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實現普惠增長，向善增長？本文為企業、政府和社會領袖建言獻策。
隨著全球經濟正逐漸走出新冠疫情陰霾，領導者們的關注重點也將從“護生命，保生計”，轉向更深遠的挑戰：改善生活與生計。這一社會性挑戰的影響比新冠疫情更深遠。增長、包容和可持續發展這三大目標相輔相成，但並不總是方向一致且保持齊頭並進；三者之間既相互增強，也彼此消損（見圖1）。因此，雖然這一未來願景得到很多人的認同，但其背後卻潛伏著一大難題：我們如何構建一個增長、可持續且包容的未來？
本文不會直接給出答案，而是會為企業、政府和社會變革者建議探索這一難題的方式，提供解答問題的思路。我們認為，確保三個目標“並行不悖”至關重要，這是實現最終目標的手段。
增長、可持續與包容這三大目標緊密相關，而非此消彼長。試想如果沒有增長，何以實現繁榮、安康？如何支付經濟可持續、包容轉型的成本？如果沒有可持續發展，如何為當代及子孫後代創造持久的增長？如果沒有包容，民眾缺少機會投入工作、安居樂業，如何確保人們有充足的動力推動增長？其實，讓增長、可持續和包容三大目標並行不悖、互相促進，是新時代商業發展的當務之急。
但在迎接這一迫切挑戰之前，我們首先要直面事實：實現加速增長、可持續發展和包容每個目標本身就非常艱難。幸運的是，全球思想家、戰略家、活動人士和各界人士，那些敢想敢做者，都在努力解決這一難題——麥肯錫也不例外。我們認為，全球需要同時應對以下三大難題：
- 增長乏力。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1】以來， G7經濟體的GDP增速已下降一半，每年僅為1%。新興經濟體的狀況也不容樂觀：除中國、印度等國之外，近期新興經濟體整體增速已較本世紀初有所下降。
- 雖然全球減貧舉措有所進展，但在許多地區貧困仍根深蒂固。截至2017年，全球仍有6億多人生活在極端貧困之中。2020年，新冠疫情導致極端貧困人口又增加了1億。而這一情況還將持續下去，除非各國領導人能夠創造充足就業，提供體面工資，並建立積極有效的社會契約，以確保位於社會底層1/5到3/5的人口（視具體國家而定）負擔得起住房、醫療和能源費用。同時，個人收入面臨著日漸嚴峻的新威脅：在技術驅動下，工作方式不斷改變，疫情加速了這一程式。麥肯錫預計，到2030年，八大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中，將有1億多人需要職業轉型。
- 確保未來可持續發展需要大量投資。舉例而言，國際能源署估計，為實現淨零排放，2030年前每年需投入近5萬億美元；2050年前，每年需投入4.5萬億美元【2】。投資額約等於2019年全球企業利潤的一半，是過去15年公共債務年增加額的1.5倍。農業、交通和其他行業的脫碳需要額外投資，最終可能導致整體投資額上升一倍。雖然其中許多投資能夠產生收益，但仍需探索相應的融資和定價方式。
上述問題僅僅是開始：正如前文所述，即便全球經濟能夠從理論上實現這三大目標，但若不解決它們之間的潛在衝突，仍有可能前功盡棄。
在此，我們力圖以清晰的邏輯探討可持續和包容性增長議題，既說明目標，也指出在目標實現過程中的難題及其困難程度。問對問題是制定優秀戰略的第一步，對當今領袖而言，需要考慮的問題廣泛而深遠，但並非無解。
增長是良性迴圈的起點
可持續、包容性增長的內涵是什麼？相關概念很多，而我們會取其更廣義的定義：
- 增長意味著實現繁榮與安康。這一目標包括企業經濟利潤增長、國家GDP增長、居民幸福指數增長等——其中部分來自於有尊嚴的工作（同時我們也知道，人們對於安康的定義和認識仍在發展演進中）。
- 包容則包括實現機會平等，人人有機會享受發展帶來的成果——尤其是在提高人們生活水平方面，並減少因性別、年齡、種族、家庭背景和居住地而產生的不平等。
- 可持續是指環境更具韌性。具體包括降低氣候風險、保護自然資源以及保證代際間公平，所有這些均需要從經濟性和社會性角度考慮成本與收益。
雖然這三大目標看似道遠且阻，但值得慶幸的是，它們之間可以相互促進、強化：
- 增長促進包容之一：創造有意義的工作崗位，提高收入。高增長新興經濟體已經證明，增長能夠改善包容，這些新興經濟體的增長讓全球極端貧困人口減少了2/3，至世界人口的不到10%，還讓數億人進入中產階級。這一點在已開發國家亦然：從20世紀90年代初到2005年——在全球金融危機暴發前，已開發國家人均GDP年均增長2%~4%，家庭實際收入的中位數也在上升。
