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德聚合叫車兩宗罪:撇清安全責任,低價“坑慘”司機
本文轉載自產業科技
以聚合模式起家的高德叫車,正面臨從業人員和消費者權益保護的兩難。
2017年前後,在網約車重資產模式突圍受阻時,高德便在地圖導航的流量生態基礎上,開闢出網約車板塊。只不過,相比滴滴等網約車平臺,高德採用的是輕資產的聚合叫車模式,即融合第三方網約車平臺,匹配人車需求就能完成流量變現。
目前,高德叫車上的網約車服務商包括陽光出行、T3出行、首汽約車、飛嘀叫車、AA出行、曹操出行、神州專車及地方計程車等,高德僅以流量生態接入第三方網約車平臺,不自建司機團隊,也無須承擔運維壓力,躺賺佣金即可。
儘管高德叫車去年在北京地區推出了自營運力平臺火箭出行,同樣被列在聚合叫車服務中,但按照高德的戰略定位,高德叫車仍堅守聚合平臺定位,火箭出行則屬於網約車模式探索。這也就是說,押注聚合叫車模式,是高德叫車未來一段時期內的戰略重心。
聚合叫車模式雖輕,但責任未必就能撇清。作為“中間商”的高德叫車,原本就屬於網約車平臺和消費者之間的又一平臺方,不僅涉及從業者成本分攤問題,而且也關乎到消費者安全保障的責任認定。
長期以來,監管對網約車市場的管理更多集中在運力平臺身上,而聚合叫車缺乏相應的配套管理措施。隨著高德、騰訊、美團、百度等平臺企業相繼佈局聚合叫車業務,大量的消費者和網約車司機湧入這一新模式,監管的標尺也更加精準,尤其細化了聚合平臺在安全事件中的賠付責任。
不過從高德叫車的服務模式來看,其儘可能弱化了自身責任邊界,無論對乘客還是從業者,高德叫車極力降低自身的擔責風險。當乘客和司機共同在平臺上履約,高德作為聚合服務主體,自然難逃關係。
除了急於撇清責任,高德叫車在競爭中採取的低價補貼策略,也傷透了網約車司機的心。有網約車司機向「產業科技」表示,高德叫車的價格太低,平臺抽成又高,一般在其他平臺上沒單的時候才選擇去高德上跑(車)。“高德的低價打法讓整個行業都不太平,總想低價攬客,但也得為司機考慮考慮。”
早年間,高德高管透露,馬雲不指望高德賺錢,叫車更不會成為高德的盈利點。以叫車帶動阿里本地生活服務頻次,或是高德叫車的價值錨點。短短數年,高德借聚合的巧勁兒攻入網約車市場,日單量數百萬。
可在高增長背後,高德叫車安全隱患和價格爭議盡顯,生態後勁兒尚存不確定性。
聚合責任誰來擔?
自推出叫車業務開始,高德一直堅持聚合模式,聚合模式雖有成本優勢,但也存在准入管理難度大、風險跨平臺蔓延以及服務質量不易把控等難題。
其中,安全管理是聚合叫車平臺服務的核心要義,作為消費者網約車服務的起點,聚合平臺理應擔負起合規責任和風險管理,包括三證資質稽核、乘客安全保障機制等。尤其對於超大型流量平臺而言,利用場景交叉和演算法導流的方式,快速向網約車消費場景滲透,如果平臺管理缺位,極易造成風險擴散。
作為頭部聚合叫車平臺,高德叫車一方面掌握海量使用者,另一方面具備高精地圖和演算法優勢,開拓叫車市場可謂輕車熟路。當一眾網約車和消費者被捲入高德的聚合模式中,高德的本地生活服務閉環得以形成,同時責任也被放大。
表面上看,高德叫車的服務方更多是由第三方網約車服務商提供,平臺只提供資訊整合、技術介面、支付和通訊等服務;實際上高德叫車在路線規劃、資訊收集、資訊使用等過程中,承擔了主體角色。
因此,乘客若在平臺上叫車出現安全問題,平臺自身責任本不能撇清。穿透式監管之下,聚合叫車模式的管理趨於完善,監管套的行業亂象被遏制,聚合平臺的主體責任也逐漸得到明確。
去年8月,交通運輸新業態協同監管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對滴滴出行、T3出行、高德等11家平臺公司進行了提醒式約談,指出部分平臺存在侵害從業人員和乘客合法權益、非法營運突出、潛藏安全風險隱患等問題。
針對聚合叫車模式,監管強調,“聚合平臺要確保接入的網約車平臺符合有關規定,督促接入的網約車平臺公司加強車輛和人員管理。出現安全事件時,聚合平臺公司要依法履行先行賠付責任,並和涉事網約車平臺公司共同做好事故處理工作。”
由此可見,聚合平臺在監管範疇中已屬於安全責任的承擔方之一,這也與乘客的認知相符。當行業嚴監管邁向縱深,聚合平臺及網約車企業的安全責任會更加細化,脫責空間收窄,進而確保消費者合法權益。
2022年12月底,交通運輸新業態協同監管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再次對高德叫車等15家主要交通運輸新業態平臺公司進行了提醒式約談,約談指出,當前仍有部分平臺公司主體責任落實不到位,存在隨意調整運營規則、侵害從業人員和乘客合法權益、潛藏安全穩定風險隱患等問題,影響交通運輸新業態健康發展。
對照監管標準,高德叫車似乎仍然在弱化主體責任,以聚合模式為由,將安全責任嫁接給網約車服務商。根據高德叫車服務協議,高德叫車服務不提供任何形式的網約車服務和計程車運輸服務,服務均由第三方服務商提供。
在乘客安全風險方面,高德叫車表示,由於資訊由第三方介面傳輸後展示,在資訊展示時無法對第三方服務的服務質量、資訊的實時準確性和可用性等進行任何形式的保證或擔保。使用者須自行判斷和決定是否使用其服務,承擔由此產生的後果與責任。
