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時代的治理模式：發展中的數字政府與資料政務

 摘要

政府治理模式的革新同步於時代的發展和人民的需要。DT時代，構建數字政府、推行資料政務順乎政治發展的演變邏輯，也是智慧治理的最佳選擇。數字政府的體系架構和創新機理，描繪出治國理政和服務公眾的新形態，能夠降低行政成本，增強行政的科學性、促進治理的精細化。實踐應用中，資料政務的多維面向及功能圖景能夠理順府際間，政府與公務員、企業組織、公民、第三部門間以及各子場域間的關係，政府將巧借大資料技術啟用協同發展的合力，提升治理的回應性，彰顯新時代行政價值和政府責任。誠然，數字政府和資料政務的執行還需一定的策略保障。為此，應完善心智結構、加強原則規範、建立有效的策略機制，從而激發大資料正能量，促進經濟社會轉型發展，各方享有利益更平衡、更充分。

目前我們正處於工業社會向後工業社會變遷的時代，管理方式上面臨著從統治向管理再向治理的轉變過程，新時代背景下，我們應洞悉國內外治理環境的複雜性，居安思危，積極應對轉型期的新挑戰；認識到保障體系、食藥監管、環境治理方面與已開發國家存在的差距，政府治理中仍然存在頂層設計泛化、職責同構強化、二元結構固化等問題。行政人員應完善心智結構，運用前瞻式思維，群簇碎片機制，完善治理體系，提升治理能力，從而更好地落實政府責任，彰顯公共價值。而這一切都呼喚著政府治理模式的。

一

DT時代：政府治理模式的嬗變與創新

1邏輯闡釋：數字政府和資料政務的發軔與衍生

21世紀以來，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領域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重大變革。隨著ICT(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的普及和DCT(Data&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的發展，人們生產生活逐漸突破了時空限制，如今已經邁入資料充分流動、大眾尊享個性服務的DT時代。

然而大資料技術的發展令人喜憂參半，一方面，連續引發的全方位產業鏈變革，日益倒逼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人們在資料冰河中瀏覽網頁、移動支付、虛擬社交的無隱私化，增加了對資訊可靠性和自身安全性的擔憂，由此產生的心理危機感與日俱增，急需政府打造資料治理的金鐘罩來增強安全感。政府作為最大體量的資料持有者和最權威的資料使用者，必須抓住契機，提高管控運用資料的能力。進而借用技術、計量工具佐證制度的合理性，增進決策的科學性，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和發展。

新制度學派諾斯認為，技術領域裡回報遞增的研究能夠運用到制度領域；歷史制度主義學者皮爾森指出，明晰路徑依賴的規律有助於回報遞增。政府治理模式受技術發展的影響而發生變遷，同時與政府的制度安排緊密相關；因此，探究DT時代政府治理的路徑選擇，能夠促進政府治理模式的創新和發展。這就需要釐清政府治理模式的演化邏輯，探明因果聯絡。回溯政府發展史，政府轉型總是緊隨科學技術齊頭並進。

蒸汽機的出現，標誌著機械時代到來，隨之產生了機器政府的第一次科技革命；發電機出現後，電子時代到來，也就有了電氣政府的自動化革命；計算機出現後，IT代到來，旋即帶來電子政府的智慧革命；隨著網際網路、物聯網的出現，DT時代已經到來，行將引發數字政府的資料革命。然而從現實發展來看，儘管各國政府的資料發展戰略迭出不斷，各地政府跟風擴散式的實踐行動如火如荼，但是數字政府的形態構建和服務模式並不系統，缺乏統一的規劃和指導。

綜觀學界對於數字政府的研究，同樣存在一定的缺憾。其一，在定義上缺乏統一的話語體系，概念界定比較模糊；其二，大多是基於某一角度的分析，如對數字政府構建過程中的公民、私營部門角色定位的探討，對數字政府執行的技術規制、法律調控機制的研究以及對於數字政府演變程式的考察、未來趨勢的預測等。缺乏整體上對主體間權責利益、互動嵌入關係的深入探討。

