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即將迎來重大調整。2020年10月，中共中央關於“十四五”規劃建議明確要求，“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制定人口長期發展戰略，優化生育政策，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
民政部部長李紀恆在相關輔導讀本中撰文解讀指出，“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提高人口素質。這是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持續保持社會活力的治本之策。”
人口問題既是家事、也是國事，是基礎性、全域性性和戰略性問題。日本前首相安倍把少子化視為國難，俄羅斯總統普京稱俄羅斯的命運和歷史前景取決於人口。由於計劃生育長期推行，少子老齡化問題已成為21世紀中國面臨的最大灰犀牛之一。中國既面臨人口總量即將見頂、遠期將急劇萎縮的總量危機，也面臨人口少子化老齡化日益加劇的結構性危機。
2019年中國出生人口降至1465萬，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12.6%，人口總量在“十四五”時期將不可避免進入負增長。人口因素變化緩慢但勢大力沉，按照當前趨勢，隨著全面二孩政策效應徹底消失、受教育水平提高、城市化推進等，未來總和生育率將從2019年的1.5下滑至1.0-1.2左右。以總和生育率1.0估計，到2050、2100年總人口將分別為12.1、5.2億，老人比重分別為31.2%、53.4%。即使以總和生育率1.4稍樂觀估計，到2050、2100年總人口將分別為12.7、7.3億，老人比重分別為29.6%、40.7%。
中國要順利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並長久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必須正確認識人口發展的內在規律，必須正確認識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關係。我們建議，儘快讓生育權迴歸家庭自主，全面放開並鼓勵生育以提升總和生育率至世代更替水平，加快構建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體系以讓每個人老有所依、老有所醫。
若總和生育率在未來十年逐漸提升至1.8，到2050年、2100年中國人口將分別為13.6、10.0億，老年人口比重將分別達28.9%、32.5%。若未來十年中國總和生育率逐漸提升至2.1左右，到2050年、2100年中國人口將分別為14.0億、12.9億，老年人口比重將分別達26.8%、26.7%。
考慮短期內社會各界對人口問題的認識仍存較大爭議，建議在“十四五”時期從儘快放開三孩開始逐步推進並觀察效果，這也符合中國漸進式改革、增量式改革的傳統智慧。之前放開“單獨”二孩和全面放開二孩，生育效果均不及預期，並大幅低於反對放開生育派的預測資料。
中國出生人口持續下滑，2030年將降至不到1100萬。
繼2018年中國出生人口下降200萬後，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萬至1465萬。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先後出現三輪嬰兒潮，分別為1950-1958年的年均2100萬，1962-1975年的年均2628萬，1981-1994年的2246萬，之後逐漸下滑至2003-2012年的1600萬上下，其中2012年為1635萬。中國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後的1.5左右。第四輪嬰兒潮原本應在2010年後出現，但因長期嚴格執行的計劃生育而消失。在上述背景下，獨生子女政策終於有所鬆動，2012年末中央決定實施單獨二孩政策，但效果不及預期，2013-2015年出生人口分別為1640、1687、1655萬。2015年末中央決定全面放開二孩，出生人口在2016年達1786萬、創2000年以來峰值；但2017年即下滑至1725萬，2018年再下降200萬至1523萬，2019年為1465萬。
2019年出生人口減幅明顯收窄主要在於主力育齡婦女數量減幅邊際明顯收窄和生育率基本穩定，一孩和二孩出生數減幅均較2018年明顯收窄。從育齡婦女資料看，2016-2019年15-49歲育齡婦女數量分別減少491、398、715、502萬，其中生育子女數佔比超85%的20-35歲主力育齡婦女數量分別減少194、264、398、331萬，2018年主力育齡婦女數量較2017年多減134萬，2019年較2018年少減67萬。從生育水平看，根據我們估算，2016年總和生育衝高至1.7、較2015年明顯上升，2017年略降，2018年明顯下降至1.5左右，2019年基本持平。
