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五年五大商業趨勢

2017年9月16日，美屬維爾京群島，颶風“艾爾瑪”襲擊了當地，一些船隻沉入水下。圖/視覺中國

每年年底，科爾尼全球商業政策委員會（GBPC）都會發布未來五年的新興趨勢。不同於面向未來人口、經濟、環境、地緣政治和科技演進的巨集觀趨勢預判，科爾尼的“新興趨勢”側重於關注近一年開始湧現，但當下看似不太引人注意，卻可能會對未來五年商業和政府的執行帶來顯著影響的中期趨勢。這些趨勢將隨著時間變化逐漸分化，部分中期趨勢可能在未來五年內，成為具備長期影響的趨勢。

隨著中國即將進入“十四五”發展新階段，中國企業與各級政府在制定“十四五”發展規劃的過程中，不僅需要關注長期巨集觀趨勢，也需要重視未來五年的新興趨勢，理解其影響與衝擊，以提高面向下一個五年的戰略規劃的相關性。

一、為適應氣候變化，將新增鉅額基礎設施投資

未來五年，隨著產業、政策決策層和全球民眾逐漸感受到嚴峻氣候挑戰的影響，全球氣候適應性基礎設施投資或將超過5000億美元。政府和私營部門都將加大力度緩解和適應氣候變化引發的天氣事件。

2018年，全球自然災害數量高達394起，和過去50年相比增長近三倍，影響波及所有地區和行業。氣候變化帶來的挑戰包括強風暴增加、極端高溫天氣增加，以及導致洪澇、乾旱和農業生產中斷的天氣模式變化。這些都會對當地經濟造成系統的、負面的影響。

預測表明，全球將面臨災難數量持續增加和應對成本日益上升的局勢。到2050年，全球136個大型沿海城市每年因洪水遭受的損失預計將高達520億美元，而2005年這方面的損失為60億美元。如果不採取應對措施，每年的損失將飆升至1萬億美元。據亞洲開發銀行預測，到2100年，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泰國和越南因極端天氣事件遭受的損失將佔GDP的7％左右。

據世界銀行估計，到2050年，這種氣候的波動可能導致全球約1.4億人遷徙，相當於發展中國家總人口的55％，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和南亞地區受到的影響最大。事實上，太平洋和印度洋島嶼的居民已經開始遷移。斐濟有4個社群已經搬遷，未來幾年，可能還會有80個社群加入搬遷大潮。

氣候紊亂也會給企業帶來巨大的風險。據全球200多家大型企業最近的估計，它們面臨的氣候風險敞口將高達9700億美元左右。保險業站在處理氣候相關災害損失最前端，現正在努力研究如何調整商業模式，以適應這種新常態。今年，有63％的全球保險專業人士把氣候變化視為最大的新興風險，而2018年持此觀點的保險專業人士只有39％。2018年全球氣候相關災害共造成損失1600億美元，保險公司為此做出的賠償高達800億美元。

全球各地政府都在努力探索提高抵禦氣候相關災害的能力。簽署《巴黎氣候變化協定》的195個國家都承諾做出必要投資。因各國面臨的氣候相關災害風險不同，因此投資方向也比較多樣，包括提高可再生能源產能、改善供水系統、增加公共交通電動汽車比例等。荷蘭易受海平面上升的影響，因此荷蘭主要投資堤壩和沙丘建設，加固海岸線。越南通過種植紅樹林和修建海堤加固海岸線，哥斯大黎加計劃建設“抗環境變化”的交通基礎設施。

總體而言，為實現可持續基礎設施建設目標，中低收入國家平均需要投入GDP的4.5％。研究表明，環境變化將進一步擴大亞洲本就巨大的基礎設施缺口，到2030年，該缺口將達1.7萬億美元。

世界銀行指出了這些舉措的緊迫性，近期已經將用於2025年之前氣候相關專案的可用資金增加了一倍。非洲撒哈拉地區的17個國家最近宣佈將在未來12年共同投資4000億美元。但其他地區尚未建立環境適應性措施。

調動大量資金升級改造一個國家的基礎設施是對國家政治意願的考驗。英國和哥斯大黎加等多個國家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脫碳目標。但是哪些國家能夠實現這些目標以及這些目標的實現是否能夠對極端天氣事件產生顯著影響，現在還不明確。