值得一提的是,高德叫車還強調了“使用者在使用高德叫車服務時發生的任何問題,均由使用者與第三方服務商自行協商解決,如果給使用者造成損失也均由第三方服務商承擔責任。”
有網約車消費者認為,高德叫車一方面利用第三方平臺收取服務費,另一方面直接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既想坐收其利又不願承擔風險,“起初不知道高德與其他網約車平臺的主體關係,看來以後叫車要注意了,出事了高德很可能什麼都不管。”
事實的確如此。2022年6月,一位鄭州女大學生使用高德叫車服務,在乘坐由高德叫車平臺派發給有象約車的網約車後,遭遇車禍喪命。去世學生的親屬表示,事故發生後,賠償問題遲遲未解決,而受害者所乘坐的網約車為“沒有透過任何安全培訓和監管的車輛”。
當受害者家屬找高德方面溝通時,高德態度冷漠,讓涉事乘客找網約車平臺對接,高德方不會出面,並稱涉事網約車司機證件稽核工作不屬於高德。“高德說它們只管抽成,不管稽核,也不管其他事。”
去年7月份,交通運輸部首次公佈了5家主要聚合平臺的訂單總量以及合規率,高德叫車當月合規率61.6%,位於攜程和美團之後。而後,高德叫車合規率波動較大,到10月份已跌至57.6%。
如今監管強化了聚合平臺的主體責任,為消費者安全提供更加充分的保障,但高德叫車的主動擔責意識有待提升。總想把責任甩給第三方,高德叫車的輕資產模式輕過了頭。
低價競爭拖累司機
高德叫車的聚合模式除了給監管帶來壓力,發生事故後責任難界定之外,還存在平臺主導規則,壓縮網約車服務商話語權的生態癥結。在以價格戰搶奪市場份額的過程中,高德叫車對C端讓利補貼,而成本最終也會落到司機端,吞噬了從業者的權益。
雖然高德叫車在闡述商業模式時,堅稱與網約車平臺屬於合作關係,不參與平臺對司機的抽成,只是向網約車平臺收取資訊服務費。但問題是,網約車平臺最終還是把資訊服務費算入司機端成本,導致了抽成比例較高。高德叫車看似不參與抽成,實際上是抽成的受益方。
為了減輕司機成本壓力,高德叫車成立了免傭聯盟,在特定時期向網約車司機釋放免傭權益。例如,在元旦節期間高德叫車聯合免傭聯盟合作網約車平臺為司機免傭,12月24日、25日,12月30日至新年1月1日,免傭活動將累計覆蓋超過100個城市,累計免傭時長最長可達52小時。
對於吸引新司機,提升平臺運力,高德叫車免傭聯盟甚至還推出新司機100單免傭卡,凡未註冊過高德叫車免傭聯盟合作平臺的新司機,自注冊成功之日起,連續20天,天天享受前5單免佣金。
不過,在司機看來,免傭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壓力。“高德最大的問題還是價格太低,在乘客端補貼較多,而平臺返利較少,造成同樣的里程高德叫車卻少了很多錢。”特別是早高峰免傭期一過,平臺內特惠訂單較多,擠壓了司機的利潤空間。
有網約車司機稱,“免傭有啥用,高德平臺內價格高的訂單較少,爆單也多是小單子,免抽傭下來和滴滴差不多。”其實司機要的不是免傭,而是運價提升,這樣司機的收益才會更多。
在上海地區從事網約車職業的王勇(化名)透露,上海地區滴滴每公里兩塊多,高德每公里還不到兩塊。以50公里為例,在滴滴平臺司機端能到手200元左右,但高德150元左右。據他觀察,在上海跑滴滴的司機較多,跑高德叫車的多以私家車和對公為主。
在部分時段,王勇也會註冊高德叫車跑單,高德聚合叫車的抽傭比例在20%到30%之間,甚至有時高於其他頭部網約車平臺。不只是價格低和抽傭高問題,高德叫車聚合模式在扣車時,也不會為司機墊錢報銷。
多重生態疏漏加劇了從業者對高德叫車的信任流失。“免傭時段都不做高德,其他時間堅決不做高德,高德平臺低價搶客,嚴重擾亂網約車市場價格。”從業者認為,現在網約車價格戰,一定程度上是高德造成的,乘客端價格確實便宜,但司機收入偏低。
另外,或是看到聚合模式的安全隱患和利潤較薄,高德叫車也在開始嘗試佈局自營叫車業務。去年,高德上線自營網約車品牌火箭出行,火箭出行的運營主體是北京利通出行科技有限公司,為高德軟體全資子公司。業務模式上,火箭出行與其他網約車平臺相似,提供經濟型、優享型、六座商務、豪華型等用車服務。
先以聚合叫車積累運營經營,然後親自下場搶食網約車業務,火箭出行浮出水面也被市場看作是高德全面參與網約車競爭的訊號。在高德偏佛系的戰略打法下,火箭出行給行業帶來的價格戰隱患也不容忽視。
聚合叫車模式的本質是流量撬動資本,資產輕且成本可控。高德叫車雖然聲稱不以盈利為目的,但當寒氣吹向消費網際網路,高德叫車也不得不把利潤的議程前置。
據報導,2022年高德叫車的日接單量達到600萬單左右,扣除C端補貼和B端讓利後,毛利已經為轉正,但高德相關負責人表示總體並未盈利。
對於聚合叫車平臺而言,合規率與網約車平臺相比本就處於弱勢,考慮盈利之前,更應該把安全責任、合規運營擺在首位。高德叫車如此,其他聚合平臺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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