其三，對於新型治理模式下政務服務的具體場景設計不清晰、行政價值和回應性的提升方面研究較少。本文在追溯數字政府淵源基礎上，詮釋數字政府的體系架構和創新機理，展現數字政府的決策路徑和運作方式，進而將各主體嵌入政府治理網路，描繪DT時代政府運用大資料技術、科學預判、精準服務的治理形態，力求在推行資料政務過程中凸顯民主、有為、規範、負責、智慧、協同的行政價值。

歸納政府改革與技術創新的邏輯：科技不斷創新發展，促動政府治理模式的變遷進步；政府藉助科技手段，探索政治行政發展規律，主導技術理性，推動社會發展。IT-DT時代政府治理轉型的邏輯如圖１所示。

1.IT時代塑造電子政府

在IT時代，電子政府是政府構建的虛擬政府(virtual government)，利用網路技術與公民（G2C）、企業（G2B）以及其他各級政府機構之間（G2G）更加友好、透明、低成本地互動的一種管理形態。資訊時代塑造了電子政府，創造了Ｅ—服務、Ｅ—民主、Ｅ—商務、Ｅ—管理，旋即引發政府治理的一場深刻革命，帶來政府工作模式和管理方式的全方位轉變———電子政務，以簡潔、高效、清廉的特性降低了行政成本，提高了行政效率和服務質量。同時，電子政務最大限度的利用資訊科技資源，將電子政府的理論付諸實踐，成為各國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務的重要選擇。

然而萬物都有缺失，電子政府絕非完美無瑕，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戴維·雷澤爾指出，“電子政府太多關注於技術上可行，而不是資訊的流動”。蘇巴斯·巴特納格爾在比較電子治理和電子政府時，批評電子政府“在向所有利益相關者提供的服務中，電子治理關注流程，而電子政府主要關心產出”。與此同時，我國政府也越發意識到電子政務發展面臨的困境以及功能上的弊端。一方面，由於建設過程中重系統配置、輕應用體驗，造成功能重複，裝置利用率低下，加重了政府財政負擔；另一方面，由於地域、府際間資料資源分割，導致資訊共享和交換度低，部門間協調不暢，社保、醫保無法接續，人在“證”途奔波的現象屢見不鮮，電子政務的執行模式顯得有些捉襟見肘。因此，社會呼喚更高效的政府治理模式，人們期待新型的政務服務方式

2.DT時代呼喚數字政府

DT時代，雲端計算、移動物聯網技術飛速發展；資料量呈現爆發性增長，資料的開放共享、互動效能不斷增強；社會治理、公共服務、經濟執行管理的新變化層出不窮；各國政府紛紛洞察到資料資源的巨大價值，主導加強戰略佈局，如美國《聯邦大資料研發戰略計劃》、歐盟《資料價值鏈戰略計劃》、日本“建立最尖端IT國家宣言”、澳大利亞《公共服務大資料戰略》、印度政府“資料開放計劃”、中國《促進大資料發展行動綱要》等，苦練資料治理的撒手鐗。

2017年12月8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推動實施國家大資料戰略，加快完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推進資料資源整合和開放共享，保障資料安全，加快建設數字中國，更好地服務於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國家戰略層面的巨集觀引領，帶動各國政府圍繞資料基礎設施投資建設，客觀上促進新的治理模式———數字政府的誕生。

誠然，政府治理模式的構建不能超脫有限理性的限制，然而組織中的行動者仍可以沿循演革路徑，在合理合法範圍內建構框架，創設穩定的制度安排。有鑑於此，本文結合當前政府發展階段和民眾訴求，描繪數字政府的藍圖。首先，數字政府能夠把握大資料的脈搏，測算政策過程中的成本效益，調配社會資源與價值排列；其次，數字政府能夠評估行政效能，衡量公民滿意度和採納行為；再次，數字政府能夠劃清政府資料公開和隱私保護的邊界，計算霧霾擴散的危害程度以及公眾安全可承受的閾限；最後，數字政府將秉持大部門制的理念，注重協同政務發展和網路治理。此種治理模式需要相應的政務服務方式與之契合，繼而資料政務應運而生。

