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思考我們的受眾應該是誰。主流媒體大多傾向於一種抽象的理念，即無論你製作什麼樣的新聞，理論上任何人都可以消費它。”
長久以來，新聞編輯室始終存有一個“諷刺”現象：儘管新聞工作者的許多決策都將受眾納入了考量，但最終產出的新聞作品之於受眾依然是失焦且抽象的。
乍看上去，數字時代的記者理應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深入地瞭解受眾：以前，記者主要是根據自己的社交圈來了解受眾；現在，記者可以藉助各種數字工具尋求讀者反饋，分析讀者行為，並擴充新的對話渠道。這些新功能的出現有望將“抽象”的讀者變得“具象”起來。
哥倫比亞大學托爾數字新聞研究中心（Tow Center forDigital Journalism）近期進行了一項深入研究，旨在探討數字時代的新工具是否真的影響了新聞從業者對受眾的想象，並提出一些可行方法去提高新聞編輯室的受眾意識。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精編此項研究，希望以此幫助媒體從業者去縮小“想象中的受眾”和“真實受眾”之間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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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腦中的受眾想象：關乎作品成敗
- 記者與受眾的關係：若即若離剛剛好
- 印刷時代的受眾想象：受眾究竟有哪幾類？
- 數字時代的受眾想象變化：原地踏步？
- 受眾想象的未來啟示
“‘受眾’這個詞，在修辭傳統中是古老而有力的，它幾乎可以說意義重大，雖然它讓我們以為自己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但實際上我們往往並不知道。”
——Douglas B. Park
“如果我的一些假設與你作為讀者的身份不符，我希望你能找到一種方法，暫時扮演我邀請你嘗試的角色和態度，這樣你就能成為這一章的讀者。”
—Donald L.Rubin
正如記者喜歡談論新聞故事的五個“W”（誰、什麼、在哪裡、什麼時候、為什麼）一樣，新聞實踐也依賴於三個重要的問題：我在為誰寫作？為什麼閱讀對他們來說很重要？他們會覺得什麼是有趣的呢？
然而，記者顯然不可能將這些問題直接拋給讀者，所以答案的獲取便基於記者自身的猜想，並進而影響著他們所做出的許多選擇，包括選題、報導方式、內容等。
但瞭解受眾是一個不小的難題：不僅作者和讀者在時間和空間上是分離的，而且作品的潛在讀者是龐大而多樣的。那麼，富有經驗的作者是如何利用已有的長期記憶、第一手知識和現有慣例來建構讀者形象的呢？通常來說，這個過程是在潛意識中發生，進而形成一個人的“直覺”。
當富蘭克林在他的小說裡將“Audience”用作“Readership”的近義詞的時候，便開啟了“Audience （受眾）”這一詞語的新用法，並在今天的傳媒行業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
從歷史上來看，Audience僅指代能聽到演講者說話的群體，與書面文字毫無關係。；即便是在今天，關於Audience的定義在多數場景下也是以聽覺行為基礎。
實際上，Readership和Audience之間的區別就如同Hearing和Listening之間的區別一樣：前者是被動的；後者帶有行為主體興趣或情感上的反應，強調在故事講述人和接收者之間建立連線，更傾向於一種“互動”行為。
