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能隨隨便便讀完博士，但是 Marina Kovačević的博士生涯確實顯得分外艱難。她是塞爾維亞諾維薩德大學的化學專業三年級學生，在資金並不充裕的條件下開始了博士之路，以致於她不得不找了一份調酒和服務員的兼職。兩年後，等到另外一個實驗室有了資金來源時，她決定急速從藥物化學轉到計算化學。基於兼職、長時間的實驗室工作和研究領域的全面轉變，Kovačević代表了一類典型的博士生：過度工作、過度緊張，而且前途未卜。

但是她感到非常快樂：「我覺得我找到了要做的事情。我愛上班，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我不覺得是一種壓力，我不知道除了工作還有什麼能讓我如此快樂。」

《Nature》雜誌對博士生進行的第五次調查結果證實了 Kovačević的經歷，講述了一些個人與壓力、不確定性、抑鬱和焦慮做鬥爭的故事。這項調查從 6300 多名年輕研究人員中進行挑選，受訪者來自全球各地，代表了各個科學領域，是該調查開展十年以來參與人數最多的一次。

在調查答案和自主評價中，學生表達了對培訓、工作與生活的平衡，欺凌和騷擾事件以及工作前景等等方面廣泛存在的挫敗感。今年的調查還包括了早期職業研究人員提出的新問題，包括有關學生債務、欺凌、騷擾等問題。這是首次對所有受訪者提有關心理健康的問題，闡明瞭在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一些更令人擔憂的影響。

自主評價

讓我們看看世界各地受訪者的一系列自主評價：

「我熱愛讀博，與大多數博士生相比，我有很好的經驗，我不會去從事其他任何一份工作的！」（英國）

「在攻讀博士學位時，我認為重視心理健康這方面怎樣都不為過…… 但是，我課程中的學生卻在自殺、抑鬱和焦慮中等負面情緒中掙扎。」（美國）

「學術體系是非常傳統的，仍然經常懲罰那些不遵守常規的人。」（美國）

「我對讀博生活感到非常滿意！我是個異類嗎？」（澳大利亞）

「我很擔心初始科研人員之間的競爭。在某些地方，人們更容易刻薄同事而不是支援。」（美國）

「99％的失敗，但是能用一次成功全部彌補。」（法國）

「幫幫我們，讓科學更加人性化！」（芬蘭）

「即使現在一直在說學術界讀博和從事該職業的許多負面因素，我也很享受每天要做的事情。」（美國）

「讀博確實很難，但是當我們充滿激情地看待事物時，這並不困難。能滿懷激情地讀博是很好的體驗。」（印度）

「我們需要向博士生支付更多報酬。」（美國）

就像《Nature》先前對博士生所做的調查一樣，積極因素總體上超過了負面因素：7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至少對自己讀博的決定感到滿意，但是這與《Nature》兩年前的 78％的調查結果相比略有下降。

來源：《Nature》博士生調查 2019

該調查是與位於倫敦的市場研究公司 Shift Learning 聯合開展的。調查內容在 nature 官網、Springer Nature 數字產品上以及通過電子郵件宣傳。

為了提高全球範圍內的參與度，除英語外，還以西班牙語，中文，法語和葡萄牙語四種語言進行了調查，這是調查歷史上的第一次。超過三分之一（36％）的調查反饋來自歐洲，28％來自亞洲，27％來自北美或中美洲，9％來自非洲、南美和大洋洲。來自中國的回覆約有 700 篇。

深入調查博士生們的生活細節，所揭示的內容遠遠超過了傳統的調查方法。除了觀察最終的畢業率等表面資料，更重要的或許是尋訪他們的生活日常：「博士生們一直在實驗室嗎？或者在哪兒？他們焦慮、沮喪嗎？如果對自己的生活不滿意，那原因又是什麼？」

對博士生來說，有一個分享自己的感受和挫敗感的渠道很重要。很多時候，沒有人真正關心到這個點上——大家普遍認為博士生已經處在了金字塔頂尖的位置。

艱難之旅

大多數學生為了讀博都要竭盡全力，比如 40% 的受訪者都遠離了自己的家鄉出國學習。Mariam Fonseca-Hernández 曾經在她的祖國古巴學習過氣象學，然後在墨西哥的 Ensenada 科學研究與高等教育中心攻讀物理海洋學博士學位。

「國家」的改變對她來說已經足夠困難，但是學習一個新領域比她預期的還要困難得多。她說：「第一年我很掙扎，焦慮症開始發作。我想退出。」

她並不是個例，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者（36％）表示，他們都尋求過關於讀博引起的焦慮抑鬱方面的幫助。（在 2017 年的調查中，有 12％的受訪者說他們出於同樣的原因尋求幫助，但當時只有將『精神健康』列為主要因素之一的受訪者才能回答這個問題。）