3.數字政府催生資料政務

數字政府體現在政府制度設計和規劃的計算化，公共政策制定和執行的操作化，公共管理和服務的高效化以及多元主體的協力共治。資料政務以數字政府為支撐，是資料治理的高階形態，能夠更好的整合資料資源，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執行的過程中充分考慮投入和產出比率，運用大資料技術治理社會，增強公共服務能力。理論邏輯中，電子政府———電子政務以及數字政府———資料政務的公共經濟分析圖景如圖２所示。

圖2中ab表示電子政務的服務能力，OaBc的面積Soabc表示電子政府的負荷量，a＇b＇代表相同服務能力下政府推行資料政務的投入產出比，S＇a＇b＇c表示數字政府的負荷量。與電子政務相比，資料政務具有公共投入成本小，公共產出效益大的優勢；而數字政府的邊際成本卻比電子政府小得多，人財物力的綜合負荷較輕，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更為迅捷靈活。概言之，數字政府———資料政務的治理模式能夠進一步降低公共部門交易成本，提升資源配置效率，提升政策效力和行政合法性。

2意涵探索：數字政府和資料政務的定位與價值

如若數字政府與資料政務的邏輯能夠穩妥轉化為現實，不僅引發行政理念的更新，亦能帶動行政機構的精簡化、行政決策的科學化、行政權力的廉潔化，增強政府的服務職能，促進行政系統的發展和社會的轉型。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政府機構和行政體制改革歸根結底是要“轉變政府職能，深化簡政放權，創新監管方式，增強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簡政”“創新監管”“公信力”“執行力”客觀上為數字政府的發展和資料政務的推行創造了新機遇，促使政府既要保證管理效率，又要彰顯行政價值，實現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平衡統一。

誠然，對於數字政府和資料政務，我們不能以孤立的眼光或碎片化的思維來理解，以免引起技術治國、工具主義的誤解，乃至陷入重回功利主義的恐慌，在此有必要進一步加以解釋。資料本無善惡之分，之所以出現野蠻發展和擴張濫用的情形，是因利益的驅使和主體的非理性而導致的結果。政府始終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構建數字政府、推行資料政務內生於新時代政府轉型的需要。數字政府和資料政務也絕非純粹機械的技治主義，相反正是新時代治國理政的表現形態和新型方式，是對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有力推動，是政府治理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對新時代行政價值的彰顯和政府責任的追索。

1.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高度契合

大眾創新的時代，新事物、新業態不斷湧現，2012年11月8日，黨的十八大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2016年5月19日，國務院釋出《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政府應在清晰角色定位的同時，做好巨集觀科學的引領，增強制度供給，提高行政效率。回首過往，自1985年“海內工程”到九十年代“三金工程”再到各級政府入口網站競相建立，三十餘年來我國電子政務水平不斷提升，然而現階段依舊面臨資訊孤島、資料煙囪等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倒逼政府探索治理創新之策。數字政府和資料政務能夠整合碎片資訊，集聚利益共識，增強政策執行的科學化和民主化，提升公共政策的科學性和有效性，與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有著高度的契合性。因此，各級政府應自上而下的全力推動，儘快構建數字政府模式，推行資料政務服務。

2.政府治理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鍵是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李景鵬指出，為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治理體系核心的政府需改除沉痾陋習和落後思想，建立新制度機制。政府是深化改革的主導者，儘快實現治理現代化責無旁貸。

2015年8月31日，國務院釋出《促進大資料發展行動綱要》明確指出，加快大資料發展，深化大資料應用，已成為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和推動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內在需要和必然選擇。一言以蔽之，政府治理現代化的先發之力在於用好資料資源，借力科技實現政府再造，推進智慧政務發展。現代化目標的實現需要構建數字政府，推行資料政務。