- 增長促進包容之二：彌補來自勞動力市場的收入不足。在增長型經濟體中，政府的轉移支付和稅收政策能為大量人口提供收入支援。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研究表明，在稅收和支付轉移後，僅有20%~25%家庭的實際收入維持不變或下降。在沒有支付轉移的情況下，約60%~70%家庭的實際收入下降【3】。疫情期間，雖然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在2020年下降了2.9%，但在計入政府援助後，貧困人口數量實際有所下降【4】。
- 增長能夠促進投資，從而實現可持續發展。經濟增長能夠提振消費者信心、促進消費並擴大需求。能源轉型需要健康的投資環境，而這一環境離不開強勁的消費者信心、支出和需求。麥肯錫對優秀新興經濟體的研究顯示，投資增加所帶來的資本深化能夠提高生產力，進而增加薪資促進增長【5】。
- 更強的包容性和可持續效能夠創造新需求和新的投資機會，從而促進增長。可持續發展能推動諸如清潔技術等領域出現新的商業機會。以印度為例，如果到2030年印度的可再生能源發電量能夠增至當前4倍，便可創造900億美元的GDP，並支撐200萬工作崗位。包容對增長也會產生類似的積極作用。據估算，到2040年，若能有更多人獲得醫療服務，則全球GDP可增長0.4%。從更廣泛層面來看，包容能夠拉動需求，因為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是消費增長的關鍵動力。非洲現有約2億適齡勞動人口，到2050年，這一數字會升至10億。培訓和發展年輕人（特別是針對數字技術）能夠讓他們躍升進入中產階級，同時有助於彌補世界各地之間的技能差距。
- 可持續通過“能源效益”增強包容和增長。能源轉型可帶來兩大綜合效益：降低成本、為生活增效。過去十年間，可再生能源發電成本降低了約50%~85%【6】。如今，可再生能源在發展中國家取得了長足進展。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曾是全球能源獲取率最低的地區，而諸如屋頂太陽能技術等分散式可再生能源解決方案正在該地區發展起來【7】。減少排放、降低空氣汙染能夠讓更多人更高效參與經濟活動。歷史可以證明這一點：1970年美國通過《清潔空氣法案》後，汙染情況得到顯著改善，受影響群體的勞動參與率顯著提高，也給薪酬帶來了長期穩定的積極影響【8】。
挑戰不可能
如果可持續和包容性增長只存在純粹的良性互動關係，那麼前進的方向會十分明確。但現實是，可持續、包容和增長三者也相互制約。因此，挑戰不可能就意味著要化解三組反作用力，而這些反作用的影響程度與上述正向影響不相上下。
增長的反作用
增長會帶來兩大挑戰。首先，不平等情況會不斷加劇，而增長會讓這一狀況更加惡化。如今，全球70%的人口，其所在國家均存在不平等不斷加劇問題。其次是資源消耗和碳排放會增加。
- 增長帶來的技能不平等將影響包容性，而新冠疫情讓這一問題雪上加霜。知識經濟的發展刺激了社會對認知技能、科技技能和社交技能的需求，而具備此類技能的勞動力卻供不應求。因此，許多國家都出現了技能不平等問題。以美國為例，中等收入工作的薪資在2000年到2018年間增長了1.1%，而高收入和低收入就業者的工資增速要更快，分別為7.3%和5.3%。隨著疫情加速了數字化和自動化的發展，勞動力需求增長將幾乎全部集中在高收入崗位。到2030年，需要轉崗的人數將上升25%，其中首次包括了大量低收入就業者。
- 增長導致資源消耗增加，妨礙可持續。全球“材料足跡”（即生產消費品所需要的原材料）將隨GDP增長而增加【9】。隨著新興經濟體不斷髮展，全球材料足跡增加的問題也會惡化。世界銀行資料顯示，全球約10%的人仍然用不上電，仍有26億人無法使用清潔的烹飪方式【10】。在全球消費階層不斷擴大、需求持續上升的同時，如果資源效率得不到改善，則地球所承受的負擔將明顯加劇。
可持續的反作用
為在2050年前實現淨零排放目標，需要對能源領域進行數萬億美元投資。儘管長期好處顯而易見，但若由消費者和企業來承擔這一成本，則短期之內，難免會削弱增長和包容這兩個目標。若將成本轉嫁到消費者身上，那麼遠在積極效益顯現之前，能源價格就會率先上漲；若轉嫁到企業身上，則整個行業的盈利能力都會受到影響。
這一過程會造成兩大潛在反作用：影響分佈不均衡，難以實現包容性。
- 能源轉型對部分國家、部分行業的影響尤為巨大。國際能源署的資料顯示，到21世紀30年代，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大國來自能源產品的年人均收入將下降約75%【11】。低收入國家受到的影響尤為嚴重，原因是低收入國家排放密集型行業比重較高，而且所需投資佔GDP的相對比重也較高。排放密集型產業包括電力、汽車、建築等，這些領域均將受到沉重打擊，並影響到供應鏈。