來源：《Nature》博士生調查 2019

這個結果與其他關於學生心理健康的調查恰好形成了呼應，世界衛生組織於 2018 年釋出了一項國際調查，發現在過去的 12 個月中，有 31％的人出現了精神障礙的跡象，例如重度抑鬱症、一般性焦慮症或恐慌症。在 2019 年，「承認自己正在焦慮和抑鬱中掙扎，並不像 20 年前那樣的恥辱。」

工作和生活失衡

調查分析了緊張情緒的主要來源。當對自身的主要擔憂因素進行排名時，「工作前景的不確定性」和「平衡工作與生活的困難」排在了其他各種因素之上，這兩種因素在 2017 的調查中也位居榜首。

因素與地區也有關係：來自非洲的受訪者特別擔心的是資金和畢業後的財務壓力，在非洲受訪者中有一半將債務問題列為五個最關注問題之一。債務憂慮在亞洲（31％）和北美和中美洲（29％）的比例比歐洲（21％）更高。

與其他地區的研究人員相比，更高比例的北美受訪者在與「冒名頂替綜合症」作鬥爭，因為覺得自己不配自己的職位或根本不該屬於研究生院。而「工作與生活平衡的問題」在歐洲尤為明顯。

總體而言，近 40％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對工作與生活的平衡不滿意，這種情況會在許多方面造成破壞。有時是由於缺乏資金——Kovačević在塞爾維亞開始攻讀博士學位時沒有獎學金，所以只能在做實驗之餘的空閒時間做服務員端茶倒水。

亟待關注的心理健康

一些博士生也有家人需要養活，這個挑戰似乎更難克服。在調查中，略高於 10％的受訪者表示，他們負責照看 12 歲以下的兒童，差不多也是這個比例的人表示自己照料成年人（妻子或者父母）。Fonseca-Hernández 說，她必須送五歲的女兒到一個昂貴的校外日託中心，因為在校園裡沒有其他選擇。她表示：「校園應該為在職學生提供日託服務。同時成為優秀的博士生和父母，對我們來說很難。」

Sreejith Radhakrishnan 剛開始在倫敦帝國理工學院讀獸醫學博士學位課程時，他以為自己已經很忙了，但是成為父親改變了他的看法。他說：「大家在決定開始博士學位課程時，可能沒有意識到這真的需要很大的投入。」

「在有孩子之前，我一直在工作，但還有一點時間休閒。現在呢，只有博士工作和嬰兒工作。」

Radhakrishnan 之所以能堅持下去，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對自己的專案深感興趣——研究一種減緩狂犬病在他的祖國印度傳播的方法。他經常前往老虎保護區，尋找可以被捕獲和接種疫苗的野狗。他說自己花了將近四年的時間籌集資金去攻讀博士學位。即使如此，他仍然經常面臨「冒名頂替綜合症」，這種精神狀態超越了資格或成就。他說：「對某個領域學習越多，你就越會感到宇宙之無垠，仍有很多東西要學習。雖然不是狗和狂犬病的專家，但是我在分享觀點方面變得越來越好。」

期望落空

總體而言，Radhakrishnan 說，他的讀博生活很棒，也並不孤單。經驗的某些方面獲得了特別高的評價。四分之三（75％）的人對他們的獨立程度感到滿意，其中 27％的人表示非常滿意。67％的人對他們與主要研究人員的總體關係感到滿意，其中 27％的人非常滿意。

但是，即使是滿意的學生也會感到挫敗，也會抱怨。45％的受訪者表示，隨著對研究計劃的深入瞭解，他們的滿意度下降了，略高於表示滿意度提高的 42％的受訪者。這一發現也與其他研究結果相呼應，包括 Sverdlik 及其同事在 2018 年發表的一篇評論文章顯示，人們對博士課程的滿意度隨著時間的推移趨於下降。

無法滿足的期望可能是不滿和失望的主要原因。近 40％的受訪者說他們的計劃沒有達到最初的期望，只有 10％的受訪者說它超出了他們的期望-與 2017 年的大幅下降相比，當時只有 23％的受訪者說他們的博士學位課程超出了他們的期望。

Sverdlik 說，《Nature》的博士調查和類似調查可以幫助在讀學生們對未來發生的事情有更現實更清醒的認知。「如果學生知道，周圍的大多數人都覺得自己是冒名頂替的人；如果他們知道，他們的滿意度會在參與研究計劃的過程中下降，至少他們給自己打個預防針。」