3.新時代行政價值的追索和政府責任的重塑

政府治理模式須以行政價值為導引，行政價值得以與時俱進，政府責任方能明確落實。黨的十八大以來，構建職能科學、結構優化、廉潔高效、法治誠信的政府已經成為各方共識，新時代長征路上，面臨著新矛盾、新挑戰，人們更加需要一個善治的、負責任的、主動的、前瞻性的、靈活的、有為的、具有持續學習能力和不斷創新的政府。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建設“數字中國”，“提高社會治理智慧化水平”。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建立健全大資料輔助科學決策和社會治理的機制，推進政府管理和社會治理模式創新”，同時進一步指出“善於獲取資料、分析資料、運用資料，是領導幹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在這個意義上，政府一方面要秉持傳統行政價值，使其內涵更加豐富深刻；另一方面，政府要積極探尋合乎時代精神的新的行政價值，完善制度設計，從而更好的踐行政府責任，落實公共服務。

對於政府責任，朱光磊提出現代化與後現代化疊加形勢下應建立管理———服務型政府，一個職責優化、行政主導、注重績效、規模適度、制約有力、敏捷靈活的有為政府。劉銀喜提出應儘快建立節約型、責任型、高效型、規範化、科學化、智慧化的精細化政府。

對於政治設計，桑玉成指出建構良善政治生活，需要具備價值、知識、智慧、技藝四項要素。數字政府的運作模式和資料政務的多維面向能夠充分利用資料資源，啟用社會發展的神經元，藉助理性計算減少不確定性，通過精準預測將風險降到最低，調節區域性秩序，變革思維方式，減少政府失靈、克服自利性。張康之認為“資料治理包含著社會治理變革的動力，‘依據資料的治理’可以導向社會治理的新形態”。

以“放管服”為例，英雄斷臂兩年半又餘，改革已經進入瓶頸期，構建數字政府能夠重新激發活力，進一步消除資訊壁壘，治理放虛不放實的行為。而資料政務特有的多維功能及透明優勢能夠將各主體置於同一個平臺討論，掃除“紅頂中介”。因此，構建數字政府、推行資料政務，更能彰顯新時代的行政價值，強化政府責任。

二

數字政府：治國理政和服務公眾的形態詮釋

1內涵界定與外延建構

從內涵來看，數字政府是政府藉助大資料、雲端計算、移動物聯網等技術，精準計算和高效配置各類資料資產，並應用於政務管理、公共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等領域而構建的政府形態。本質上並非取代電子政府，而是在繼承其決策方式、管理行為、工作流程基礎上的再創新，是一種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從外延來看，在數字政府的目標導向下，政府更多的扮演設計者而非管理者，不僅能運籌帷幄的掌舵，更能夠高屋建瓴的預測、分析。數字政府按需提供服務，並延伸擴充更多的服務模式，增強政府行為的民主性、公正性、開放性，從而促進政府內部管理決策方式和外部公共服務方式的轉變（圖３）。

構建數字政府需要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統籌佈局，率先垂範，進而促動地方政府逐級落實。體系架構上要做好雲端計算基礎設施、資料資源管理整合、資料政務應用服務、官民交流互動反饋層面的建設，四層次間有機統一，以供需平衡為核心，讓資訊、資源、規則、需求各資料要素在技術平臺上充分流動，便於政府即時把脈群眾的利益訴求。這有賴於理念、機制和運作方式的匹配和創新。具體來看，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重視。

第一，建設基礎設施層，通過系統創新搭建好資訊平臺的體系架構。數字政府模式中，中央政府先統計電子政務未能普及的地區，測算現階段需要投入、建設的成本，分步規劃開展落後地區的政府雲基礎設施建設；進而建立中央／地方／基層政府資料資源開放池，公共資源共享池和個人資料公地，便於政府、公民、各行各業獲取資訊資源。

第二，建設管理整合層，通過機制創新完善數字政府的制度規範設計。首先，政府構建巨集觀資料戰略，制定大資料法律制度，設定專門的資料治理機構，選拔專業人才管理。其次，統計測算各地區政府不同業務部門間的差距，篩查殭屍政府網站，制定統一資料使用標準規範，制定政府計算機系統和網路安全系統的法律法規。整合分類資料、資訊和服務資源，制定靈活機動的政務應變機制。通過科學決策與精準預判機制、碎片化整合機制、糾錯機制確保資訊及時更新和交流互動渠道暢通。