可以肯定的是，未來五年，氣候風險將進一步加劇。大量基礎設施會因氣候相關因素遭到破壞，移民由此加速產生，為住房和醫療保障帶來更大壓力。對企業而言，政府、社會和股東將不斷對其施壓，要求其採取環保經營措施，因此支援環保標準的人會越來越多。

這一切對企業意味著什麼？

• 未來環境法規會越來越嚴格，要求企業遵守環保標準的預期會越來越強烈。

• 企業領導人應強化全球價值鏈，已增強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

• 制定全面的減災策略。

二、電網級儲能電池革命

全球電力行業正走向脫碳化。而電網級儲能電池將對推動這一程式發揮主要作用，可以解決太陽能和風能一直以來困擾電網的間歇性問題。隨著技術進步帶來成本下降以及更多政府出臺支援可再生能源應用的政策框架，到2024年，電網級儲能電池市場，尤其是鋰電池市場，規模將擴大13倍。世界各地政府越來越關注通過電網級電池儲能加速脫碳工作。美國50個州中已有44個開始運營、擬建或建設電池儲能專案。

根據國際可再生能源機構（IRENA）統計，過去幾年，全球可再生能源以平均每年8％的速度增長。2018年，全球新增發電裝機容量中，太陽能和風能佔84％。可再生能源的成本現已低於煤炭和核能，隨著裝置成本的進一步下降和太陽能專案市場競爭力的提升，未來全球範圍內可再生能源成本會比天然氣還低。

然而，發電量的不穩定性是可再生能源發展的主要障礙之一。另一方面，風能和太陽能還存在電量過剩問題，導致出現負電價。為提高可再生能源產出和成本的可靠性和穩定性，世界各地的電力公司一直在尋找一個解決方案：電池。

電網級儲能電池（尤其是鋰電池）的發展十分迅速，部分原因是因為它經歷了與可再生能源類似的成本下降曲線。根據科爾尼能源轉型研究院（ETI）研究，這一趨勢將持續，因為隨著規模效應增加，特斯拉千兆工廠（Gigafactory）這樣的大型工廠電池成本將進一步下降，幅度可達30％。

當可再生能源和電網級儲能電池相結合，政府和個人客戶都將看到能源成本的下降，從需求端推動投資增長。例如，特斯拉在澳大利亞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鋰電池儲能系統，投入使用的第一年電網成本下降4000萬美元。美國佛蒙特州電力公司（GMP）啟動了住宅電池儲能計劃，在2018年7月持續高溫期間，共為使用者節約50萬美元。2017年，美國國家可再生能源實驗室（NREL）發現，如果使用太陽能發電並用電池儲能，25％的能源使用者可以實現資金節約。此外，能源彈性也是可再生能源發電和電池併網呼聲越來越高的原因之一，因為發電和儲能的本地化有助於防止停電，或者可在停電後快速恢復供電，最大限度減少系統中斷。

雖然電池儲能行業取得一定進步，但發展仍面臨很多障礙。鋰電池的主要金屬原料存在巨大的供應鏈風險，如鈷。因此，包括索尼、特斯拉和中國最大的電池製造商寧德時代在內的大型電池製造商都在積極探索生產低鈷或無鈷鋰電池的替代方案。雖然尚未找到與鈷效率相同的替代原料，但電池生產所需的鈷含量已經在逐步下降。這些低鈷電池未來幾年預計將快速替代高鈷電池。

由於電池生產面臨供應鏈方面的風險，探索廢舊電池原材料回收再利用是較為可取且可持續的解決方案。未來五年，電池的“二次生命”將推動電池儲能市場的可觀發展，為電網級電池儲能帶來福音。例如舊的電動汽車電池往往在壽命用盡之前被淘汰，剩餘容量一般超過50％。因此，回收利用電動汽車退役電池的二級市場出現了，例如用於固定式儲能、電動車充電站等。這些二次利用將進一步降低電池儲能的成本，減少前面提到的電池原料採購的供應鏈風險。

