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通訊史（四）：永不消逝的紅色電波

年齡稍大一點的讀者，相信對下面這張劇照並不會感到陌生。

沒錯，這張經典的劇照，來自曾經家喻戶曉的一部紅色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

這部電影上映於1958年，由八一電影製片廠攝製，王蘋執導，孫道臨、袁霞主演。

電影講述的是中共黨員李俠潛伏在敵佔區，建立祕密電臺，與敵人周旋鬥爭，最終不幸被捕犧牲的故事。

今天這篇文章，小棗君要給大家講的，就是影片主角李俠真實歷史原型的故事。

這個歷史原型，就是中共上海地下黨聯絡員，無產階級革命者，李白。

李白

李白出生於1910年5月1日，原名李華初，湖南瀏陽人。

他於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參加湘贛邊秋收起義，1930年8月加入中國工農紅軍，成為紅四軍通訊連的一名戰士，後任通訊連指導員。

1931年6月，李白調到瑞金中央軍委無線電學校(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前身)第二期電訊班，學習無線電技術。結業後，他被分配到紅五軍團，擔任電臺臺長兼政治委員，參加了長征。

在長征途中，李白向全體無線電隊員發出了“電臺重於生命”的號召，這也成為他本人的終生座右銘。

1937年，抗戰爆發，李白受黨組織派遣，化名李霞，赴上海籌備建設祕密電臺。

當時的上海，日寇與汪偽軍警特務密集盤踞，環境極其險惡。李白與戰友塗作潮以福聲無線電公司賬房先生和老闆的身份作掩護，積極自制電臺，希望早日與延安建立通聯。

當時，無線電臺和零件都是受到管控的戰略物資，李白只能從頭學習電臺安裝和修理技術。他和塗作潮一起，將一臺收音機改裝成收報機(他們自制了線圈，裝在收音機上就能收報)，加上發報機，東拼西湊組裝起一部電臺。

1938年1月，李白的祕密電臺終於成功與延安進行通聯。這個祕密電臺的級別很高，只限於為數不多的中央領導直接掌握。當時，在延安的收報員是秦巖，她是紅軍無線電通訊創始人王諍的夫人。據她回憶，第一次收到李白電臺訊號的時候，“(延安)大家都沸騰了，因為這太重要了”。

1939年，黨組織安排紡織女工出身的裘慧英，以假扮夫妻的名義，配合李白工作。後來，經過朝夕相處，兩人漸生情愫。1940年底，經過黨組織批准，裘慧英和李白終於結成了革命伴侶。

李白與家人

1942年9月，日軍在對上海祕密電臺的偵測中，逮捕了李白夫婦。在酷刑之下，李白堅稱自己是私人電臺。

電影劇照：《永不消逝的電波》

1943年5月，在上海地下黨組織的積極營救下，李白夫婦成功獲釋。

出獄後，黨組織將李白夫婦調往浙江，安排他打入國民黨“國際問題研究所”做報務員。

他化名李靜安，往返於浙江的淳安、場口和江西的鉛山之間，利用國民黨的電臺，為黨中央祕密傳送日偽和美蔣方面大量的戰略情報。

1945年的一天，李白帶著電臺乘船到達淳安時，他藏在籮筐裡的收發報機被國民黨查獲，他第二次被捕入獄。後經黨組織營救，他又一次脫離虎口。

抗戰勝利後，李白回到上海，夫婦二人繼續從事上海地下黨的祕密電臺工作。

1948年底，解放戰爭進入關鍵時期，上海正處於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國民黨反動派預感到末日將臨，通過分割槽停電、暗中抄收訊號等方式，竭盡手段來偵測我黨地下祕密電臺。

此時的李白，面對日益增加的風險，仍然堅持發報。

隨著渡江戰役的臨近，李白的發報工作量越來越大，危機也不可避免地降臨到他的頭上。

1948年12月30日凌晨，在與黨中央進行電臺通訊的過程中，李白被國民黨特務機關測出電臺位置，不幸被捕。

後來，李白之子李恆勝回憶道：

“父親被捕的經過，母親曾多次對我提起過。那是1948年12月30日凌晨2時左右，夜闌人靜，萬籟俱寂，當時我已入睡，母親聽到外面有動靜，料知事情不妙，就立即告知父親。父親很快地拆除了發報機，母親幫著他整理天線，收拾完畢，就把我抱下樓寄睡在鄰居家裡。父母重又上床，佯作入睡模樣，靜待敵人的到來。不出所料，匪特多人果然破門而入，露出猙獰面目，破壁翻箱，四處搜尋。不幸，藏在壁櫃裡的收報機終被發現，機內熱氣還未消散。匪特既得真憑實據，為討好邀功，怎肯輕易放過，立即將父親挾持出門。父親臨去黯然，竟未有一語而別。父親離去，匪特數十人向母親包圍恐嚇，追根究底。母親為保守祕密，閉口不言。”

“第二天早晨，母親也被匪特帶去審問，並帶母親去看已被刑訊過數次的父親。時值隆冬，北風凜冽，母親目睹父親身上衣服都被剝光，用繩子捆縛在老虎凳上，神情顯得十分疲憊。匪特要母親勸說父親，供出底蘊。母親對著父親只作會意的默視。母親曾向匪特們說：‘同是人類，這樣的大冷天，為什麼不給他衣服穿?’經此一說，他們就將父親放下老虎凳。當母親給父親穿衣服時，他的手、腿已動彈不得。匪特因對母親無計可施，也就將她釋放了。”