受眾現已成為數字媒體的熱門話題，但它的含義因主體而異。對媒體來說，它代表著潛在的價值；對廣告主來說，它指代能夠為廣告買單的顧客；對於記者來說，雖然其與Readership近義，但在很多方面它仍然是一個難以理解的概念。
“現實環境太龐大、太複雜、太短暫，我們沒有能力處理如此微妙而富於變化的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中行動，我們需要用更簡單的方法對它進行重構，就像要環遊世界前，我們首先得有世界地圖一樣。”
受眾——不僅包括已有讀者，還包括那些因為新聞故事的強吸引力而在新聞上花費更多時間的群體——是時下所有媒體的終極目標。哲學家Walter Ong曾在他的文章《作家的讀者永遠是虛構的》(Writer’s Audience is Always a Fiction) 中指出，說和寫是本質上不同的活動。作者的優勢要比演講者的小得多。
演講者在行為過程中可以與受眾直接接觸，實時評估他們的反應，並相應地對演講內容或風格做出調整。相比之下，寫作和閱讀一樣，都是行為主體所進行的一個孤獨的過程，甚至是一項“需要某種程度的迴避”的活動。獨自坐在鍵盤前，作家們必須找到引人入勝的方式來講述故事，但他們並不知道自己的讀者到底是誰。
所以，作家所做的很多決策是基於一些經驗因素，例如長期記憶、體裁運用的習慣、對讀者反應的想象感知等。因而，寫作成功與否主要取決於他們是否可以準確地預測出作品將如何與想象中的觀眾產生共鳴。而其中關鍵難點就在於，作者在撰寫本文時，這些受眾還並不存在。
因此，耳熟能詳的“瞭解你的受眾”的建議實則是一種悖論，更何況新聞受眾數量是如此龐大，揣測並理解受眾隱藏的需求和動機更是難上加難。
成為一名熟練的作家需要培養這種與生俱來的讀者意識。研究發現，新手作家只關注手頭的主題，而經驗豐富的作家更有可能擁有“讀者的心理形象”，並從自己對現實的感知中“判斷”讀者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想象出來的讀者並不是作者基於膚淺的刻板印象而衍生出的讀者形象。相反，作者所做的選擇是由他們的理想讀者所定義的，反映出作者的個人抱負。而正是因為讀者猜想的準確性最終決定了完成作品的價值，所以如果他們精心構思的故事能夠迎合目標受眾的興趣，並正確預測受眾反應，他們就能認為這個故事是成功的。否則，這部作品可能根本找不到任何受眾。
通常有兩類受眾比較特殊，這裡舉兩個新聞領域較為典型的例子：
首先，一個作家可能會為取悅某一特別重要的人去撰寫文章而倍感壓力，這個人可能是他的上級編輯——一個更資深的從業者，或者是某一獎項委員會的領導者；第二，一個人作品發表的環境可能會使作者對某一類讀者產生偏見。例如，出版物所委託撰寫的文章很可能會針對某特定型別的讀者。
因此，並非所有的受眾都是被平等對待的。對許多記者來說，他們的傳播目標並非總是去接觸儘可能多的人，而是儘可能“正確”的人。
“只有當寫作的物理任務變得自動化，作者不再專注於寫作時，文字才能更適應讀者。”
由於“理解讀者”本身所具有的複雜性，作家所描述出的“想象中的”讀者形象往往模糊而抽象。但對於一些富有經驗的作家來說，與其說讀者存在於他們的頭腦中，倒不如說已經成為一種“肌肉記憶”，也就是說，一些作家的撰寫習慣已經通過多年的寫作經驗養成，就好比四肢協調能力之於運動員。
事實上，創造型行為依賴於外部影響。我們與另一個“自我”進行的對話實際上是由社會因素和他人觀點等內化而來的。
但無論如何，要意識到潛在讀者群對寫作依舊至關重要，這些存在於腦海中的受眾是新聞決策的關鍵因素。
“故事對他人的重要性應該大於對記者的重要性，並具有一定影響力，這是新聞業的一項原則。”