未來五年，電網級電池儲能和全球能源產銷合一者的規模將呈指數級增長，市場將由美國和中國主導。隨著自用發電和現場儲能成本逐漸下降，企業實現“綠色”能源消費將更加容易。政策環境的快速成熟以及技術的持續進步意味著電網級儲能電池行業（由太陽能和風能支援）將在未來脫碳化發展道路上持續發揮作用。

這一切對企業意味著什麼？

• 讓新的能源模式為你所用。電池儲能正在改變全球電力行業，推動能源、配電和用電創新，讓更多使用者能夠使用可再生能源。隨著分散式能源體系等新興技術應用的普及，能源和技術公司等未來將有機會利用這些新的能力打造新的產品與服務。

• 成為產銷合一者。可再生能源和電池儲能投資不僅能讓大型能源消費者兌現或提高清潔能源和環境可持續發展承諾，還能幫助其有效降低成本。擁有大量實體網路（如倉庫和資料中心）的企業尤其適合採用產銷合一模式。

• 發現綠色發展道路的優勢。投資建設自用發電和儲電設施的企業和政府能夠有效提高應對電網中斷的能力。

三、全球再培訓浪潮

過去幾十年，全球勞動力人口經歷了快速增長，但現在已經基本停滯。全球適齡勞動人口年平均增長率已經從20世紀90年代初的1.9％下降到現在的1.3％，而勞動參與率過去25年來持續下降。其中，非技術工人和技術工人短缺現象在全球越來越普遍。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的盛行導致移民政策收緊，限制了全球勞動力流動對全球勞動市場的平衡作用。

在人口、政策、技術進步的多重壓力下，勞動力再培訓對保持和提升國家競爭力至關重要。未來五年，國家和企業層面的勞動力再培訓投資都將持續增加。隨著全球再培訓浪潮升溫，不投資員工再培訓的企業與投資員工再培訓的企業之間競爭力差距將持續拉大。

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來臨，自動化水平將不斷提高，非技術工人大量失業。愛德曼《2019年全球信任度調查》發現，55％的員工擔心自動化會導致自己失業。

各國自動化發展速度不一，有一部分國家發展明顯較快，比如中國。2017年，中國採購的工業機器人數量佔全球工業機器人採購總量的36％，其次是日本、韓國和美國。不過德國和美國的機器人密度更高。德國和美國每萬名工人部署機器人的數量分別是322臺和200臺，而中國僅有97臺。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估計，未來15年至20年，全球14％的工作崗位可能因自動化而消失，另有32％的工作因單個任務的自動化發生根本性改變。

高科技產業的普及帶來技術型人才需求的增加，特別是在國家競爭力下降的領域。新加坡人力部2018年職位空缺報告指出，“具備必要專業技能或工作經驗的人才緊缺是PMET（專業人士、經理人、高管和技師）職位空缺難以填補的首要原因。這種對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引發了全球性的“人才大戰”，擁有全球化和多元化人才庫的企業創新力更強、營收更高，但同時也受世界各地移民政策收緊的不利影響。這一現象在矽谷尤為明顯。過去，矽谷的技術人才中有近75％是外籍，但由於美國新H-1B簽證的限制，導致矽谷外籍技術人才佔比下降。

另一些國家正好相反，它們面臨的問題是非技術型勞動力緊缺，比如日本。為緩解勞動力短缺問題，日本政府於2019年初放寬了移民政策。新的移民政策針對在指定行業工作滿五年的外籍非技術工人推出新的簽證，申請條件是通過職業技能測試和日語水平考試。美國也面臨類似問題。長期以來，美國農業等主要行業一直依賴非法勞工的穩定流動。但由於近年來移民執法更加嚴格，美國勞動力短缺問題日益嚴重。全球各地的企業都感受到了勞動力短缺的壓力，為滿足勞動力需求，許多企業臨時簽證的使用創下新高。

面臨技術快速變化、自動化水平提高、勞動力市場持久失衡以及世界最富裕經濟體教育不平等問題，各國紛紛進行自我審視，評估本國“再培訓的體系完善程度”。德國的學徒計劃久負盛名，其移民和難民再培訓工作取得突出成績，使僱主和移民共同受益。瑞典的再培訓計劃也處於領先地位。瑞典聯合為低技能職工提供再培訓的各行業及工會就業保障委員會，為因機械化導致失業的工人提供新的就業機會。印度教育體系無法跟上科技發展步伐，目前正與世界經濟論壇密切合作，通過再培訓改善就業前景。其他國家也正在實施更多促進再培訓的通用計劃，包括針對老年人口的再培訓計劃。

