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軟體企業的關鍵癥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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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軟體市場難做，尤其是企業軟體市場難做，已經成為一個共識。原因是多方面的，業界從市場環境、客戶習慣、智慧財產權保護甚至制度文化等方面都做過分析，作為在企業軟體行業裡創業十年的實踐者，感覺其中有個關鍵癥結大家的討論不夠，而不管其它因素如何改進，這個關鍵癥結不能解決的話，中國企業軟體也很難做起來，更難以走向世界。

(本文討論的關於軟體商業的問題，都是指以經營軟體或軟體服務本身的業務，不涉及用軟體來做其它業務，通常大眾認知上也並不把京東、美團、滴滴這樣的公司看作軟體企業，軟體只是他們企業經營中的核心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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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軟體?

去年，我發了條朋友圈，說幹了半輩子軟體，才有點兒明白什麼是軟體了。阿朱老師留言評論說，“什麼是軟體”這個問題太難了，他幹了一輩子軟體，也沒理解什麼是軟體。阿朱老師可能是在謙虛，也可能是在諷刺我幹了半輩子軟體就以為知道什麼是軟體了?但我相信這更多是他的真實想法，也是每個在軟體行業裡摸爬滾打的求索者共同追問的問題。

每個行業裡，那個最簡單的問題，可能就是最複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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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ChatGPT：“什麼是軟體?”

ChatGPT說：“軟體是一種讓計算機系統來完成特定任務的程式。它是由一系列指令組成的集合，它告訴計算機如何做出反應，執行特定的操作。軟體可以使計算機能夠記住和處理資訊，也可以提供使用者有用的功能，讓使用者在某些方面更加有效率。 ”

正確，但似乎沒什麼了不起，好像是每個做過軟體的人都知道的基本知識。

讓我換一種方式，重新組織和複述一下這個定義：

“軟體是一套面向特定問題域的，基於清晰定義概念體系的、嚴謹的邏輯系統，由計算機來執行，由人來使用。”

用圖來表示的話，大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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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成功的軟體往往都做好了幾個基本要素，題、解、機、人：

題-有價值的問題域：清晰圈定了要解決的問題邊界和範圍，從而明確了使用者群體、使用場景、市場定位、市場空間;

解-最優解的邏輯系統：解決問題的一套清晰定義的概念體系和邏輯系統，形成了該問題域被廣泛接受的最優解，成為行業事實標準;

機-高質量的軟體工程：高質量的技術架構和工程實現，讓該邏輯系統可以在計算機上穩定、高效地執行，並最佳化了包括硬體、維護等在內的軟體總體擁有成本;

人-易學易用的互動介面：提供優秀體驗的人機互動介面，讓使用者可以快速理解和使用“解-邏輯系統”來解決問題，能快速上手和高效操作

此外，假如該軟體還能做到“網”，讓解決其它問題域的邏輯系統也能融入這個體系，藉助它觸達使用者並傳遞價值，那就有了成為平臺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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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軟體類別，都是面向一個特定問題域的。問題域一旦設定，就決定了軟體的使用者是誰，也決定了軟體的市場價值、市場定位、和其它軟體類別的關係。

問題域的設定，是個複雜的事情，而軟體類別是在過去幾十年不斷湧現，並逐漸細分的，這是因為到底哪些問題可以透過軟體解決、哪些問題用軟體解決是合算的、面臨這些問題的使用者群體、願意用軟體來解決這些問題的使用者數量，都是隨著計算機的能力提升和使用者普及度在不斷動態變化的。

軟體設定的是不是一個好的問題域，是市場決定的。當計算機普及到了面對某個問題域的使用者群體，當某個問題域用軟體解決變得合算了，這個問題域才可能會成為一個軟體類別，當感覺合算的使用者數量達到某個量級的時候，這個軟體類別才有機會出現軟體“產品”。本質上，軟體市場規模的上限是“使用者願意為解決問題付出的價格X面對問題的使用者人次”，假如這個潛在市場規模還不足夠大，就只能有區域性的軟體專案，不足以出現一個軟體產品的細分市場，畢竟做軟體產品，比做軟體專案的投入要大得多，沒有一定的市場規模，支撐不起一個真正的軟體“產品”。

專案只需要面對具體問題給出具體解法就可以，可以是一個個點狀問題點狀解的堆砌。而產品要實現標準化的高複用率，就必須更清晰地圈定問題域，面向最大使用者群體和普遍需求進行歸納和抽象，來尋找一個系統化、綜合性的最優解，這就要有足夠的具體問題和解法上的嘗試，有歸納抽象和實踐檢驗的多次迭代，才有可能產生一個近似最優解的邏輯系統。