第三,構建應用服務層，通過方式創新提供精細化的公共服務，進一步演繹數字政府的治理模式，彰顯資料政務的應用價值。通過大資料、雲端計算、移動物聯網技術，數字政府將科學預算，重構供需；公民、企業、社會組織、新聞媒體等各行各業的網路使用者按需訪問；政府精準服務，個性定製，實現“一線式”“點對點”服務，最終創造出質量更高、服務效益更強的政務服務產品。

第四，構建互動反饋層，通過觀點的碰撞、意見的反饋激發行政理念創新，促進電子政府向數字政府的思維轉換和角色切換。政府需秉持動態、分享、批判、寬容、有限自由、激發生產力的理念，自上而下引導公民以開放的姿態和包容的胸懷擁抱大資料，消除隱私與公開、獨佔與共享的恐慌焦慮，堅信政府有信心、有實力通過政務服務感受大資料帶來的驚喜。在這個層面上，數字政府應及時評估網民的滿意度，充分關注政務服務效率，切實增強政府治理的回應性。

2路徑設計與運作模式

數字政府在制度設計上注重各方利益的整合協調和增進，在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過程中關注人、財、物乃至環境資源的高效配置，精準測算政府公共投入和產出比，通過理性科學決策踐行責任、民主、公平的行政價值。數字政府的決策路徑和運作模式如圖４所示。

在一項新的政策產生前，政府可以通過資料分析精準預測顯性和潛在的社會問題，廣泛徵集各主體需求，鼓勵各方自由博弈，統籌協調製定目標戰略；進而藉助大資料評估核心利益與關鍵訴求，制定若干決策方案，通過成本效益分析，挑選最佳方案，確保在政策執行成本最小化、步驟最簡化的前提下，探尋集體偏好，作出令各方滿意且效益最大化的決策安排。在此過程中，資料技術起到催化作用，減少不確定性，提升政策執行的可操作性、系統化和科學性，充分演繹數字政府在治理中化“公地悲劇”為“公地喜劇”的能力，凝聚共享價值。

三

資料政務：數字政府的實踐演繹和場景應用

顧名思義，資料政務是以資料為抓手，將數字政府的治理模式應用於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務的實踐過程，是一種新型的政務服務方式。政府通過資料政務加強資料管理和運用，突破府際間以及政府內部各業務系統間條塊分割的壁壘，打破資料孤立的狀態，促進服務流程的優化，加強跨領域、跨部門、跨系統的整合協作。與此同時，資料政務更關注公共利益，突出公共服務功能，根據使用者需要動態擴充套件和配置資源，提供全方位、一體化、個性化的服務。推行資料政務，不僅彰顯政府的行政價值和治理理念，更是對行政能力和行政技術的考驗。

作為電子政務的升級版，資料政務在更多的運用大資料、雲端計算、移動物聯網技術基礎上，向網路資料安全、個人隱私保護、智慧財產權保護、資料跨境流動等領域深度擴充，理順好政府之間、政府與公務員、政府與企業、政府與公民、政府與第三部門之間的關係，展現資料政務的多維面向及功能圖景（圖５）。

1G2X———資料管理

如圖5所示，政府大資料管理是資料政務的核心，是政府對於未來“無限Ｘ”要素管理基礎。政府資料管理最初是政府運用大資料增強其解決自然災害、恐怖襲擊的能力，同時提升服務公眾的資訊諮詢功能。DT時代對政府資料管理和使用提出了新的要求。

資料政務的服務模式下，政府力求做好以下幾點。第一，做好業務管理類、民意社情類、物理環境類等後設資料的收集和統計。第二，做好資料的整合與處理，電子政務建設過程中，由於政府部門在收集、查詢、披露個人資訊時也侵犯了個人隱私權，由此引發政務資訊公開與網路隱私權保護的衝突問題。資料政務通過完善資料開放標準、內容、範圍、許可權、原則、方式等法律法規，保證網路隱私權不被侵犯的同時，提高資訊開放質量，促進資料資源共享和價值增值。