部分國家和地區再培訓工作開展較晚。例如，美國曆史上從未強調建立公共基金用於勞動力培訓。2015年，丹麥和法國在勞動力培訓方面的支出分別為GDP的0.60％和0.37％，而美國僅佔其GDP的0.03％。儘管川普政府試圖解決再培訓問題，但在目前的美國財政環境下，如何為這一艱鉅任務提供足夠的資金仍有待觀察。

世界經濟論壇發現，在未來十年可能失業的140萬美國人中，有95％能夠轉到需要類似技能且工資更高的新崗位上。雖然這一發現令人振奮，但這將需要340億美元的投資，其中86％可能需要由聯邦政府提供。因此，政府需要權衡不提供再培訓的情況下，職工失業政府所需承擔的福利支出和稅收損失有多少。

雖然充分發揮再培訓的潛力離不開政府的財政和戰略支援，但很多企業也在根據自身需求開發自己的教育計劃，安排不定時的再培訓。例如亞馬遜宣佈將於近期斥資7億美元，在2025年之前為公司三分之一的美國員工提供再培訓，幫助他們轉到更高階別的工作崗位上。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計劃投入10億美元啟動Future Ready計劃。如果計劃成功，到2020年，AT&T將有10萬名員工完成再培訓。

據世界經濟論壇預測，到2022年，全球一半以上的勞動力需要接受再培訓。未來五年，與教育機構和大學院校合作建立內部再培訓計劃的公司將成最大贏家。

這一切對企業意味著什麼？

• 確定可能因技術創新而改變的工作崗位。

• 吸納具備未來所需技能的人才。

• 建立聯盟。與政府的再培訓計劃合作不僅能夠提高企業員工的技能，還有助於提升國家在工業4.0時代的競爭力。此外，與院校和線上學習平臺聯合開發員工終身學習體系有助於不具備內部資源的企業縮小技能差距。

四、與“孤獨”這個新流行病做鬥爭

儘管全球社會進入空前數字化的時代，但上世紀80年代以來，人的孤獨感和隔閡感翻了一倍。隨著社會關係弱化、現代工作場所標準變化、社交媒體過度使用等，孤獨症已經引起強烈關注。美國公共衛生署前署長Vivek Murthy甚至宣佈“孤獨”是一種“流行病”。在英國，65歲以上老年人當中，有41％表示日常陪伴他們的主要是電視或寵物。日本政府正在努力探索50萬國民選擇“蟄居”背後的原因——蟄居是一種把自己關在家裡，長期不與外界接觸的行為。

孤獨症已經成為全球挑戰，不分年齡和地域。倫敦、紐約、杜拜、洛杉磯、聖保羅和香港是世界上孤獨感最強的城市。研究表明，孤獨的情緒具有傳染性，能“像感冒一樣”傳播給他人。因此，未來五年，孤獨症的發生率預計將持續增加。孤獨症會產生很多影響，包括勞動生產力下降、經濟增長放緩以及社會總體健康水平和幸福感下降。

孤獨症可能造成極其嚴重的危害。它不僅影響人的心理健康，如產生抑鬱和焦慮等情緒，還影響人的身體健康。2015年美國楊百翰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孤獨症患者死亡率比一般人群高26％，與心臟病、中風、飲食失調、藥物濫用和酗酒以及其他嚴重健康問題都有一定的聯絡。孤獨症不是老年人的“專利”，很多年輕人也自我認定為孤獨。OECD的一項研究發現，2003年至2015年間，認為自己“與他人格格不入”的學生比例穩步上升。匹茲堡大學的一項研究指出，經常使用社交媒體的年輕人感覺自己孤獨的可能性是最不常使用社交媒體的年輕人的兩倍。

