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開發者的形象三變

2004年初，微軟的軟體架構師尼克爾·科塔總結了開發人員的三個角色：莫特、貓王和愛因斯坦。

莫特，程式設計師的主流群體，注重生產力，喜歡為眼前的問題建立快速有效的解決方案。

貓王，務實的程式設計師，喜歡創造持久的解決方案來解決問題。

愛因斯坦則代表偏執型程式設計師，往往聰明而不善社交，喜歡給定問題並建立最有效的解決方案，對技術理解深刻。

大多數軟體開發者，可能是莫特，貓王和愛因斯坦的混合體，也可能在三種角色中變化。

這也符合大眾對軟體開發者的印象，code monkey(碼農)+geek(極客)+nerd(書呆子)。穿著格子襯衣或連帽衫，固執內向，不喜歡與人接觸，總是獨自在夜間對著閃爍的螢幕……對了，還得是男性。

忘了這些傳統IT世界裡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吧，AI正在改變它們。

今天，AI開發者可能是一個45歲的非洲母親，12歲的中國女孩，抑或是由一名男性植物學家、一位果園農民，在業餘時間裡搭起一個演算法模型。

腦極體通過一系列採訪發現，開發者的能力體系正在發生改變。本期的受訪者，既不是宅男，也沒有計算機專業背景。但都有一個共同點，在AI開發領域表現優異。

這些非典型開發者的加入，也帶來了這一職業的形象三變。

一變：從計算機天才到零基礎跨界者

以前，在外行人看來，程式設計簡直是一門看起來比腦科手術還要複雜的專業技能。成為軟體開發者，最好擁有軟體工程、電腦科學、資訊科技或其他相關專業的學士學位，精通C++、Python、Java、PHP、XML等計算機語言。

但隨著AI進入通用化、產業化階段，任何人都可以零基礎跨界玩轉AI開發。這時候，很多優秀的創意，都產生於領域交叉、跨界碰撞的地方，而不是一位天才程式設計師的靈光一現。

說到跨界，打造了科幻對話機器人Wander [ 001 ]的起司，絕對是代表人物。

起司和她的團隊設計的這款未來流浪者Wander [ 001 ] ，參與者通過微信向Wander傳送現實中的地點，Wander從隨機的“未來時間點”返回科幻遊記與街景圖。

這個專案需要融合多個API，科幻風格的圖片要用到風格遷移模型，文字生成也需要呼叫NLP模型。並不是藝術家的常規技能，而Wander [ 001 ]從外形到核心，也與常見的AI應用有很大差別。

對於這種跨界，起司的理解是：“AI是一個還沒有被藝術內化的技術，還是比較新奇的，我覺得藝術家有一個潛在的責任，去為這種技術的應用或者暢想打草稿，讓人意識到原來AI還有這麼一個玩法。”

提到專業背景，起司也直言自己(在計算機知識上)非常業餘——“我需要影像處理，直接搜尋影像處理API裡面有沒有我能用的，很方便，因為(飛槳)都寫得很全，註釋也很全，基本上直接就可以拿來用了”。

“半路出家”的開發者顧茜，也認為開發過程中最大的困難是：別人無法理解。

“跟同事說起，可能需要非常鉅額的投資、非常專業的公司、高層的大力支援，各方面都達到一個非常理想的狀態，才能解決某一個問題。但其實從開發角度來講，收集資料給我就好了，剩下的不管是安裝環境、開發、選擇模型等等，都能一步步解決。”

不難發現，技術越來越趨於普及甚至廉價。AI開發正在變成一種創造性活動。未來真正創造更大價值的，將是開發者的腦洞，即創意能力。

二變：從車庫男孩到廣泛協作

車庫文化對軟體開發影響深遠。眾多輝煌的IT豪門，如微軟、蘋果、谷歌、亞馬遜、雅虎、Facebook等，都是一個或幾個男孩在車庫裡搞出來的。也讓大眾形成了一種固有認知，開發者中的潛力股，是那些把自己關在車庫或辦公室裡獨自搞事的精英男性，在某一天創出奇特的搜尋引擎或軟體技術，引來華爾街資本的爭奪。

但AI開發，是協作者的盛宴。

AI是一種致用性技術，AI開發者要做的，是瞭解產業使用者的需求，基於基礎演算法，完成相關功能設計和具體的AI模型開發，並部署到現實。這個過程中，不能再如同愛因斯坦一樣獨自解決問題，而是需要多種溝通。

1.需要與同業溝通。

幾乎所有平臺都鼓勵開發者在社群中進行專案分享，向其他開發者提供經驗。

三位開發者都一致認為，女性開發者在同業溝通上更有優勢，一方面是女性開發者更有這個意願去問問題，另外，女性開發者問問題沒有什麼障礙，很容易得到答案和指點。

起司認為交流和求助很正常：“我知道什麼東西我自己解決不了，所以我基本上遇到什麼問題，就會盡快的尋求幫助。我不會很正常，我就應該不會，我就是應該去諮詢、別人去跟別人學習。”

顧茜僅用了半年時間，就從飛槳開發者技術專家(PPDE)群裡潛水提問的“小白”，成長為給其他開發者解疑答惑的社群達人。

(顧茜的飛槳主頁)