第三，增強資料的挖掘分析預測能力，加強對政府網站、政務微博的建設和運維，嚴厲打擊網路黑客篡改網站、破壞資料行為；及時處理網路事件，做好網路空間的輿情管理。第四，做好商業網站、社交平臺資料資源的監管、使用者隱私的保護。2017年終支付寶預設使用者允許協議，公佈使用者年度消費賬單的操作行為，引起公眾的憤懣和恐慌，至今餘波未平。因此，推行資料政務的第一要務便是做好政府資料管理工作，進而輻射擴散，創造更多功能圖景。

2G2G———政務協同

探索政務協同，提高行政效率。首先，建立統一的資料政務協同系統與整合系統，整合現階段各部門自行開發的電子政務系統，彌閤府際間數字鴻溝，避免各部門政務系統的重複建設。其次，藉助資料治理髮掘制度結構中的斷裂點，疏通體制機制壁壘，緩解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的窘境，促進資源共享和各部門的互聯互通。再次，在醫保報銷、發換駕駛證、檔案檢查等方面，加強縱橫向業務協同，從而減少企業、群眾等其他主體與政府互動的時間和成本。

3G2E———資料反腐

運用資料技術，測評公務員的行政效能和廉政能力，構建嚴密的反腐監控體系。建立資料庫系統，運用大資料深入挖掘問題線索，進行輿情收集；擴充監督的時空界限，加強研判預測和監督預警；不僅精準制裁腐敗行為，更力求能扼殺官員腐敗的苗頭，促進行政人員廉潔行政。同時，政府通過資料政務對公務員進行網上培訓、線上考核和績效評估，提高行政能力。2015年元旦，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官方ＡＰＰ上線，群眾可以登陸連結或者掃描二維碼的形式，隨時隨地利用移動網際網路，提交資訊證據，匿名舉報身邊的腐敗行為，按照屬地管理、分級負責的原則，三年來，群眾明顯感到黨政機關“四風”問題得到遏制，“八項規定”得到落實。

4G2B———商業場景

應用當前，面對房地產、金融、新聞廣告、物流乃至農牧業領域都在積極應用大資料的場景，資料政務模式下的政府應整體把關，運用雲端計算技術做好電子採購、稅務和經濟執行管理，通過開放、管理資料資源，加強對商業應用場景的監督引導和服務。通過資料的預測分析功能拉近與企業的距離，加強對中小企業的扶持。在資料佔有和統計方面，政府顯然更具有優勢，對於共享交通等分享經濟中的諸多問題，政府應利用大資料加強分析研判，預測城市客觀承載力和主體間的供求關係，做好網路平臺規制，及時補偏救弊。在稅務徵管方面，利用資料探勘技術篩查避稅逃稅行為，把握經濟動態，預測經濟發展形勢，助力市場監管。

紐約市政府為了制止餐館向下水道非法傾倒食用油的行為，通過Data Bridge從企業誠信委員會獲得所有餐飲企業為合法處理廢棄油脂所支付的服務費資料，比較得出那些沒有支付服務費的企業在地圖中的位置，將那些不在冊的餐館列入“重點懷疑物件”，排查準確率高達95％，提升了市場監管效率。天津市“雙萬雙服”活動中，鼎泰豐社群管理平臺的構建提供了很好的範例，通過資料“政策包”，實現了政府資源與企業需求的對接，運用資料管理技術助力中小企業成長，政策服務成效顯著。

5G2C———施惠於民

電子政務模式下，政務服務中存在沉默、推諉和遲滯現象，公眾感到焦慮和茫然，以致於運用大資料作為發洩憤怒的工具。資料政務平臺的便民優勢，便於民眾隨時隨地通過ＡＰＰ與政府互動，行政人員即時瞭解民眾願望訴求，評估公眾滿意度，清除政府服務的盲點，增強政務服務的回應性。同時，藉助大資料探勘技術，測量公民與政務資料互動行為，預判社情民意，科學決策。資料政務還將關注公民的整體利益，例如通過測算霧霾籠罩下各個城市公眾的反應以及社會承受閾限，增強社會治理的實效性。

