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明朝為何盛產忠臣和姦臣

看明朝的歷史會發現，和其他朝代相比，明朝特別盛產忠臣，也特別盛產奸臣，幾乎每個皇帝的統治下都會有幾個著名的大忠臣和大奸臣，其他朝代很少有這麼多的忠臣和姦臣，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呢？老子在《道德經》裡有一句話：“六親不合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就是說只有家裡的親戚各種不和睦，才能顯出來孝子，大家都很和睦的情況下，反倒顯不出來；只有政治很糟糕，才能顯出來忠臣，在政治清明的情況下，反倒顯示不出來。明朝有如此多的忠臣和姦臣，看來是政治不清明？可是明朝還有個顯著的特徵，就是經常皇帝幾十年不上朝，帝國還運轉得沒問題，政治不清明的話，帝國怎麼能堅持得下去呢？

皇權和皇帝的權力

作為制度的皇權和作為皇帝的權力不是一回事，它們之間還經常有衝突，不同朝代，它們的衝突方式不一樣，明朝盛產忠臣和姦臣的奧祕就在這裡。什麼是作為制度的皇權呢？它是一種以皇帝作為最高首腦的、與貴族或者豪族權力相對抗的制度，官僚體系是這種制度的工具，所以強大官僚體系的存在，意味著皇權有了強大的工具，皇權也就很強大了。但是官僚體系必須是嚴格按照規則來行動的，原則上來說皇帝個人的意志也不能隨便挑戰這種規則，否則官僚體系就不起作用了。所以皇帝個人的權力，反過來會受到官僚體系的約束，但是皇帝不一定願意受到這種約束，總想要反制，就會和官僚之間發生衝突。總之，不能把作為制度的皇權和作為個人的皇帝的權力混為一談。

唐宋：皇權由弱變強

安史之亂前的唐朝是個豪族社會，豪族強大，官僚體系就弱小，皇權也就不會特別強大，這是唐朝皇帝能夠開明納諫的一個很重要的前提，也是隋文帝特別怕老婆的原因，因為他們要想能夠統治，就必須與豪族共治天下。到了宋朝，進入平民社會，豪族沒有了，大宋就建立起遠比唐朝還要發達的官僚體系，皇權變得比唐朝強大得多。皇權的強大和帝國的強大是兩回事，皇權是指對內的權力，帝國是指對外的權力，安史之亂之前的唐朝，帝國強大，但是皇權並不強大，宋朝皇權強大，但帝國並不強大。宋朝雖然沒有與皇帝共治天下的豪族了，但這種共治天下的信念還在，只不過豪族換成了士大夫。宋朝人認為應該是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通過當官僚，和皇帝共治。這種情況下，宋朝作為制度的皇權很強大，因為其官僚體系很強大，但是宋朝皇帝個人的權力並不強大。

宋神宗朝就有個例子，有一次大宋對西夏戰爭失敗，皇帝很憤怒，打算殺掉一名對此有牽連的漕運官員，殺一儆百。沒想到，宰相根本就不配合，跟皇帝說：我們們朝代從來沒殺過士大夫，您破這例可不大好。皇帝猶豫了一下，說：那就把他刺字發配邊疆吧。這時副宰相又上來了，說：要這樣還不如殺了他呢。皇帝蒙了，問：你這話什麼意思？副宰相說：士可殺，不可辱！皇帝大怒，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痛快的事情一件都做不了。副宰相也是毫不客氣地頂了回去，這種痛快事，做不得也好。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宋朝皇帝的個人權利是很受約束的，這不是因為有皇帝搞不定的貴族，而是因為有強大的官僚體系，它是帝國的公共工具，體系的規則對包括皇帝在內的所有人都有約束力。只要皇帝的意志和這套規則不衝突的時候，實際上是沒有人能夠反抗的，就是強大的皇權，這和豪族社會大不一樣。

元明：皇帝權力的上升

到了元朝，情況變了，草原上來的皇帝不大容易理解官僚體系的公共性，因為在草原上，可汗只能理解兩種關係，或者是和其他軍事貴族之間的共治關係，或者是和自己的私人奴僕之間的關係。到了中原，皇帝用巨大的財富把軍事貴族們都養起來，共治關係沒有了，那剩下的就是和私人奴僕的關係了，所以元朝沒有皇帝與士大夫共治這種事，皇帝把官僚們都當作是自己的奴僕來對待，皇帝個人的權力遠遠比宋朝要強大。另一方面，對於自己的私人奴僕，主人還不是想幹嘛就幹嘛，沒有那麼多規則的約束，要有規則，也是自己的家法，不是公共的規則。於是元朝的皇帝就可以時不時做痛快的事情，不按套路來，這帶來了一個反向的結果，就是元朝官僚體系的運轉效率遠不如宋朝。

