澤東和朱德的接見。隨後，林邁可被任命為十八集團軍通訊部無線電顧問。

作為外籍專家，林邁可利用現有材料，將一臺舊機器升級為600瓦功率的發報機，又設計了一個V形天線，製造了一臺可與國外聯絡的發報機。

抗戰勝利後，林邁可決定返回家鄉英國。臨行前，毛澤東主席舉行宴會歡送林邁可夫婦，並給予他們高度評價。

1994年，林邁可以85歲的高齡去世。2019年，李效黎家鄉山西離石建立了“林邁可李效黎紀念館”，以此銘記他們對抗戰做出的卓越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