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大資料興起以來，關於如何實現資料價值的話題一直被人們所熱議。

如今看，實現資料價值、釋放資料生產力，讓資料更好地打通、流動、共享和應用是必經之路，但這已不僅僅是技術層面的討論，更涉及到資料治理理論、市場交易制度等多方面的探索。因此，大資料交易所在過去幾年固然遍地開花，但幾年嘗試下來，資料安全和資料流通兩大關鍵難題依然懸而未決，資料價值的充分挖掘就更無從談起。

如何改變這種局面？

近日，在主題為“雲可信 數未來”的中國電子雲·數聚未來峰會上，中國系統詳細介紹了以“資料元件”為核心的資料安全和資料要素一體化治理解決方案，從跨學科的角度出發，在制度理論、技術架構、市場創新等方面取得階段性研究成果和實踐經驗，為資料要素市場化和數字經濟騰飛開啟了新思路。

資料治理：取得理論突破

有人將資料比喻為21世紀的石油，是所有行業數字化運轉的基礎。就像石油需要開採、提煉等多道流程之後才能被利用一樣，資料也需要經過採集、挖掘、流通、交易才能充分釋放價值、成為數字經濟的動力。

如今，資料的流動與利用對於社會經濟發展已然呈現出關鍵價值；但作為一種新的生產要素，資料的流通、消費和分配等環節，的確又是一個全新的課題，多方一直在探索中。通常意義上，資料的流通與共享，意味著更多安全挑戰；而愈發嚴格的資料安全措施，則會降低資料的流動性和消費，資料流通共享和資料安全似乎成為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

在中國系統助理總裁、中國電子資料治理工程指揮部技術部主任國麗看來，資料定價難、確權難、計量難是目前面臨的三大挑戰，使得資料流通受到阻礙、資料安全形勢嚴峻、資料無法充分釋放生產力。目前大資料交易所（中心）通常採用撮合式的交易方式，供需雙方進行對接，依然不能解決資料確權、定價等難題。

“以撮合的方式交易資料資源或服務，交易標的物非常不明確，沒有穩定的形態，無法科學合理地計量和定價，另外，交易中誰擁有收益權、誰擁有所有權也不清晰，這些因素讓資料流通困難重重。”國麗如是說。“我們認為，生產要素市場化需要有四個要件：交易標的物、確權、定價和交易方式。需要實現原始資料和資料應用的“解耦”，將資料資源加工為可析權、可計量、可定價且風險可控的初級產品，完成資料從資源到要素的形態轉換，進而進行要素的市場化配置。”

為此，中國電子與清華大學合作，圍繞資料安全和資料要素，從法律、技術、經濟、制度、安全和應用等方面開展系統性、跨學科研究，創造性地定義了“資料元件”和“資料金庫”的產品內涵和標準，為破解資料安全和資料要素市場化等難題找到破解之道。

清華大學-中國電子資訊產業集團有限公司資料治理工程聯合研究院於2021年7月7日經清華大學校務會正式批准設立，為學校校級科研機構。研究院聚焦資料治理研究領域，整合校內相關院系研究力量和中國電子產業優勢，致力於開展基礎理論、制度體系及關鍵技術的研究，注重理論研究與實踐應用相結合，努力為落實數字中國戰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貢獻思想與智慧。

何為資料元件和資料金庫？

資料元件是通過對資料脫敏處理後，根據需要由若干相關欄位形成的資料集或由資料的關聯欄位通過建模形成的資料特徵；資料金庫則是由政府主導建設的資料要素基礎設施，歸集並儲存核心資料和重要資料以及資料元件。可以說，資料元件是資料資源、資料應用的“中間態”，擁有安全屬性和價值屬性，猶如給資料加上一道防火牆，是解決資料安全和資料流通的關鍵；資料元件與資料金庫共同形成“隔離層”，為資料提供更加安全的保障。

不同於傳統資料治理，中國系統正在從理論、制度、技術等多個方面對資料治理進行創新與突破，並且提出“關鍵資料入庫，雙向風險隔離，三級安全管控”的資料安全解決思路和“一庫雙鏈、三級市場”為核心理念的資料要素市場化工程路徑，以一個資料金庫建設為支撐，打通資料資產鏈和資料價值鏈，催生資料資源、資料元件、資料產品“三級市場”，實現資料“資源化、資產化、資本化”的三次“蝶變”。

事實上，隨著我國數字經濟佔比穩步提升，數字經濟已然成為經濟發展重要的新引擎，數字政府、現代數字城市建設的不斷深入，需求的不斷升級也進一步擴充了資料治理的範圍和內涵。而中國系統在資料治理和資料安全上取得理論突破，並且形成體系化的解決方案，可謂是恰逢其時，在未來的市場中擁有廣闊的空間。

飛瞰2.0：夯實數字底座

一直以來，數字政府、數字城市都是資料最為豐富的領域，但近年來數字化、智慧化也給資料治理需求帶來了全新升級，資料治理面臨著資料量大、資料型別多、資料應用場景新、資料流動與共享需求多等多種挑戰。