2.需要與團隊協作。

AI開發專案團隊裡往往包含多樣化的技能人士，多樣性的風格角色，每個人都有獨特的思維、經驗與偏好，因此，AI開發者都需要發展社交技能。

就拿起司所在的“速凍草莓亂碼攪拌機”團隊來說，提起隊友們，起司表現得尤為激動，因為經歷重疊，女生們一起搞開發的感覺特別好：

“我們會提到說我玩過哪一個遊戲，或者說我看過哪一個作品，畫面太好了，或者這個氛圍特別好，那個感覺太讓人感動了等等，女性隊友自然而然就能明白對方在說什麼意思，這個體驗還挺好的，這其實是一個很感性的東西。”

(Wander [ 001 ]生成的3307年三里屯太古裡)

3.需要與使用者協作。

與使用者的協作，是飛槳產品經理欣欣的日常工作。與AI開發者打交道的這些年，她發現使用者的需求主要就是兩點：一是需要平臺提供的產品(工具)能夠解決問題;二是工具是不是好用。而這些都取決於平臺方能否跟開發者建立好關係，引導他去說出自己的需求。

欣欣舉了一個真實的例子：

“比如有一個開發者 ，他想用我們一個工具去實現視覺化，但技術能力還沒有覆蓋到這個板塊，看了文件也不太清楚怎麼去用，所以他就過來找我求助了。

“收到需求的時候，我也跟他做了一個深訪，聊了聊他為啥需要使用這個工具，看他的真實需求是什麼。然後就發現，其實並不需要去真的去視覺化每一步，它只是需要一些調參的經驗，所以我們後面就在文件裡面加入了一些調參經驗的分享，也就解決了他的問題。很多時候，只有跟使用者深入去聊，才能夠知道他的真實需求，才能夠真的去滿足他的需求。”

(欣欣及其團隊打造的生成網路模型之一)

今天，沒有人會質疑AI與千行百業的結合，會成為煥發經濟與社會活力的新動能。這也意味著，開發人員也必須從車庫、實驗室、孵化器中走出去，與產業對話，才能觸發真實的技術價值。

三變：從領導者到引導者

傳統IT中，離不開“阿爾法”程式設計師——即領導者、開拓者。因為大型IT專案，複雜且更難管理，一旦失敗往往會給組織帶來災難性後果，自然需要領導者把控全域性，以及大量基礎工程師來查漏補缺。

不過，今天的AI開發崇尚快速迭代、敏捷交付，更多開發者能夠以一人或小隊的“自組織”形式來進行開發。有點像是交響樂隊，一組成員以某部樂曲為共同目標集合在一起，每個人都擁有獨特的、最好的技能，沒有明確的等級和永久的領導。

這時，“引導者”在團隊協作和目標實現中起到的作用，就變得至關重要。

引導者與領導者的不同，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技術信譽、實力與貢獻，比具體職位更重要。

顧茜無意中成為了AI studio平臺上其他開發者的引導者。她開源了70多個模型，並且認為自己的行為就是“拋磚引玉”：

“我做了一個極限，有更多更厲害的開發者看到，可以省掉很多資料處理的步驟，去鑽研後續怎麼把分數刷上去，應用一些更好的想法，然後他們也會開源，這樣我也可以通過這樣的一個方式去得到一個學習提升。”

其次，比起懲罰或譴責，引導者可以讓隊員分享經驗教訓，建立更友好、更投入、更健康的容錯環境。

作為一名非深度學習專業的AI產品經理，欣欣就對自己工作上的導師充滿感激。在她看來，自己的導師正是一位善於分享、願意分享的引導者：

“我剛進來的時候，有一些迷茫不知道自己做了這個事情是不是自己擅長的，是不是我感興趣的東西，我的導師就會跟我分享，告訴我迷茫是很正常的，不可能時時刻刻都保持清醒，每一步該怎麼走，及時調整自己的心態，然後踏踏實實的去完成一些手頭上的事情。

“也因為都是女性，所以她有一些經歷和一些心路歷程都是我們是趨同的，那麼我可以借鑑他當時的心態和行為做法。”

更關鍵的，引導者在必要時願意讓別人來領導自己和團隊，鼓勵任何人主動探索新的可能性，這可能會激發許多精彩的創意。

起司的團隊就是這樣運作的，一開始她自己要做一些基礎的跑通的程式工作，抓取地點、主體座標、主體街景及續寫等一整個流程性的東西是由她本人完成的。

“但是有很多我不熟悉的問題，我在群裡喊一聲，說這個地方誰會，誰幫我解決一下，一些隊友陸陸續續的幫忙修正，像是後來參加比賽的時候，主力QQ重寫了程式碼，是這麼做出來的。”

寫在最後

每個時代都需要有特殊技能的人。軟體開發者在數字時代的重要性，不亞於哥倫布之於文藝復興，盧梭之於啟蒙運動。

伴隨著科技巨頭將自身的技術能力以平臺和工具的形式下放，千行百業的數字智慧化對AI開發提出的新要求，莫特、貓王、愛因斯坦這樣的軟體開發者，已經不能滿足AI領域日新月異的創新。

許多人在呼喚打破對程式設計師的刻板印象。而一群“非典型”的女性開發者，恰逢其時地出現了。

她們的AI開發旅程，點亮了創意、協作、引導等新的能力座標，也催生出新的職業審美。

這場的形象之變，也將進化出一個女性與AI更緊密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