如今，眾多養老院依託大資料技術構建的智慧服務平臺，為失能失智老人醫養護服務照料提供了極大便利。北京市的“逛逛博物館”“Ｅ上學”，上海市的“樂行上海”，深圳市的“便民稅務局”等系列政務APP，讓民眾享受到更加精準便捷的公共服務。

6G2NPO———合作共贏

首先，資料政務模式下，政府能夠藉助大資料和雲端計算技術，巧妙採購NPO服務，提高購買服務的質量，完善委託代理關係、建立新型合作模式。其次，政府通過多維度資料收集和挖掘分析對NPO的技術能力、信用評價進行績效評估，預估民眾服務接納期望值，測算社會成本效益，在公共服務提供方面，協調平衡好政府與NPO、NPO之間的關係，統籌規劃併合理引導第三部門發展。再次，NPO自身可以通過資料服務彰顯專業性，證明非營利性，化解倫理危機。資料政務的價值不僅體現在政府治理更加精細化，資料服務方式更加豐富，亦能夠促使政府系統內部、公眾之間、各個商業領域、第三部門間的關係更加和諧，資料資源的利用意識更加敏銳，激發協同治理合力。最終令資料的音符在網際網路平臺上自由躍動，助力政府智慧施政，社會繁榮進步。

四

進一步思考：數字政府和資料政務模式的執行保障

電子政府向數字政府的轉型升級、電子政務向資料政務的過渡推進，無疑是深刻的、也是艱難的過程，需要舉國合力，完善心智結構，做好充足的心態準備；同時需要政府主導，明晰數字政府執行應遵循的原則，探索建立有效的機制，保障資料政務服務的落實。

1構建完善的心智結構

諾斯認為，心智是行為體對世界的認知以及處理問題的方式，個體心智模型的創新必然也會反映到共享層面，從而導致制度的變遷。對於構建數字政府和推行資料政務，我們應秉持積極的心態。2015年３月，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網際網路＋’行動計劃”概念；2016年召開的網路安全和資訊化工作座談會以及隨後舉行的中國移動政務峰會，均釋放出資料政務輔助決策施政、造福國民的訊號。2016年９月29日國務院印發《關於加快推進“網際網路＋政務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以及12月20日印發的《網際網路＋政務服務技術體系建設指南》，總體部署與具體指導兼顧，巨集觀、中觀、微觀相結合。中央的高度關注和密集檔案的出臺，為省市縣鄉的資料政務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成為推行資料政務的有力推進器。

因此，無論從政策檔案還是就實踐發展而言，發展資料政務的條件和環境已經具備，政府應組織各界充分討論，凝聚共識，剖析數字政府的結構機理，理順內部關係，儘快明晰概念理論、形塑框架體系，自上而下細緻的做好路徑規劃，運用科學的方法保障實施，各類社會主體應秉持接納的態度，積極參與、提高與政務APP互動的能力，體驗資料政務的服務實效。

2重視原則的規範和指導

數字政府的體系架構蘊含了系統、機制、方式和理念的創新，資料政務的多維功能展現了協同治理圖景，然而新型治理模式的構建不能一蹴而就，還需要建立並遵循相應的原則，進一步規範和指導行政管理的實踐。

第一、系統關聯的原則。一方面，中央政府應統一話語體系，提煉電子政府、移動政府、智慧政府、虛擬政府、資訊政府模式間的關聯和互動，解析網路治理、“網際網路＋”、大資料等概念的區別，引導民眾以積極、客觀、發展的眼光對待。另一方面，相比於利益融合、部門整合的空間距離成本，資料整合更佔優勢，因此政府應自上而下做好整合，打破孤立思維，加強地域、部門、層級、業務間的協同配合，促進政務資料共享，發揮資料治理的功效。