定義問題域，只指個方向畫個大圈是不行的，不同軟體品類的問題域和使用者群體往往是有交集的，但不同的重心點帶來了各自的優勢領域和市場基本盤。一個大名字涉及的問題域往往是非常複雜的，可能產生很多種不同的畫法，每種畫法都會帶來不同的細分品類和發展路徑。看不到真實問題和真實使用者，就很難判斷問題域怎麼畫才有市場價值，也很難產生最優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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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任何科學體系的產生一樣，所有能解決實際問題的邏輯體系都必須既有對現實問題的真實感知和細緻觀察，又有基於此的概念抽象和邏輯假設，以及該體系的反覆實踐檢驗和修正。好的最優解，在實現問題域和解法的抽象和邏輯建模時，往往要針對主要使用者群體的知識背景和習慣，找到了簡潔和高效的最佳平衡點。簡潔讓人們更容易理解，有利於解法的快速推廣和學習，但過於簡潔往往會帶來解決某些具體問題時的操作和使用效率問題，沒有對問題的全面瞭解、對使用者的深刻洞察、對關鍵任務的清晰認知，就很難找到這個平衡點。

一個邏輯系統，和其定義的概念體系，藉助軟體實現觸達使用者，一旦被市場中多數使用者接受為一個最優解了，那往往就成了事實上的行業“標準”，而掌握標準的那家軟體企業，也往往就佔據了市場的優勢地位。

人們經常說最高境界是賣“標準”，其實，標準的背後，是解決了實際問題的、被大家接受的最優解，是標準制定者貢獻的知識，沒有創新性的最優解和知識貢獻的“標準”，有時候只是一種尋租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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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這麼多品類的軟體，每個品類的問題域都是誰先定義的呢?最優解都是誰先提出來的呢?標準握在誰的手裡呢?是國際軟體巨頭們。產品化的軟體，與其它行業不同的是，軟體的市場供給和批次成本並不依賴於廉價的生產勞動力，邊際成本非常低。想象一下，假如微軟也像馬斯克在Twitter那種搞法，十年前就把Windows和Office的開發團隊縮減90%，他們能少賣幾套?

軟體的這一特點，導致成熟軟體品類中把握了最優解標準的頭部廠商，天生具有了“贏家通吃”的成本優勢和規模優勢，一旦有一家公司提出的最優解和其實現被市場接受為主流甚至標準，其市場地位就很難撼動。不要說中國企業去顛覆國際巨頭了，國際巨頭和國際一流創新企業也很難顛覆國際巨頭，今天的軟體巨頭如微軟、Adobe、Autodesk、達索等，至今也還是他們各自問題域的品類霸主。

但有沒有顛覆的機會呢，有的，問題域本身變化了，計算機技術、人機互動方式、交付模式發生了大的代際級的變化，就有了顛覆的機會。成功的軟體企業，不但能在問題域出現之初敏銳地發現新問題域，定義最優解，還能發現計算機技術、互動方式和商業模式的變化趨勢，確保不被顛覆，甚至自己顛覆自己。

Workday的創始人，大衛-杜菲爾德，就兩次自己顛覆了自己。他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創立了Integral Systems，做企業人力資源管理軟體，執行在Mainframes大型機上，使用終端文字互動介面，取得了成功。八十年代他幾千萬美元賣掉了這家公司，創立了PeopleSoft，還是企業人力資源管理軟體，執行在小型機伺服器上，使用C/S客戶端圖形互動介面，2005年1月被Oracle100億美金收購。僅僅兩個月後，64歲的杜菲爾德創立了Workday，還是企業人力資源管理軟體，SaaS模式，執行在雲上，使用B/S瀏覽器和移動端互動介面，現在市值500億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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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是計算機技術的先發者和領先者，基本是最早碰到和定義軟體的問題域的。中國是後發者，中國的軟體廠商絕大多數，尤其是有明確“對標”的，都是在國際巨頭已經定義和佔領的問題域裡搞，計算機技術和人機互動技術的變化也是國外來引領的，資源、稟賦、能力都差很多的中國軟體企業，怎麼能打敗和顛覆國際一流企業都顛覆不了的巨頭呢?

有人說，我們不打算顛覆國際巨頭，而是做國產替代，我們有信創的市場，已經足夠大了。

話沒錯，中國的大國地位和國際環境決定了我們一定會出現一個國內的規模還不小的獨立市場，問題域老外定義好了，最優解也搞出來了，在機器和人上的落地實現也都擺在那兒了，學起來是容易了，但問題是大家學起來都容易了。不需要品類初創的漫長冷啟動時期的摸索積累，那做的門檻就很低了，一個品類一旦火熱了，就有大批的公司蜂擁而至開始卷，扒扒抄抄搞套東西就開始去拿融資打市場，就算國內市場沒有國際軟體公司來參與，那也不是藍海，甚至連紅海都不是，紅湖，紅池，紅臉盆。

更何況，往往抄都抄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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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抄的人，並沒有意識到每個成功的品類軟體的背後，本質上是一套自洽的、嚴謹的邏輯系統，這個邏輯體系是軟體的核心，一堆功能和介面的表皮不是。