職場中的孤獨感增加和歸屬感下降對商業領域也產生顯著影響。2008年至2018年期間，全球遠端工作者的數量增長115％。這些遠端工作者因為孤獨而辭職的可能性更高。研究表明，在辦公室有朋友很重要，尤其對於年輕人來說。74％的Z世代和69％的千禧一代表示，如果工作中有更多朋友，他們會更願意留在公司，而X世代和嬰兒潮一代這一比例分別只有59％和40％。美國管理學會（Academy of Management）報告指出，員工孤獨感與工作效率下降存在一定的聯絡。

很多政府已經開始著手解決孤獨流行病。英國、丹麥和澳大利亞都發起了針對孤獨症的全國性活動。2018年1月，英國成立了孤獨症委員會，並任命了孤獨部長（Minister of Loneliness），致力於更好地瞭解並解決年輕人孤獨症問題。澳大利亞也在考慮採取類似措施，並在維多利亞州設立了孤獨部長。美國參議院啟動了社會資本計劃（Social Capital Project）。該計劃旨在描繪人們生活中“有意義、有目標”的“社會關係網”。雖然現在肯定這些計劃的總體效果還為之過早，但它們標誌著向解決這一問題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隨著對職場孤獨症的認識日益加深，企業也開始著手解決孤獨症問題。很多公司都聘請了首席健康官，在公司內部建立健康文化，降低員工罹患孤獨症的風險，如IBM為員工提供為期12周的健康提升計劃。此外，與工作場所靈活化的趨勢相反，很多大公司開始改變遠端辦公政策方向，因為遠端辦公會使員工產生孤獨感和隔閡感。科爾尼近期分析也指出了打造快樂工作的企業文化的具體價值。通過社交活動建立團隊成員之間的戰友情和歸屬感、開展團體和個人成就慶祝活動、實施有效的導師計劃在提升員工融入感、方向感和目標感等方面均發揮重要的作用。

這一切對企業意味著什麼？

• 創造有效互動機會。通過團建活動、社交活動等為員工創造社交機會，提升信任、增進友誼、提高工作效率。
• 打造健康文化。為新員工營造熱情的氛圍，並通過促進團隊合作精神和關心員工總體健康保持這樣的氛圍。
• 尋求合作機會。公司應考慮與非政府和政府的孤獨症計劃合作。這樣可以有機會分享應對孤獨症的知識和最佳實踐，讓職工和整個社會都能受益。

五、社會無現金化

Facebook發行數字貨幣Libra，亞馬遜和阿里巴巴等電商巨頭的崛起，以及美國Venmo、中國支付寶和肯亞M-Pesa等數字支付技術的普及，都在推動全球進入無現金時代。截至2018年，全球網際網路使用者數量約為39億，自2001年以來增長近400％。隨著網際網路使用者規模持續擴大，未來五年甚至更久，數字化應用、電子商務和線上支付技術也將持續發展。未來五年可能出現第一個真正的無現金社會，其中瑞典最有可能率先進入無現金國家，而中國的杭州、深圳等有望成為首批無現金城市。

數字金融和金融科技（fintech）的全球發展將帶來消費者行為以及金融領域的顯著改變。支付寶、微信支付、Venmo 和PayPal等領先數字支付系統以及傳統支付公司移動錢包的應用越來越普遍。到2021年，無現金交易在新興市場將以每年21％以上的速度增長，在發達市場將以每年7％以上的速度增長。

憑藉完備的數字化基礎設施和有利的監管環境這兩大數字支付的先決條件，瑞典走在了無現金交易的前沿。據Riksbank統計，2016年瑞典零售業現金支付比例僅佔15％，比2010年減少40％。瑞典有望於2023年成為全球首個無現金社會。

在新興市場，全球數字支付領導者中國，2018年手機支付佔比超過85％，常用的手機支付軟體包括支付寶和微信。盧安達計劃2024年之前實現無現金化。韓國計劃於明年徹底淘汰硬幣。

與此同時，德國N26、巴西Nubank和英國Monzo等純數字銀行市值即將超過10億美元，成為大型科技創業公司（即“獨角獸”公司）。為跟上金融科技公司的步伐，傳統銀行爭相推出與之相抗衡的數字銀行APP。

在銀行業系統之外，加密貨幣雖然面臨持續監管審查，但在美國等主要市場仍然越來越受歡迎。例如，加拿大有兩個城市可以使用加密貨幣繳稅，巴西第五大城市福塔萊薩可以用加密貨幣購買公共汽車票。