Zhou Yang 事先沒有想到，他從祖國來到加利福尼亞州拉霍亞斯克裡普斯研究所攻讀化學博士學位的過程中，會遇到的挑戰。他說：「我以為只需要擔憂科研就行了。但後來我發現還得擔心與實驗室中的人際關係，還得跟別人交流自己的研究。除了做實驗之外，還有很多需要考慮的事情。」

與其他許多人一樣，Zhou Yang 發現，博士工作的壓力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加重。他說：「必須發論文才能畢業真的讓我感到震驚。」除了這些壓力外，還有簽證問題，這是在美國的許多外國學生所擔心的。如果他要回家，則需要重新申請簽證才能返回美國，這個過程可能需要一個月。他說：「我不能休假一個月，所以我不能回家。這隻會增加我的心理壓力。」

騷擾和歧視

調查同時也揭露了廣泛存在的侵害行為，這些會使得學生們洩氣或偏離學術道路。總體上，21% 的受訪者經歷過被騷擾或歧視的事件，同時也有同樣多比例的人報告他們經歷了被欺凌的事情。大約四分之一的女性受訪者表示她們經歷了騷擾和歧視，而男性受訪者中這一比例則是 16%。有著最高的被騷擾或歧視的比例的大洲是北美洲（24%），而最低的則是在大洋洲（18%）。

來源：《Nature》博士生調查 2019

一些受訪者在調查的留言板塊說明了他們面對的問題。「和性騷擾問題得到了『metoo』運動的支援，工作場合上對研究學生的騷擾同樣需要受到關注。」一位印度女學生寫道。而另一位比利時的女學生說，「我曾目睹並被學術上的上司欺凌和威脅，而最高學術教授的在此事上可以免受懲罰，這是令人震驚的。這種問題已經是年輕學者最大的威脅（包括精神健康）。」在調查中，57% 的被騷擾或欺凌的學生說他們感覺自己無法和他人談論這個問題，因為這可能會給自身帶來不良後果。

而長時間工作則是另一個經常被抱怨的問題。將近一半的受訪者同意這樣一個觀點：「我的大學有著長時間工作的傳統，包括通宵工作。」同樣數量的受訪者說他們每週工作的時間超過 50 小時。這個比例從 2017 年就沒有變化。在那些每週工作超過 41 小時的人中，85% 的人表示他們對工作時長不滿。

不確定的出路

讀博的學生們並不總是確定他們花費的時間會真正有所回報。只有 26% 的受訪者感覺到他們的專案能夠使他們「很好地」準備獲得滿意的事業。三分之二的受訪物件認為他們的博士學位能夠充分地或者驚人地提升他們的就業水平，這一比例和兩年前相比沒有變化。除了全球性的大學和學院工作短缺，56% 的受訪者說學術界是他們的第一就業選擇。將近低於 30% 的人選擇工業界作為意向就業方向。剩餘的提到了政府、醫療或非盈利機構的研究崗位作為他們的就業選擇。在 2017 年，則是 52% 選擇學術界，22% 選擇工業界。

來源：《Nature》博士生調查 2019

Matt Murray，一位耶魯大學的分子藥物研究的 PhD 學生，是其中一位認為自己的努力不知道會走向何方的人。「我依然懷疑自己是否做出了正確的選擇。」他說，「很多天我都痛恨所有的一切，而且只想回家。」

在一些案例中，懷疑可能是一個預警訊號，讓學生們認為讀博不是最好的選擇。「如果你有另外的想法，也許你需要等等（再做決定）。」Fonseca-Hernández 說。但是除了她面對的這些精神問題，她在大多數時候感覺到她在生活和事業中不錯的位置。「我嘗試和我的焦慮一起生活。」她說，「我從中學習到了很多，而且周圍的人們很支援幫助我。」

研究機構也有很多需要學習的地方。本次調查和相關的調查應當指明研究機構能夠改進以滿足讀博的學生們需求的方法，Gotian 說。即使大部分學生都對自己的專案滿意，他們的不滿也需要得到足夠的關注。「我們不想用 20 年前的老方法去繼續管理執行這些博士專案。」她說，「人們已經變了，技術也變了，職業市場也發生了改變，我們需要經常改變。」

除了這些以外，Murray 感覺到他最終是在正確的軌道上的，即使他不知道走向何方。「在一天結束後，我喜歡做科學家的感覺，因為有很多不確定性。」他說，「而懷疑並未獲勝。」

報告原文：https://figshare.com/s/74a5ea79d76ad66a8af8

原文連結：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9-03459-7

來自：機器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