其實老老實實抄都還算好的，很多時候我們往往還要搞功能創新，搞博採眾長，搞集大成者，東抄抄西抄抄，拼拼湊湊，把兩套解法、兩個邏輯系統肢解了一頓亂拼，裡面的骨頭都接不上了，既不嚴謹，更不自洽，這就導致在機器上的工程實現和在介面上的人機互動也好不到哪裡去，邏輯系統自身的自洽和嚴謹性直接決定了這兩個實現的水平和質量。

畫虎畫皮難畫骨。

背後的邏輯系統沒學到，工程和互動也沒抄好，抄的好的，往往是怎麼營銷怎麼吹牛怎麼包裝，拿到融資就是成功，反正大多數投資人的邏輯也是抄的，對標嗎，就是一種投資邏輯上的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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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中國人，是不太重視邏輯，不太擅長邏輯的。拿起西方哲學書，往往會覺得都是在摳字眼兒，是在非實際的、沒多大用的東西上較真兒。但嚴謹邏輯系統的背後，正是這套較真兒的、摳字眼的的西方哲學體系。

在中國文化裡，邏輯是比較薄弱的環節。中國人兩頭強，一頭是動手能力很強，應用創新也很強，另一頭，一到抽象層面，往往就直奔“大道無形”、“道可道非常道”、“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或者是斷論式的人生警句處世格言。而科學體系，則更多是在這兩頭的中間，是來自於實踐並可應用於實踐、檢驗於實踐的嚴謹的邏輯體系。中國哲學中並不是完全沒有邏輯體系，但始終不重視系統性的邏輯定義和邏輯自洽，也缺少嚴謹的邏輯推理，更很少用於現實的生產生活和改造世界的活動，也沒能產生基於邏輯的現代科學體系和方法論。

甚至到了今天，中國人都知道科學的重要性了，也都享受到科學帶來的巨大紅利了，但依然並不太重視邏輯，教育中也缺少邏輯能力的培養和訓練，更多的都是把方法論當工具遞到學生手裡，讓學生直接往對應的問題域上直接套用，而不太講解這套方法論怎麼來的，是如何從現實問題中抽象形成的，更少去訓練學生自己的抽象和方法論構建能力。

或許，這也無可厚非，畢竟幾乎所有的問題域和最優解都在那兒了，抄作業是最高效的，費勁去學這個幹什麼啊?重新造輪子?有病!

但要真的做好軟體，不學不行啊，不學，抄作業都抄不好。不然或直接做業務，或成為業務的外包。更何況，不要說軟體了，幾乎所有行業，靠抄作業大發展的時代，都要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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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邏輯，學抽象能力，學科學方法，學建立方法論的能力，難嗎?難!可能大家都忘記了，哪怕是加減乘除這樣最簡單的邏輯運算，處理最簡單的數目字物件，我們小時候也是每人都做了成千甚至上萬道題才掌握的!軟體如何定義問題域、建立最優解，涉及從實際問題本身到使用者到市場到技術等多少物件多少維度?比兩位數加減乘除複雜不知多少!而我們，又做過幾道題呢?

但難，也必須要學啊!中國現在的發展階段、市場規模和市場特點，已經開始出現一些定義自己獨有的問題域、率先發現新問題域的機會了，假如我們不掌握科學方法來尋找和建立最優解邏輯系統的能力，不管市場環境怎麼變，客戶購買習慣怎麼改，大家對智慧財產權的重視度和對軟體的價值認知變得多麼高，中國軟體永遠也不可能成為世界一流軟體，哪怕掙到再多錢也沒用，也還是一文不值。

我們軟體從業者不用抱怨國內市場，沒人攔著我們去國外啊，真能做出國際級的產品，去國外靠低價從巨頭嘴裡搶湯喝，都比國內臉盆大了。不要說更好的產品了，我們都很少能做出在國際上有一定價效比競爭力的產品來，中國外貿裡有多少軟體產品出口?我們前面說過，軟體行業就是有特殊性，先發優勢遠大於後發優勢，成本優勢不來自於廉價勞動力和供應鏈規模，而是來自於先發的問題域和最優解定義，而且抄軟體也比抄硬體要難得多。但軟體就是難，我們只能從自身做起，老老實實面對我們的關鍵癥結，努力學習用科學的方法，做出真正的好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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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的歷史上，幾乎所有人出生時和去世時生活方式沒有多大變化，而我對比我童年時(七十年代)和現在的生活，其變化可以說是堪比科幻小說，這不單是中國歷史上，也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發展速度。這固然是因為一百年來中國人的努力奮鬥和辛勤勞動，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們用了幾十年，把西方几百年做的作業抄了一遍，其中最重要的、能帶來最大生產力提升的，就是科學知識。

中國要繼續往前走，必須從抄作業用工具的階段，走到科學創新的階段了，能發現新的問題域、創造新的方法論、貢獻自己定義的最優解的階段了，唯此，中國才能真正進入到新的發展階段，唯此，中國才能對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獲得真正的尊重。

讓我們從自己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