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晶片戰爭 日本企業是如何輸給美國的？

戰敗後的日本並沒有太多選擇，在蘇聯和美國中，日本選擇了親美。於是日美同盟就誕生了。

1947年，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與同事約翰·巴丁（John Bardeen）、沃爾特·布蘭坦（Walter Brattain）發明了“點接電晶體放大器”（Point－Contact Transistor Amplifier），也就是引發了一場電子工業革命的“電晶體”，引領了全球半導體技術的發展方向。

1950年，當時的肖克利仍然在貝爾實驗室工作，結型電晶體正式研製成功。

1952年，東通工（SONY的前身）創始人——盛田紹夫，看中了貝爾實驗室的電晶體技術。親自前往美國，使用了2.5萬美金買下了當時還不受重視的電晶體技術專利。

1955年，東通工使用電晶體技術製造出了日本第一臺電晶體收音機TR55。這款產品也在日本半導體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單打獨鬥的美國矽谷。

同年，充滿野心的肖克利回到老家聖克拉拉谷(矽谷)，創辦了肖克利半導體實驗室。此後，矽谷便成為了美國的半導體中心。

日本人口增長大潮帶來的人口紅利加上美國的技術扶持，使得日本高科技行業迅猛發展。我們所熟知的東芝、三菱、松下、索尼、NEC、夏普等企業，都是在這個時間段建立起來的。

雖然美國知道日本正在國際市場上突飛猛進，但是他們認為電晶體技術只是過渡的技術，所以並不十分在意，繼續向日本提供技術支援和專利售賣。

1958年，美國德州儀器公司“晶片之父”——傑克·基爾比（Jack Kilby）發明了世界上第一個積體電路IC晶片，改進了人類的歷史程式。

1960年快捷半導體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的羅伯特·諾伊斯（Robert Norton Noyce）團隊發明了積體電路，是有史以來最重要電子器件積體電路的發明者之一  。

積體電路技術的誕生也代表著美國的技術領先日本一個時代。

1962-1963年，日本電氣股份有限公司（NEC）獲得了快捷半導體公司的技術授權，獲得了積體電路的批量製造工藝 。在日本政府的主導下，NEC又將相關技術分享給了三菱等日本公司，使得日本晶片行業正式起航。

官產學研合作是重大科技研發領域的一種組織模式，該模式中，研究所和大學負責技術攻關，相關企業負責研發和市場應用。其中，日本通產省組織實施的VLSI研發專案是構建官產學研合作的典型代表。

日本政府知道，如果讓這些獨立的企業自己慢慢發展，想要接近甚至是超越美國是不可能的事情。於是由日本政府出資320億日元，企業籌集400億元，聯合日立、NEC、富士通、三菱、東芝五大企業，共同設立國家性科研機構——“VLSI技術研究所”。

集中力量辦大事，所有參與該專案的企業都能共享所有研發成果，日本企業的效率直線上升。

4年後，日本取得了超過1000件技術專利，一座座晶圓廠拔地而起。

1980年，美國的噩夢開始了。

80年代初，日本攻下了全球30％的DRAM儲存晶片市場 ，80年代末，日本攻下了55％的市場，遠遠超過美國的企業。由於日本半導體企業採用了售價永遠比對方低10％的戰略，和大量生產DRAM儲存晶片的過飽和供應策略，使得4K DRAM儲存晶片的價格從100美元暴跌到5美元，跌幅達到90%以上。

很快，美國半導體企業撐不住了。

1981年，美國AMD（Advanced Micro Devices）利潤下降超過60％。

1986年，是因特爾（intel）有史以來最糟糕的一年，淨虧損1.73億美元，裁員超過7000人，也是有史以來因特爾唯一虧損的一年。如果不是IBM出手相助，或許就不會有今天的因特爾了。

晶片製作需要光刻機，日本的佳能（Canon）、尼康（Nikon）都能自己製作。

於是，日本半導體企業在世界上取得了TOP1的絕對優勢。日本富士通甚至打算收購快捷半導體公司80%的股份。而快捷半導體公司，是矽谷的“西點軍校”，為矽谷產生了成千上萬的人才，為矽谷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日本沒有開心多久，美國出手了。