此外，接受加密貨幣付款的企業也越來越多，如手機運營商AT&T、咖啡連鎖星巴克、零售商Nordstrom。Facebook計劃於2020年推出加密貨幣Libra，但遭到美國及七國集團多家監管機構齊聲反對。

數字交易相對於現金交易更便捷、成本更低，而且可以儲存電子交易記錄。這些優勢推動了數字交易的應用，同時也可以使銀行節約大量成本。單在英國，銀行網點和ATM的相關成本就高達63億美元。新加坡星展銀行宣稱數字業務客戶創收比實體網點客戶創收高30％。從政府角度來看，數字交易的可追溯效能夠成為全面打擊灰色經濟和非法活動的利器。

金融科技也是普惠金融的重要推動力之一。在非洲，手機支付賬戶的數量是銀行賬戶的三倍。肯亞長期以來一直是移動支付系統的典範。肯亞移動支付平臺M-Pesa自2007年上線以來，手機賬戶數超過4000萬，覆蓋範圍擴大到10個國家，為數以百萬的使用者提供數字金融服務。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也意識到新興市場尤其是非洲移動支付系統的巨大潛力，於2017年針對發展中國家推出了一款名為Mojaloop的開源軟體，用於推廣移動支付。

無現金社會的反對力量來源多元。對美國等國家而言，小費文化是社會傳統層面的極大抵制力量，對部分基層服務人員而言，小費收入可能是其勞動收入的一半以上。技術包容性是另一個障礙。雖然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避免使用現金，但監管部門持續施壓，強制企業接受現金。這些禁令出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擔憂從現金到無現金的快速過渡會孤立某些仍然面臨數字交易障礙的人口，加劇社會不平等。對金融機構的不信任是無現金系統普及的另一個阻力。例如，日本和突尼西亞在這方面的擔憂比較突出，雖然政府鼓勵電子支付，但民眾的接受程度仍然較低。此外，隨著無現金支付的增加，人們對數字隱私、網路攻擊和資訊盜竊等問題的擔憂成為焦點。並且，最近有關科技公司的爭論導致社會對移動支付技術的信任度普遍下降。

國際清算銀行（BIS）近期發出警告，稱大型科技公司進軍金融服務領域將帶來重大風險，包括市場過度集中和個人及消費者資料濫用。例如，亞馬遜在各行業的日益擴張已經引發對壟斷問題的擔憂。

但總體而言，反對力量只能減緩但無法阻止無現金交易的發展步伐。隨著數字連線的普及和5G通訊等新興技術的部署以及無現金交易成本效益和便利性的提高，未來五年，全球無現金交易將持續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長。未來，創新支付方法的發展將進一步推動無現金化，例如生物特徵識別技術和人臉識別系統已經在印度和中國市場驗證成功，未來可能引入其他國家和地區。

各地政府可能會制定一系列監管框架，鼓勵支付方法的進一步創新，降低無現金服務水平較低地區淘汰現金帶來的社會成本。未來幾年，可能會有更多中央銀行開始實行數字貨幣，擴大金融普惠性，降低銀行業成本，更加有效控制貨幣政策。根據目前發展情況，瑞典、韓國或澳大利亞可能成為全球首批進入真正無現金社會的國家。

這一切對企業意味著什麼？

• 從數字支付資料中挖掘新洞察。數字支付產生的資料提供大量寶貴的消費者行為資訊，企業應利用大資料獲得洞察，開發定製化和個性化水平更高的產品與服務。

• 強化網路安全能力。隨著數字交易的增長，黑客攻擊和其他未經授權傳播導致的資料洩露將呈指數級增加。如果無法保證資料安全，企業將會面臨多方面的損失與懲罰，在社會對技術高度不信任的市場中，侵犯資料安全面臨的後果將尤其嚴重。

• 預測監管壓力。企業應儘快熟悉已頒佈和計劃頒佈的監管政策，瞭解這些政策對當前和未來商業執行的影響，找到降低潛在風險的方法。

（原文為英文。編譯：王宇，科爾尼管理諮詢全球合夥人；周鵬遠，科爾尼管理諮詢高階專案經理；編輯：馬克）

（本文首刊於2020《財經》年刊：預測與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