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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萬維鋼老師的《智識分子》**

### 兩個智識分子必備的思維工具
**尺度**
網上有個段子，說：王思聰他爸給了他八個億，他賺到了四十億，翻了五倍；我爸給了我五塊錢，我買副手套去工地搬磚，賺了兩百塊錢，翻了四十倍。由此可見，我並不比王思聰差，只是缺少資金。這當然是玩笑話。財富的增加，是不能等比例放大的，大了，就不一樣了。

在很多問題上，人們都容易犯等比例放大的謬誤。大了，就不一樣了。一隻蟲子從懸崖上掉下去，可能沒什麼大事；同樣的懸崖如果是一隻貓掉下去，可能會受傷；但如果是一匹馬掉下去，可能就摔死了。動物的尺度越大，它承受的壓強也就越大，所以小動物不怕摔，大動物很怕摔。

再舉個例子，你用塑膠建一個玩具橋，鋼鐵材質的玩具小汽車也能很好地在塑膠橋上透過。但如果按相同比例放大，用同樣的塑膠材質搭建一個真實的橋，用同樣的鋼鐵造一輛真實的車，這時候，塑膠橋肯定就不能承載這輛車了。

再比如你有一家創業公司，全公司上下一共幾十個人，基本上不需要怎麼管理，絕大部分人都在幹具體的事情。可如果你的公司的規模擴大了一百倍，成為了大公司，你要是還按創業初期的人員結構，等比例放大，那肯定是行不通的。公司人數越多，負責協調管理的人員就會不成比例地增加。所以說，尺度是一個重要的思維方式。要知道，大了，就不一樣了。

這個規律不僅僅是個認識問題，而且有非常緊迫的現實意義。如果一個系統已經變得很大了，可是它還在使用過去小尺度的遊戲規則，那就會出大問題。
為什麼現在美國的政客不幹實事，整天忙競選，像個娛樂明星一樣搞煽情演講，靠演技爭取民意支援？這個現象背後，其實也是個尺度問題。美國的政治制度是200多年以前設計的。1789年成立第一屆國會的時候，眾議院中總共只有65位議員，是按人口比例從全國各個州中選拔而來，而當時美國的總人口只有400萬人。65個議員代表400萬人口，平均每個議員只需要代表6萬人。6萬人是個什麼規模呢？在今天的中國，也許一個公安分局甚至派出所的轄區就有6萬人。從這6萬人中選拔一個人，讓他代表父老鄉親們去首都開個全國性的大會，一點問題沒有。議員能夠聽到選民的呼聲，選民也容易瞭解議員，沒準都跟自己的議員握過手說過話。
後來美國人口越來越多，眾議院人數也逐漸增加。可是到了一百多年前，眾議院達到435個人的時候，人們意識到不能再繼續增加議員了。四百多人開會吵來吵去已經很難達成決議，如果再上升到七八百人，那會就沒法開了。於是當時立法，眾議員人數從此就設定為435人。議員人數封頂，可是美國的人口總數還在不斷增加。到今天的美國，每個議員需要代表超過70萬人。面對6萬人，那都是父老鄉親。面對70萬人，那可能都是粉絲。議員們傾聽民眾的呼聲以及和民眾交流的方法變得和過去完全不同了。美國人現在有必要反思，200多年制定的這套體制，是否還適合今日的美國。

**貝葉斯定理**
貝葉斯定理是統計學上的一個概念，它是用來計算主觀機率的。我們們就不說貝葉斯定理的計算公式了，它的核心思想，就是在做決策的時候，要時刻調整自己對事情的看法，千萬不要非黑即白。

比如我們經常會遇到這樣的問題，你相信上帝嗎？你信中醫嗎？你相信轉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嗎？面對這些問題，如果我們把“相信”僅僅當成一個表態，那它的意義就相當有限，我們的觀點完全不左右真理，也很難左右別人。“相信不相信”的真正意義，在於給我們自己的決策提供依據。

舉一個例子，比如你聽說大年初一去拜觀音，能帶來好運氣。但你不怎麼相信這件事，覺得拜觀音帶來好運的可能性頂多只有15%。但後來聽說同事甲去年拜了觀音，今年就升職加薪了，有了這個新資訊，你就要調整一下你對這個事情的看法了，比如提升到22%。這時候如果同事乙又和你說，沒用的，去年我和甲一起去的，我就沒升職加薪。根據這個新資訊，你對拜觀音能帶來好運這件事的判斷，就又要進行微調了。這個例子就是貝葉斯定理的應用。

貝葉斯定理的精髓，就在於對新資訊保持開放的態度，不斷地修正自己的判斷。既要廣泛聽取別人的意見，也不妄自菲薄。

至今還有很多人是堅持不看證據的，即使看到了與自己信念相反的證據，也會直接忽略這個證據，這樣的態度實在是不適合求知。一個智識分子，應該擁有這種複雜的信念體系，時刻調整自己對各種事物的看法，要不斷地變動自己的世界觀。觀點隨事實改變，這就是我們從貝葉斯定理裡學到的東西。

智識分子的兩個思維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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