2021年，國家安全部首度解密了一份絕密檔案——中央情報部電臺《逐日工作報告表》。通過這份檔案，我們得以瞭解更多細節：

1948年12月30日零點——“他說我們聲音小，我們的另一份報正在發，忽然聽到他急促的出來拍，叫等一等，隨著就拍出‘再見··· —·—’，時間是1:50，後來再也沒出來了。”

記錄顯示，當天零點到2點20分，西柏坡共抄收4份電報，發出1份電報。

報告表“值班人”一欄，寫著“將安”兩個字。據考證，其中“將”字代表的是當晚西柏坡電臺的值守人員——李康將，“安”則是當時的實習報務員。

身在西柏坡的李康將，並不知道位於上海的“峰臺”發生了什麼，只能如實地記錄下當天對方失聯的情況。

此後的23天裡，根據中央情報部的指示，李康將在每天的零點至1點15分，堅持在電波里尋找“峰臺”的訊息，但始終杳無音訊。

在連續寫下20多個“未聽到”後，關於“峰臺”的記錄停在了1月23日這天，聯絡表上最後的記錄是——“停止守聽”。

後來，黨中央收到潘漢年情報系統密電：李白夫婦被捕，“峰臺”被破。

“再見”，是李康將收到“峰臺”的最後兩個字，也成為了李白留給歷史的真實絕筆。

被捕後，李白遭受了酷刑的逼供，敵人還用高官厚祿誘惑他，但他始終堅貞不屈、頑強抗敵，沒有向敵人透露任何資訊。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除了李白，我們還有多名同志相繼被捕。

1949年3月17日深夜，我黨設在秦鴻鈞寓所的電臺因渡江戰役前傳遞情報的頻次多、數量大、時間長，被敵人偵破，秦鴻鈞在撤離時不幸被捕。3月19日，張困齋按約定到達秦宅聯絡時，被埋伏的國民黨特務逮捕。

左：張困齋，右：秦鴻鈞

1949年4月初，國共和談的氣氛漸漸濃厚起來，國民黨反動政權在偽裝和平的情況下，對李白一家稍稍和緩。裘慧英收到了李白從獄中託人帶出的信件。

1949年5月7日上午，裘慧英帶著4歲的兒子來到蓬萊路監獄，站在附近老百姓家的陽臺上，與李白隔牆相望。

這時李白已經無法站立，他被獄中的同志扶著，對裘慧英說：

“天快亮了，我所希望的也等於看到了。我能回來是最好的，萬一不能回來，你和孩子，一定會和全國人民一樣，過幸福自由的生活。”

就在同一天，特務頭子毛森根據蔣介石‘堅不吐實，處以極刑’的批令，決定將李白祕密殺害。

1949年5月7日夜，包括“電臺三烈士”李白、秦鴻鈞、張困齋在內的12名革命志士，在浦東戚家廟英勇就義。此時距離上海解放，只有20天。

1949年5月30日，上海解放第三天，剛上任的上海市市長陳毅接到時任中共中央情報部代部長李克農發來的電報，內容是“幫忙查詢1937年黨中央派到上海的李靜安(李白)同志”。

陳毅市長旋即以軍管會名義，向上海市公安局發出008號電文：“茲於1937年冬，延安黨中央派往上海地下黨工作之李靜安(即李白)同志，去向不明，特勞查。”

為此，上海市公安局專門成立了專案小組。1949年6月20日，經過專案組人員的努力，終於在浦東戚家廟後面挖掘出了12具烈士遺體，個個五花大綁，渾身彈痕累累，慘不忍睹，其中就有李白。

陳毅接到報告後，給李克農回電並在電文最後寫道：“血債要用血來還!殘害李白烈士的反革命分子，我們定要向他們討還這筆血債!”

1950年9月18日，曾任國民黨華北“剿總”北平電監科科長、中校督察官的葉丹秋被捕。在大量人證、物證面前，他交代了由其主持破壞李白、秦鴻鈞祕密電臺的罪行。1951年1月13日，葉丹秋被上海市人民法院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李克農得知李白犧牲後，非常難過，親自趕到虹橋公墓祭掃李白烈士之墓。

1958年，李克農向黨中央提議，由八一電影製片廠以李白事蹟為原型，參考秦鴻鈞烈士、張困齋烈士的事蹟，拍攝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

電影播出後，李白成為家喻戶曉的革命英雄，他的事蹟在大江南北廣為傳頌。

1987年，在上海市政府的大力支援下，李白烈士故居開館。開館30多年來，這裡迎來了數十萬參觀者。

2009年9月，李白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做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之一。

在北京郵電大學的校園裡，至今還矗立著李白同志的雕像。

雕像石碑上刻著鄧穎超的一段話：

“象我們大家所熟悉的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中所寫的原型李白同志，為了黨的利益，最後獻出了自已的生命。這些同志值得我們懷念。”

紅色電波永不逝，浩然正氣常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