第二、循序漸進的原則。政府層級眾多，數字政府和資料政務的構建和推行不能盲目求新求多，各級政府要根據技術能力和實際需求分層次、有重點的建設推進，尤其要注重實效、特色；中央政府也不應單純以形式、數量作為考核政府治理能力的標準，而應注重對政治互動關係的考量。

第三、理性適度的原則。要釐清數字政府發展的邏輯，防止將資料神聖化，從本質來看，資料政務只是政府治理的手段和表現形式，其實質是助力有效行政，行政工作人員要理性看待資料政務的功能，善於借用大資料這根阿里阿德涅之線提升行政智慧。同時，堅持適度原則，在新型治理模式下要避免行政代替政治、績效掩蓋問題的現象發生。

3建立併發揮機制的調節作用

新型治理模式中，數字政府和資料政務的執行需要建設靈活有效的機制，據此平衡利益，協調行為，機制並非越多越好，也不是一成不變，而應立足發展階段和主體需求來豐富完善。

一是法律機制。DT時代，大資料這把雙刃劍在涉足的諸多領域暴露出法律的空白。數字政府和資料政務的新型治理模式必將在整體上減少資料問題的發生，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法律機制可以鬆弛，相反，發展資料政務本身也需要法律作支撐，因此，應探索建立《資料隱私保護法》等專門的法律法規，並做好與現有法律體系的銜接，同時比較借鑑國外經驗，增強合理性和實用性。

二是擴散和把關機制。資料政務的超流動性加速了資訊的傳播擴散，促進各層級政府治理模式的更新，豐富了公民的組織聚合形式。看似模糊、無形、虛擬、遙遠的普通民眾會在頃刻之間化為一個個獨立的、自主的、個性化的社會個體，並在現實的物理空間實現快速積聚而成為正式的充滿物質力量的社會組織。因此，中央政府需要建立完善的政策擴散機制，確保各級政府在向數字政府過渡時內在張力與外在壓力的均衡，力求在擴散過程中消化吸收再創新；同時，建設一定的把關機制，避免不確定性資訊盲目擴散，理性回應多元利益訴求，增強治理和服務韌性。

三是評估機制。數字政府的互動反饋層能夠面向公民徵求意見，對話溝通，增強回應性。通過考量成本效益，過程績效一目瞭然；而結果績效的匆忙評定未免武斷，公共政策往往涉及面廣、利益交織更為複雜，因此要有時空概念，資料政務的結果績效更需要時間佐證，為此可以委託第三方評估機構，建立評價指標體系，每年度進行政府資料政務的績效評估，測評記錄公務人員行政能力指數及資料運用能力，考核公共服務質量和社會治理效益，最終全方位考量數字政府和資料政務的價值。

社會出現問題往往歸結為政府治理失當，進而歸因於政府技術能力薄弱，大資料滿天飛的時代仍舊如此。然而治道變革的征程絕非徑行直道，政府治理模式絕非“一勞永逸”，需要不斷迭代創新。資訊時代，我國是被動捲入電子政府與電子政務的浪潮之中，DT時代，我們要快人一步，走在世界的前列。觸發點與推動點業已找到，呼喚改革的鐘聲已經敲響，關鍵在於儘快實施和有效落實。當然我們的政府不必過分擔心，有眾多企業在技術上領跑前沿、專家學者在理論上迷津指點。

因此，政府需要在價值理念上掌控全域性，正確引領；實踐上順數而為，循數治理。毋庸置疑，新治理模式的建立不僅需要完善的理論框架，還需輔以紮實的實踐推進。在資料治國的理念下，構建數字政府需要頂層、中層、基層協同設計，資料政務的推行更需多元主體協同參與、各方力量匯聚。政府資訊化的歷程也是政府施惠的過程。DT時代，數字政府將借大資料之手傳遞服務溫度，準確捕捉現在並預測未來，通過推行資料政務讓服務變得更“溫情”“聰明”；政府治理更高效、智慧；社會結構更和諧、融合；最終激發國家巨大的體量轉化為創新的能量。

來源：《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