讀者之於記者的意義有兩點：一方面，由於新聞的最終目的是服務於公眾，所以瞭解自己作品與讀者所能產生的共鳴點很重要；但另一方面，記者對自己過於密切地傾聽讀者聲音而感到擔心，因為這可能會影響自身對新聞價值的專業判斷。所以，儘管大多數新聞編輯室的決策都考慮了讀者的需求，但有意識地徵求、整合讀者的偏好往往會遭到記者的抗拒。
為受眾服務是新聞工作的基本原則，這種“利他主義”是很多人成為記者的重要原因。最近一項研究表明，許多新聞專業的學生在尋找一份有趣、有創意、無私並能體現他們對寫作熱愛的職業，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證明許多記者的理想主義。
當進入新聞業之後，許多從業者發現，講一個重要的故事是遠遠不夠的，自己所講述的故事必須能夠吸引讀者的興趣。
Dwight DeWerth-Pallmeyer在上世紀90年代末的一份關於芝加哥新聞機構的研究報告中將“受眾和記者之間的共鳴“稱為“影響力”，即“引導受眾對記者認為重要的東西產生興趣”。而衡量影響力的真正標準是受眾的反應，即報導會客觀上促使受眾採取行動。
總體來說，記者之所以重視受眾，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
“成就感“是激勵記者工作的重要因素，而這種成就感可能是因為作品可以給讀者帶來快樂，也可能是來自於手中的語言武器對壞人造成一定程度的傷害。總而言之，作品被閱讀併產生一定影響，那麼這就是成功的；反之，“被忽視”就會讓記者感到洩氣。
與讀者產生積極的互動也能夠體現讀者的自我價值實現，在印刷時代，除了所在媒體的總髮行量之外，人們沒有辦法知道確切讀者數量，而讀者與記者之間的信件往來則成為他們衡量自己作品價值的重要方法之一。
印刷時代的記者們普遍擔心，過於關注讀者可能會影響他們對新聞的專業判斷——專業價值觀和市場導向之間會形成一種緊張關係。
《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的一名記者曾將重要但無趣的報導稱為“燕麥類報導“，因為即便它們的味道欠佳，但卻能夠給人們帶來好處。在許多有高尚思想的記者看來，發表一些“有趣的”而不是“重要的”東西，一味的去迎合受眾對娛樂的渴望，實際有違新聞原則。
在討論如何將受眾需求融入新聞生產過程時，有人指出了讀者認知與記者認知之間的緊張關係。
在20世紀60、70年代，地方電視新聞節目試圖將焦點轉向以觀眾為導向的模式，此舉最初是為了避免社會學家認為的精英主義視角。在當時，一些廣播公司提供的公共服務只吸引到了25%的受眾，而這些人都有著良好的教育背景。因而，有學者將廣播新聞業的只重視 “一小群中上層人士”，而忽視了更廣大的“普通受眾”。
所以，對於這些廣播公司來說，解決辦法是“深入到群眾所在的地方”，藉助受眾研究來推動新聞廣播。公共服務和更廣泛的受眾覆蓋面的結合推動了以觀眾為導向的新聞節目的誕生。
當然，並非所有人都贊同這種方法。上世紀90年代初，當新聞廣播業將大量的受眾研究納入決策時，結果的確是收視率提高了，但同時，新節目被評價為“譁眾取寵”。可見，雖然標準的降低會觸達更多的受眾，但當收視率成為新聞機構的最終目標時，新聞報導的型別及方式會受到影響：“有趣”勝過“重要”， 受眾越多，則意味著故事越“精彩”。
對當時的新聞工作者來說，新聞判斷不是一種抽象的哲學，而是他們能夠提供給讀者的內在價值的一部分。正如《芝加哥論壇報》執行主編所說：“受眾之所以買報紙，是因為他們想讓我告訴他們什麼才是重要的。”顯然，這位編輯明確拒絕將受眾反饋作為其決策過程的一部分，他認為新聞無法令每一位受眾感到滿意。
上世紀70年代， Herbert Gans在他對四大新聞編輯室的開創性研究中發現，記者們對“受眾研究能否有所幫助”抱有極大的懷疑。
首先，研究結果被認為過於聚焦個案，與常規性的工作流程無關。正如一位編輯所言：“研究結果顯示，最受歡迎的封面是一個背景為紅色的漂亮女孩，但我多久會刊登一次這樣的封面?”