- 低收入家庭尤其脆弱。在歐洲，受能源轉型影響，近期能源價格出現了上漲。這極大影響了低收入家庭，西班牙等國政府不得不提供補貼【12】。雖然能源轉型可在綠色經濟領域創造1800萬個工作崗位，但是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預測，很多人（尤其是低收入工人）需要重新接受培訓才能滿足這些新工作崗位的要求【13】。
包容性的潛在反作用力
包容性帶來的益處毋庸置疑，且有充分證據予以證明：提高勞動參與率、增加創造力、提供更多資金滿足兒童需求。然而，如果提升包容性的措施設計不當，則可能會帶來意想不到的負面影響，例如產品市場扭曲、投資減少、環境問題加劇等。例如，在發展中國家，免除抽水用電的費用，或為此提供高額、不計用量的補貼，會導致地下水枯竭【14】。促進平等的措施如果徒有其表，只是單純為了完成任務、指標，也將適得其反，無法真正解決不平等的根因。這樣做不僅無法增進工作場所和社會平等，甚至會導致部分群體的處境惡化。
功在當代：我們的建議
構建一個增長、包容和可持續的未來將造福全球，為了子孫後代，當代領導人應立即行動。要實現這一未來，不能依賴利己主義：事情若這麼簡單，問題也不會拖到現在。我們認為需要應對六大挑戰，而未來成功與否則取決於應對措施是否有效。
- 如何在全球範圍內，帶著新冠疫情期間那樣的緊迫感，通過提高生產效率來推動增長，推動GDP每年額外提升1至1.5個百分點？
- 面對每年5萬億美元的脫碳轉型成本，如何通過技術創新和明智的方案選擇將脫碳轉型成本降低5000億到1萬億美元？
- 如何在不遏制增長的情況下為能源轉型提供資金並在各國、各行業之間均攤成本？
- 技術變革讓1億多工作崗位增長陷入停滯、甚至萎縮，其中幾百萬人會因能源轉型而失業，如何為這些人進行再培訓、幫助他們實現再就業？
- 如何滿足中等收入家庭的基本需求（包括可負擔的住房、醫療服務和能源費用，在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很多家庭此類需求尚未得到滿足），增強社會契約，吸引私營部門通過創新保證供給？
- 如何為最脆弱人群（例如全球20%的最貧困人口）提供支援，讓他們能獲得負擔得起的營養、水資源、能源、教育和融資？
要解決上述六大問題，必須消除前文提到的三大目標之間的反作用，讓三者之間實現良性迴圈。在此，激勵措施方面的相關障礙仍然是一大攔路虎。首先是馬克·卡尼（Mark Carney）所說的“時間跨度悲劇”：當今領導者需要共同行動才能在長久之後獲得回報【15】。其次是“公地悲劇”：要採取共同行動——尤其是在環境可持續性方面，所有相關方都要擺脫狹隘的自我利益，著眼公共利益。
任何利益相關方都無法憑藉一己之力解決這些問題，制定清晰路線圖並吸引各方參與是關鍵。此外，各方還需要設計出激勵框架，平衡價值鏈各環節、不同經濟部門、各國和各地區的長短期利益。正如疫情應對一樣，要成功克服這些挑戰，需要持續、大量嘗試，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儘快推廣成功實踐，同時也需要各方廣泛參與。
各國政府需要協調轉型、提高韌性，以管理風險、平緩成本，並避免行動不當所造成的連鎖危機。對企業而言，更多企業和CEO需要加入進來，積極參與政策設計並貢獻商業知識。面對上述挑戰，企業和CEO們需要持開放和現實的態度，制定雄心勃勃的目標，為客戶、員工、社會和環境帶來積極影響。企業和CEO們能夠且必須運用自身創新能力擴充套件可能性邊界，實現看似無法完成的任務。如果企業不能充分參與，則在面對下一代指責時將難逃其咎。
為實現可持續、包容性增長，各方首先要充分理解三大目標之間的良性互動和惡性迴圈關係。之後，各方將討論重點從達成一致目標，轉向認識和克服前進道路上的障礙。
麥肯錫已將研究此類問題列為首要事項，並希望向在可持續、包容性增長方面有所作為的全球企業領袖看齊，在與他們的合作中學習更多，也希望通過對三大目標之間“正作用”和“反作用”的闡述，增進我們的共同理解。願我們共同努力，共創可持續、包容且增長的全球經濟。
如果不能融合上述三大目標，那麼人類共同的未來將堪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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