聖旨是一個國家公共意志的表達，這種公共意志要有一定的規矩，所以通常的聖旨都是文字非常典雅又莊嚴，因為這代表著帝國的水準，而元朝的聖旨有的卻像是個黑道大哥給少林派訓話。官僚們看著這套打法也很無奈，不知道該怎麼配合皇帝。雖然元朝皇帝的個人權力很強，但是作為制度的皇權卻並不強，鬆鬆垮垮，因為官僚體系跟不上皇帝似魔鬼的步伐，皇權對社會的控制力也不強，元朝的社會經濟因此相當繁榮。乃至朱元璋評價說，元朝之所以會失去天下，就是它對社會管得太鬆了。有了元朝統治的歷史，皇帝與士大夫共治的理念也被打破了，所以明朝的皇帝不允許自己被官僚系統過分約束，不能太給那些士大夫們臉了。皇帝一直努力要建立一套獨立於官僚體系之外、直屬於皇帝個人的系統，這就是由太監們主管的東廠、錦衣衛等各種系統。這套系統不按官僚體系的邏輯運作，只按皇帝的個人喜怒運作。

明朝有很多為害天下的大太監，這並不是因為皇帝個人沒權力，而恰恰是因為皇帝個人有權力，大太監們的權力只不過是戴著面紗的皇帝個人權力而已。皇帝一發怒，權勢熏天的大太監也隨時會被弄死。如著名的大太監劉瑾，權勢最大的時候，曾經有人說，我們們大明有倆皇帝，一個是坐皇帝，即正牌皇帝，還有個立皇帝，就是劉公公。有人曾經考證，劉瑾貪汙的財富，讓他成為當時的世界首富，但是再首富又能怎樣？後來皇帝一發怒，直接把劉瑾給凌遲處死了。而且劉公公絕對是個人才，就連被剮也要創造紀錄，他是史上被剮刀數最多的人，一共剮了3357刀，整整三天才弄完，中間劉公公還喝過幾大碗粥補充體力。

明朝：皇權與皇帝權力的大沖突

明朝盛行大太監，反過來也證明了明代的官僚體系的強大。它對作為個人的皇帝的制約力度相當大，否則皇帝對作為打手的太監也沒這麼大需求。制度性的皇權和皇帝的個人權力，兩者之間的衝突，從未像明朝之大，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獨一無二了。宋朝的忠臣和姦臣就沒有明朝多，宋朝比較多的是名臣。什麼是名臣？就是相對較少地受到亂七八糟的影響，能夠認真做事的人。但是明朝的大臣們面對各種亂七八糟的影響太多了，作為個人的皇帝，總要通過太監們搞一搞事情，有些人就會攀附上去，形成一系列奸臣。

劉公公的攀附者還發展得不到位，發展到登峰造極的是明末魏忠賢魏公公為首的閹黨。客觀地說，不是攀附了閹黨的就一定是奸臣，因為魏公公權力太大，想幹點事，不把他哄好是不行的，但是隻要哄他，就容易被人指責為奸臣閹黨。能夠堅持原則的人就是忠臣，但是忠臣很多精力要放在和姦臣的對抗上，而為了能夠有效地對抗，不得不結成黨派，結黨之後，個人的原則也不得不受到黨派原則的約束，忠臣到底是不是個好的大臣，就不好說了。

所以明朝的政治越到後來越糟糕，忠臣和姦臣分別結成黨派，但實際上黨派本身與道德沒有多大關係，只和結盟的需要有關係，面對緊迫的國家大事，一方提出應對方案，另一方往往會對人不對事地大肆批判，對問題的討論於是又迅速墮落為黨爭。到了帝國晚期，局勢極為艱難，需要做出一些重大的政治決斷，但是各種黨爭，已經讓帝國的決斷能力癱瘓了。崇禎皇帝曾經有一系列機會能夠把局面挽回來，如李自成曾經想要和朝廷講和，討個大大的封賞就行；皇太極曾經想和大明講和，多要點歲幣就行。

所有這些提議，都能給大明王朝續命，但是在黨爭中，一個也通不過，因為一定會有另一派的人站出來罵街，說出這主意的是卑鄙小人。黨爭把人的道德心性也敗壞了，最終一幫人都眼睜睜地看著帝國大廈崩潰掉，等李自成和大清先後進北京了，再去攀附新的力量。甚至到了這會，有王爺在南京登基建立了南明，卻根本沒法搞成南宋那樣，大家仍然在黨政中吵得不可開交，最終只好投降大清了事，少數不願投降的就戰死了。

清朝：明朝官僚體系的繼承

到了清朝，幾乎原封不動地繼承了明朝的官僚體系，而清朝的皇帝也不打算被官僚體系所約束，但是他們用不著通過太監的力量對抗官僚體系。明朝的皇帝之所以必須用太監，在於他們必須找到只依附皇帝、不依附官僚體系的人。也就是說，和皇帝有著親密的私人關係的人，才能放心使用。大清的皇帝們不用太監，也有這樣與自己關係親密的人，那就是自己的包衣奴隸以及滿蒙八旗的人。奴隸並不都是那種吃不飽穿不暖的人，他們經常是主人的心腹，如雍正朝著名的年羹堯、李衛等人。這些包衣奴隸以及滿蒙的八旗子弟都和皇帝有著一種私人性的認同關係，這和一般的漢人官僚不一樣。前者對後者可以形成制約，而包衣奴隸和八旗子弟們又在真正意義上是官僚體系的一部分，所以私人認同關係並不會使得官僚體系的運轉受到嚴重干擾。清朝的制度性皇權和皇帝的個人性權利都很強大，但這兩種權力卻沒有像元朝和明朝那樣發生嚴重的衝突，所以大清治理的水準比元朝和明朝都要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