其次，受眾調查可能會遭受編輯部工作人員的拒絕，因為他們會質疑研究人員的研究動機，不願意接受任何讓自己的新聞判斷和職業自主權受到質疑的調查。
印刷時代的研究表明，新聞記者的受眾認知主要基於四個群體:
- 機構受眾，即媒體的目標受眾
- 編輯室內受眾
- 線人
- 親友
每家媒體都有自己的“機構受眾”，該群體奠定了每個媒體機構的基礎，體現了媒體本身的目的。
目標受眾是由編輯室和業務部門共同選定的，因為其不僅受制於編輯任務，同時也牽涉到通過訂閱、廣告或二者兼而有之所轉化的經濟效益。因此，“機構受眾”同時代表了業務部門和新聞編輯室之間的契約，在整個機構組織中具有很高的影響力。
雖然“機構受眾”定義了記者的讀者群，但通常來說，記者仍然會為他們的高階編輯服務，因為這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到他們的職業發展。
對於編輯而言，他們會將報紙讀者的需求納入決策，並以他們認為的具有吸引力的方式去編輯新聞故事，而記者則要在此之前學會去揣測上級編輯的偏好。
當然有的時候，下級也會對上級進行反擊，這種編輯和記者之間爭論往往發生在二者對受眾需求的瞭解出現偏差之時。研究發現，關於受眾偏好的假設常常被記者用來說服他們的編輯“相信一個故事的價值”，當記者們爭論哪些新聞應該被報導時，他們實際是在傳達一種默契，即便言語中可能不會明確談論受眾，但“受眾理解”顯然是爭論論點的基石。
記者會本能地相信他們同事和同行的判斷，他們不僅為公眾寫作，也為彼此寫作。
“新聞選題會”常常充當試探受眾想法的工具。2000年的一次大型日報讀者態度調查中發現，在每日新聞選題會上，編輯們的任務並非去選擇具有新聞價值的選題，而是為頭條版面選擇一則最具讀者吸引力的資訊。如此，選題會上的討論基本圍繞著未知讀者的反應而進行。通常來說，人們認為一個好的編輯能很好地判斷讀者想要什麼，“如果你能把故事賣給編輯，你就能把故事賣給讀者”。
而有時候，同事或同行的經驗可能會壓倒自己的“直覺”。研究中曾有這樣一個案例：一位編輯本能地拒絕了一篇關於貓缺乏睡眠的報導，但當他的同事指出自己的寵物貓很難保持清醒的時候，編輯瞬即改變了決策。而且，很多編輯也會定期發起針對特定性別或年齡組的編輯調查，以期從中得到啟發。
儘管為記者提供資訊的線人不屬於新聞的主要讀者，但他們或許是記者最重視的讀者——作為最瞭解事件內情的人，有權從事實角度確認或推翻記者的核心論述。
但另一方面，與線人關係過密也會妨礙採編的獨立性。美國曆史學家 Robert Darnton 寫道：“（與線人）經過一年以上的合作，記者會不自覺地受他們的立場影響。一些報紙對此非常警惕，為了防止駐外通訊員受當地線人影響，駐紮地基本都是三年一換。”
新聞業之外的熟人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在上世紀70年代末，大多數記者都認為他們的受眾就是“家人、朋友、鄰居、在聚會上認識的人”。對記者來說，從可信賴的熟人那裡徵求資訊遠比接近未知的陌生人更容易。但需要說明的是，來自朋友和家人的資訊分量卻不及來自專業人士的反饋。
當然，記者們也會不時地通過陌生人獲得一定的受眾認知。正如Philip Schlesinger在一項針對BBC新聞的研究中所寫的那樣：“受眾群體仍然是一個抽象概念，但我們可以通過偶爾的信件、電話、公共場所的偶遇等行為，使概念變得愈加清晰。”
但在記者眼中，陌生人的觀點通常不如他們已經認識或信任的人那麼受重視。陌生人的意見常常被忽視，這種對“已知”讀者的本能傾向可能會對其他讀者群體造成偏見，影響記者在選題、報導和撰寫時的決策。
讀者的反饋也可能引發截然不同的反應。積極的讀者反饋會深受記者歡迎，因為這代表著他們的工作產生了影響力；而與之同時，負面反饋似乎並不是特別有價值，因為不管新聞內容如何，批評總是存在，他們的意見總被認為是少數，不能代表所有受眾。
一位高階編輯曾表示，來自讀者的十幾個投訴就足以推翻一個決定；另一位資深編輯承認，她喜歡在早上上班的時候接聽來電，甚至是那些她稱之為“瘋子”的來電，因為從他們那裡得到的反饋會讓自己感覺到不是在真空中說話。
