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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市場經濟衰退，是上週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利馬會議的主要議題。2008年之前，新興市場被稱為帶動全球經濟的新引擎。現如今，光環褪去，新興市場又成了掣肘全球發展的累贅。更有人斷言，這些發展中地區的飛速擴張已經結束，與發達經濟體收入水平並軌的努力也一併付諸東流。事實果真如此嗎？
首先，人們的擔憂是可以理解的——從中國的情況來看，新興經濟體的表現確實並不容樂觀：兩位數的增長已經成過往，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甚至有聲音認為，中國的經濟表現有可能比資料體現的要糟。
對於其他依賴於中國原材料進口的發展中經濟體而言，中國的經濟增速放緩意味著它們的出口隨之下滑。更嚴重的是，原材料價格降低似乎並沒有給進口大國帶來太多實惠——印度可能是個例外。如果這種實惠確實存在，至少它還沒有明顯到能夠平衡其他負面因素給經濟增長帶來的影響。
另一方面，發達經濟體還沒有能夠完全恢復元氣。新興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之間的增長差異日漸縮小。2010年之前的20年間，這一指標一直維持在3個百分點左右；到2010年上升至4.8%；到了去年，則跌至2.5%。
現在的問題是，在可見的將來，這種經濟增長差異是否仍會繼續保持在低位？支援這一觀點的學者有如下三個主要依據，當然，在檢視每一個論點時，我們都需要考慮一些重要的附加要素。
首先，持支援觀點的人認為，收入水平並軌已經在工業生產領域發生了。在一定程度上來說，這是事實。但是，這種觀點忽略了工業和服務業的緊密聯絡，以及相當多服務行業的內涵變化。例如，生產一臺Ipad平板電腦，所需的當然不僅僅是工廠拼裝，程式設計編碼也是核心服務內容。從這個角度來說，與其說Ipad是一般工業產品，不如說它使服務性產品。在健康、教育、金融服務領域，類似的生產方式還有很多。這也就意味著，機遇還有很多。
第二，新興經濟體熊市論認為，發展中市場的生產效率之所以能夠獲得提升，源於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帶來的廉價勞動力，很顯然，這種剩餘勞動力已經告罄。這種說法，也不能說錯。但是，它忽略了一個事實。在城市當中，還有很多非正規的商業領域存在，集中在這些領域的勞動力基數依然龐大。一旦非正規商業領域轉正，這部分勞動力將同時得以釋放，對生產效率的提振會有相當可觀的效果。
第三個論點有關新興經濟體“裹足不前”的結構改革。如果按照既有的經濟框架，這些發展中市場勢必無法支援長期經濟增長。我們還是不能說這種論調是錯的，結構改革的需求一直存在。但是，結構改革的推程式度很難度量。因此，在整體上說新興經濟體的結構改革進展緩慢，很難獲得有效論據支撐。
除了上述三種觀點之外，還有一個值得我們關注的角度：顛覆性的技術創新。
在過去十年甚至是幾十年間，新興經濟體之所以能夠在收入水平上朝著已開發國家的標準邁進，是由於大量原本處在已開發國家內的工業和服務業部門開始向工資更為廉價的新興經濟體轉移。
但是現在，相當多技術含量很低的工作已經為自動化機器所取代。很多依靠程式設計的產品，每單位產出的成本甚至已經低於最為廉價的工資。例如電話遠端服務中心。起初，為了降低成本，這些服務中心被外包到工資廉價的國家或地區。但是隨著電腦機器人技術的成熟，這些工作完全可以被搬回紐約，交由機器人完成。
這種法雖然有其正確之處，但是人們不能因此而忽視最基本的經濟學常識：決定貿易方式以及工廠地理位置的不是絕對優勢，而是相對優勢。一個國家總會在某些領域具有相對優勢，儘管這種優勢並不是一成不變的。
很多已開發國家在高附加值生產活動中具有優勢。這些國家的生產者技術水平更高，他們也就比新興經濟體的生產者更勝任高附加值產品的製造工作。
但是，由技術帶動的變革所改變的不僅僅是生產方式，還有全球價值鏈條——發展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都在這種影響的輻射面之下。事實上，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可能是在為下一波經濟增長積蓄動力。
誠然，這種“創新性顛覆”對發展中經濟體的影響比發達經濟體要大。因為新技術的普及首先是從它的誕生地開始的，而發展中國家只能疲於奔命地模仿。但是，這並不代表收入水平並軌的機會將越來越渺茫，因為模仿的成本遠比研發低的多。
而且，後來者居上的情況仍然不失其可能性。在通訊領域，很多國家和地區的例子已經說明，技術革新並不一定伴隨原有生產體系必然阻礙生產力、繼而阻礙增長，
促進工資水平並軌的真正核心要素，是高效優質的政府治理。政府政策必須有利於變革的順利發生，同時維護社會的穩定和團結。在技術變革摧枯拉朽的今天，這才是挑戰所在。
作者，KemalDerviş，布魯金斯學會全球經濟和發展中心副主任
摘自：瞭望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