中國系統資料中臺業務部總經理馮進直言：“從數字政府、數字城市的建設趨勢看，服務與監管從分散轉向集約、從被動轉向主動、單一轉向協同，業務執行模式由經驗向智慧化轉變，資料由分散的資料主體向一體化的資料資源轉變。”

顯然，中國系統的資料要素一體化治理解決方案，必須要在技術層面提供強大的支撐，以實現整個資料治理解決方案的落地。為此，中國系統在本次峰會上推出飛瞰資料中臺2.0，融合了部委、數字政府與數字城市、央企三類客戶的多後設資料需求，致力於專業級資料治理工程服務。

最近兩年圍繞資料中臺爭議雖然較多，投入人力、物力大、協同困難，歸根於資料中臺產品化有待進一步提升，定製化開發偏多，場景迭代難等。但不可否認，資料中臺在資料形成資產化之後給業務應用帶來的巨大價值，產品能力已經成為資料中臺能否取得突破的關鍵。

在馮進看來，資料中臺向下與資料緊密聯絡，向上則是緊貼應用場景、賦能業務，由於數字政府、數字城市的數字底座，未來將發揮巨大的價值與作用。因此，飛瞰2.0的推出，標誌著中國系統在資料中臺產品化方面更進一步，有望讓資料治理與業務建立加速融合。

據悉，資料中臺飛瞰2.0涵蓋了資料規劃、標準、建模、整合、融合、分析、流通、交換、應用等全棧能力，可以跨雲融合多種算力、跨多個計算引擎適應客戶已有資料基礎，以規範化與標準化的服務來共同治理資料分析資料。“飛瞰2.0擁有80餘項安全增強特性，還有包括大資料平臺、共享交換、資料沙箱、知識圖譜、BI分析、AI分析等9款套件，滿足不同客戶的資料平臺建設需求。”馮進補充道。

面向未來愈發豐富的資料和複雜的應用場景，資料中臺飛瞰產品也將朝著四個方面方向：首先會繼續聚焦行業，重點圍繞數字政府、現代數字城市、大型央企等領域的資料治理深耕，讓資料中臺特性與這些行業的資料治理需求更匹配；其次，飛瞰是資料中臺的整套解決方案，將進一步完善技術與工具，還會形成體系化的服務，將更多資料模型模板、資料標準模板等最佳實踐內建到中臺；第三，進一步豐富內建安全特性，確保資料安全，同時增加資料中臺的融合能力，進一步相容各種雲平臺、算力和大資料引擎，盤活資料資源；最後則是飛瞰資料中臺將會走向集中和分散融合的方式。

“飛瞰資料中臺已陸續服務重慶、天津、武漢、徐州等50多個城市客戶，還包括人社部委、星網及華電等央企客戶。已成為現代數字城市等領域堅實和強大的數字底座。”馮進補充道。

城市資料創新中心：數字經濟發展新引擎

有人曾言：資料治理和運營水平決定數字城市建設的天花板。深以為然。

一方面，隨著現代數字城市的不斷深入，海量資料、豐富應用場景不斷產生，帶來了資料治理和資料創新的強大需求，根據IDC《2020中國政務資料治理解決方案市場》報告，2020年的政務資料治理市場總量達到34.54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速為10.3%，未來五年還將保持高速增長。

另一方面，各級地方政府在資料治理和運營水平上參差不齊，在資料基礎設施、資料資產運營、應用場景創新、產業融合等方面遇到了各種挑戰，資料經濟與實體經濟無法充分融合。

此時此刻，各級地方政府亟需一個載體和引擎，來建立起牢固和安全的資料基礎設施，將資料資產真正高效運營起來，並且通過構建資料產業，來加速應用場景的創新，從而推動城市數字經濟的長遠發展。

為此，中國系統宣佈將與地方城市共同打造城市資料創新中心，將中國系統的資料安全和資料要素一體化解決方案進行落地，構建起城市數字經濟發展的新引擎。

目前，中國系統與武漢市、德陽市、大理白族自治州等多個城市正在進行資料治理方面的探索，為今後的城市資料創新中心積累豐富的實踐經驗和基礎。事實上，中國系統與地方城市構建的城市資料創新中心對於未來現代數字城市建設擁有三個長遠價值：

首先，在理論取得突破、技術與方案做落地支撐的基礎上，城市資料創新中心幫助各個城市加速從資料資源化利用的階段向資料要素市場化配置階段演進，有望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長遠支撐；

其次，構築地方城市的資料安全體系，整合資料資源，規範資料流通交易，解決資料安全亂象頻生，通過資源市場、元件市場、產品市場真正讓地方城市實現資料“資源化、資產化、資本化”；

最後，利用數字化技術對傳統產業進行全方位、全鏈條的改造，加速融合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讓地方政府的經濟效率倍增、安全倍增、財富倍增；

總體來看，隨著我國數字經濟步入發展的快車道，資料已經成為重要的戰略資源。圍繞資料的流通、消費和交易等環節又是一個全新的課題；此時，中國系統作為國家隊選手，能夠與時俱進在理論、技術和市場機制上進行大膽創新，為我國各級地方的資料治理開啟了局面。面向未來，隨著中國系統的產品、技術、解決方案不斷創新，以及在各級城市資料治理領域的不斷實踐，有望為中國的數字經濟注入更多數字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