上面所提及到的“已知”讀者共同構成了記者對其已知讀者的記憶，但這些讀者在媒體的實際受眾中所佔比例仍然較小，那麼記者又該對餘下的那些“不知名”受眾做出解讀呢？
面對“受眾”這樣一個神祕、龐大而模糊的群體，記者們有時會表現出故意的無知。
一位資深電視新聞製作人曾表示:“我知道我們有兩千萬觀眾，但我不知道他們是誰。我不知道觀眾想要什麼，我也不在乎。”另一位編輯承認:“如果要考慮到2000萬讀者的感受，我們將會停滯不前。”
對此問題，有兩種觀點對“未知受眾”的存在做出了妥協性的解釋。一種解釋是，媒體很難想象自己的報導對大眾群體所產生的影響，大眾可能根本不是“大眾”，而是由不同群體和個人組成的集合；另一種解釋則是假定某一選題涉及到每個人，並假定所有的故事型別都有內在的支持者，如此一來，記者便可以忽略受眾，並認為每個新聞故事都會吸引到一部分群體。
面對未知的大眾，記者還經常使用“已知”的真實觀眾作為讀者形象的基礎。在記者被問及讀者畫像時，他們甚至可以用驚人的細節對讀者做出描述。
雜誌編輯Gerald Mazorati曾這樣描述他的讀者:“我想我的讀者是一位30多歲的女性，她是一名律師、教育家或商人。她忙於工作，也忙於家庭事務，但週日上午她會允許自己用一小時左右的時間去讀一些與工作無關的東西，或者與孩子的家庭作業無關的東西。她想沉浸在一個八九千字的大故事裡。我的預感是，她想讀的是一些真實的故事，能夠映照自己的現實生活，讓她看到一個複雜的世界。”
無論合理與否，這些假想的受眾都以微妙而明顯的方式影響著記者的決策。
正是因為豐富多樣的假想受眾很大程度上是基於記者個人的認知，所以人們不禁要問；他們的作品與實際觀眾的匹配程度究竟有多高？
媒體的目標受眾往往偏向於精英階層的讀者，對此，一位新聞編輯室高階主管曾公開表達了對作品多樣性的擔憂，他認為，編輯代表的是一個同質的經濟階層，他們可能對下層讀者所看重的故事不敏感。
在1984年的一項電視新聞的研究中， K. Tim Wulfemeyer發現，電視記者實際上也並不瞭解他們的觀眾：接受調查的記者認為觀眾最感興趣的是關於性、犯罪和暴力的報導；而觀眾調查卻顯示他們最感興趣的是關於經濟、消費主義和教育的報導。
如今，在多大程度上，印刷時代的“未知”讀者已經變成了“被遺忘”的讀者？近年來的數字轉型似乎給讀者想象帶來了轉折點，傳統觀點認為，數字時代的工具可以幫助新聞編輯室增進與讀者的交流，並衡量分析讀者行為，但這是否又真的實現了呢？
“受眾是難以捉摸的，他們分散在廣闊的地理區域，那些試圖瞭解和管理他們的人，實際上無法看到他們。”
數字時代，顛覆性的變革將受眾研究推到了聚光燈下。一方面，沉重的商業壓力使得新聞機構將受眾作為生存的基礎；與此同時，數字平臺提供了大量關於讀者行為的資料，媒體希望藉此變現。
同時，原有內容和讀者關係開始瓦解：新聞不再需要捆綁購買和消費，所有的新聞產品都可以按意願進行出售，新聞機構必須為內容或產品明確受眾群體。
數字媒體的崛起為新聞工作者提供了與受眾溝通的新途徑：從讀者那裡獲得（直接與讀者交流）和從資料中獲得（使用分析和統計工具）。
雖說記者一直有機會聽取讀者的意見，並與他們進行互動，但如今數字技術下的新方法使讀者認知變得更高效，讀者現在更難被我們忽視，讀者關注越來越被視為工作的一部分。
對於新聞領域來說，社交平臺可能會構成一種“迴音室”效應，各種聲音輿論在這裡被放大，Twitter曾因為反映出記者真實世界的社交圈而受到批評，一項研究曾將政治記者在這個平臺上的參與描述為“極度孤立和自我參與”。皮尤研究中心在2019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多數Twitter上的貼子實際上都是由相對較少的使用者釋出的，而這些使用者的人口結構明顯偏離了其他人群。
研究發現，當受眾對話在特定的細分群體中開展時，“互動”就變得相對容易起來；通過電子郵件或直接對話時，媒體與受眾關係變得更加親密。
或許“直接對話”的方式會讓受眾觸達變得更加有效。許多媒體機構已經開始組織一些正式的讀者見面活動，讓讀者與記者有更多面對面的接觸。