矽谷之父、積體電路之父、快捷半導體公司和英特爾創始人——Robert Norton Noyce

以羅伯特·諾伊斯為代表，美國矽谷剩餘晶片企業決定建立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SIA（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以應對日本企業的競爭。

SIA經過幾年遊說，獲得了：將資本所得稅稅率從49%降低至28%，推動養老金進入風險投資領域的成果，但是仍然沒有獲得政府的關鍵支援。

1985年6月，SIA決定通過輿論造勢，引起美國社會關注，用了一個今天我們仍然能看見的大招——狀告日本晶片企業的發展，將威脅到美國國家安全。

看到這裡，大家會不會覺得有點熟悉呢？

同年，美國政府終於出手了，美國對日本開啟了自己最拿手的——貿易戰爭。

請注意，這也是歷史上第一次——晶片戰爭。

1982年，美國FBI特工偽裝成IBM工程師釣魚執法，也就是“IBM間諜案”，同時也被稱為“20世紀最大產業間諜事件” 。

1981年11月，林賢治奉日立公司指派來到美國。在佩利的牽線搭橋下，他認識了“格蘭馬爾諮詢公司”總裁哈里遜。有一天，當林賢治表示想聘用IBM公司即將退休的高階經理時，哈里遜乘機推薦了卡拉漢。此後，哈里遜和卡拉漢同林賢治頻頻接觸，並很快成了“好朋友”，幾乎到了推心置腹的地步。當感覺時機成熟後，林賢治便向兩位美國“朋友”攤牌，請求他們設法提供IBM公司最新產品的情報和資料，並許以重金。眼看自己的計謀成功，老謀深算的哈里遜又一再故弄玄虛，在酬金問題上漫天要價，直到林賢治答應給52.5萬美元時才答應成交。

林賢治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他的一言一行都在美國人掌握之中。為了取得足夠的證據，FBI對林賢治和哈里遜的每次接頭和談話都進行了錄音監控。

1982年6月22日，林賢治興沖沖地帶著電腦軟體專家大西勇夫，趕到“格蘭馬爾諮詢公司”取貨。不料，幾個陌生的彪形大漢突然闖了進來，兩人還沒反應過來，雙手就被緊緊銬住。

就在同一天，日本三菱公司的工程師木村也糊里糊塗地落入了FBI的圈套，當他帶著竊取的IBM公司一份高階技術資料準備回國時，在舊金山國際機場束手就擒。

這起經濟間諜事件曝光後，很快就登上了世界各大媒體的頭條，被稱為“20世紀最大的產業間諜事件”。針對日本公司的竊密行為，美國輿論驚呼，日本工業間諜對美國“矽谷”的衝擊不亞於40年前對珍珠港的偷襲，因此稱之為“新珍珠港事件”。

此次事件後日本計算機行業元氣大傷，日立、三菱接受美國派人入駐企業，進行商業督查。

美國動用法律手段，在日本逮捕了東芝半導體兩位高管

美國議員砸東芝收音機

1986年初，美國裁定日本DRAM儲存晶片存在傾銷的行為，對日本徵收100％反傾銷稅。

1986年末，日美簽訂《日美半導體協定》。

協議一、要求日本開啟半導體市場，美國半導體在日本的市場份額必須達到20%以上。

協議二、嚴禁日本半導體以低價在美國或其他國家市場傾銷，售價需要通過美國核算成本才可定價出售。

協議三、禁止日本富士通收購美國快捷半導體公司。

除此之外，美國根據《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法》第1301－1310節的全部內容，對日本開啟多次“301調查”。其主要含義是保護美國在國際貿易中的權利，對其他被認為貿易做法“不合理”、“不公平”的國家進行報復。

在美國與日本的第一次“晶片戰爭”中，美國還開啟了兩個第一。

分別是：第一次對盟友的經濟利益進行全球打擊；第一次以國家安全為由，將貿易爭端升級到國家政治層面。

經歷了美國一系列的制裁後，日本的半導體行業在90年代初放緩了增長速度，出現了排名下滑。美國因特爾、摩托羅拉等公司順勢發展，逐漸崛起。

雖然日本企業受到了嚴重製約，但是前期積累的優勢仍然十分可觀，美國此時仍未取得領先優勢。

90年代初，真正打倒日本半導體企業的公司，即將登上歷史的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