赫芬頓郵報在2018年開展的Listen to America專案，目的就是讓記者編輯直面那些不熟悉的讀者,並從他們那裡得到更多反饋資訊，而並非由坐在辦公室中的人去決定什麼才是重要內容。
數字時代下，線上受眾資料的爆炸式增長為媒體提供了全新的資訊來源，從業者得以精確量化受眾行為，並最終服務於新聞產品的個性化升級。
一份學術期刊上曾對記者使用新型數字工具進行受眾分析做出這樣的描述：“受眾資訊系統正在引導所有的媒體工作者以可量化的資料驅動方式去想象受眾，科學的精確性被置於模糊印象之上。”所以，通過大資料，新聞編輯室能夠直接瞭解讀者真正感興趣的內容。
與此同時，“閱讀量”或“流量”常被當作評判新聞作品成功與否的關鍵資訊。然而事實可能並非如此，因為有些文章只會對特定的讀者群體產生吸引力。因此，看似低流量的文章實際上可能代表了高比例的受眾群體。
BBC多年來的觀眾總監Robert Silvey一直禁止釋出Top20榜單，原因就是:“（這些名單）助長了一種對觀眾規模真正意義的完全錯誤的印象。事實上，每種型別的廣播都有自己的特定目標，而且這些目標差別很大。”
此外，有些人認為“一個網站完全靠資料分析來執行是危險的”，他們把這種現象描述為“急於見底”。正如CNN的一名記者所說:“如果我只是想追逐網際網路上人們想點選的東西，我就會做一些關於軟色情和足球的報導，別的什麼也不做。”
富有經驗的新聞編輯室工作人員會對他們所看到的度量標準的準確性提出質疑。在一個案例中，統計資料的飆升被認定為技術變革的不良後果。而且也有很多例子顯示流量激增或是由於連結到其他網站等偶然因素造成的。即便是在數字技術猛進的今天，這些問題依然存在。
因而，為了確保數字可以得到正確的解釋，一些編輯部決定開始將分析人員直接嵌入編輯部，專門負責解釋原始數字的含義。
在一個如此關注受眾成長和發展的時代，為什麼這些記者對受眾的認知變化如此緩慢？也許想象陌生人從根本上來說是困難的；也許我們的分析工具還不夠精確；又或者，記者對受眾的的認知根深蒂固、演進緩慢…
總體來看，現有的分析工具幾乎只關注使用者行為，而不是情感意圖。記者對這些新技術的反應似乎與印刷術時代的情緒相呼應：陌生人的意見仍然常常被忽視，社交媒體往往是同質化群組的聚集地迴音室，而資料指標很可能會像收視率一樣不被公眾信任。
首先，記者必須能夠闡明他們試圖為哪些讀者服務。但是，由於想象中的觀眾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個人的價值觀，僅憑自身的經驗和知識可能不足以改變記者對觀眾的看法。
其次，在新聞作品釋出後出版後，媒體對記者工作的評價不應僅僅依靠點選率來評判，新聞編輯室應該能夠量化記者的目標受眾，並衡量記者的工作是否真正觸及了這些讀者。
再者，我們已經開始看到行業格局的變化：隨著商業模式從廣告轉向訂閱，新聞編輯室越來越關注使用者細分。受眾細分可以幫助記者瞭解真實受眾的規模，進而為衡量受眾增長提供基礎。
最後， 如果說可信任的受眾想象主要是基於同齡人、同事和社交圈，那麼鼓勵新聞編輯室的多樣性至關重要，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擴大可信任的聲音圈。不同背景的人不僅能帶來不同的經驗，他們的出現會以一種更直接的方式，開啟同事們的思維，讓他們接受新的觀點和新的受眾。
總而言之，即便在技術發達的今天，“讀者想象”似乎並沒有日趨清晰。儘管針對受眾研究的數字工具的可用性越來越高，但研究表明，個人接近度是影響受眾感知的一個關鍵因素。分析工具描述的是數字，而不是人，考慮到影響記者讀者感知的種種因素，所以增加編輯室多樣性可能是確保記者準確預判讀者對其作品看法的最有效方法之一。我們的目標不是花時間去迎合讀者，而是慢慢地把讀者真實的反應融入到讀者想象中去，從而提高記者的“受眾直覺”，以適應新的受眾和新的敘事形式。
若想縮短記者與受眾之間的距離，人們就必須去研究作者思維中的“受眾感知”問題。僅僅讓記者意識到與讀者互動很重要，或提供衡量文章成功與否的基本標準等舉措都是不夠的，我們應該關注記者想象中的讀者群體與現實的契合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