從國際比較看，當前中國總和生育率水平不僅低於全球平均的2.47，還低於高收入經濟體的1.67。從分孩次出生數看，2015-2019年一孩出生數分別為879、981、713、629和593萬，二孩出生數分別為658、715、892、760和747萬（2019年資料為估計），三孩及以上出生數分別為118、90、117、134和125萬（2019年資料為估計）。2016年出生人口大幅增加131萬，主要在於一孩出生數大幅增加132萬、貢獻78%，二孩出生數增加57萬、僅略高於2015年的增量53萬；2017年全面二孩效應才開始明顯顯現，儘管當年一孩出生數大幅下降268萬，但二孩出生數大幅增加177萬；2018年出生人口大幅下滑200萬，主要是二孩出生數大幅下降132萬和一孩出生數下降84萬；2019年一孩、二孩出生數分別減少36、13萬，對總出生人口減量分別貢獻62%、22%。
從長期趨勢看，由於生育堆積效應逐漸消失、育齡婦女規模持續下滑，當前出生人口仍處於快速下滑期，預計2030年將進一步降至不到1100萬。從分孩次出生數佔比看，二孩及以上孩次佔比從2015-2016年的45%-47%驟升至2017年58.6%，2018、2019年分別為58.7%、59.5%。沒有一孩哪有二孩三孩，在生育堆積效應消失後，一孩出生數佔比將恢復到高於二孩佔比的常態。2016-2019年一孩出生人口大減近40%，跌至不到600萬的歷史低位，預示出生人口還將明顯下滑。
從育齡婦女資料看，20-35歲主力育齡婦女規模在1997年達1.86億的峰值，降至2006年的1.67億後小幅回升至2013年的1.73億，之後將持續下滑至2031年，2032-2038年有所回升，2039年後再持續下滑；其中，2030年20-35歲育齡婦女規模將分別比2019年減少約28%，2050年將較2030年再減少約19%。按照當前趨勢預測，中國出生人口將持續快速下滑至2028年的不到1100萬，2029-2036年有所企穩，2037年後再持續下滑至2050年的約800多萬。
住房教育醫療等直接成本、養老負擔、機會成本高抑制生育行為，“生得起、養不起”。一是房價快速攀升，2004-2018年房貸收入比（居民房貸餘額/可支配收入）從16.2%增至47.6%，帶動居民債務收入比（居民債務餘額/可支配收入）從28.6%增至88.4%。二是教育成本明顯攀升，特別是公立幼兒園供給嚴重不足，家庭被迫選擇費用較高的私立幼兒園，並且部分學校把“家庭作業變成家長作業”，使得教育子女費心。1997-2018年中國公立幼兒園在讀人數比例從95%降至43%。三是醫療費用持續上升，1995-2018年居民醫療保健支出上漲27倍，遠超可支配收入9.2倍的漲幅。四是獨生子女夫婦“四二一”家庭結構養老負擔重，擠壓生育意願。五是女性勞動參與率高但就業權益保障不夠，導致生育的機會成本高，1990-2019年中國女性勞動參與率與男性的差距從11.6個百分點擴大到14.8個百分點，而全球、美國、歐盟、日本男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差距均呈縮小態勢。
中國人口老齡化加快，2022年將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
2019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12.6%，未富先老問題突出；美日韓老年人口比重達12.6%時人均GDP均在2.4萬美元以上，而中國僅1萬美元。2019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為17603萬，較2018年增加945萬，佔比為12.6%、較2018年上升0.7個百分點。與歷史資料相比，人口老齡化程度加快；2001-2010年中國老齡化程度年均增加0.2個百分點，2011-2018年年均增加約0.4個百分點。從老齡化水平的國際比較看，2019年中國老齡化程度在全球經濟體中位居第61位，高於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2.2個百分點。2019年全球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為9.1%，高收入經濟體、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分別為18.0%、10.4%；全球老齡化程度位居前三的經濟體為日本、義大利、葡萄牙，佔比分別為28.0%、23.0%、22.4%。從老齡化程度與經濟發展水平的國際對比看，美國、日本、韓國、中國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分別在1978、1981、1994、2019年，當時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別為11.2%、9.2%、5.8%、12.6%。美國、日本、韓國、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到12.6%分別是在1990、1992、2015、2019年，當時人均GDP分別為2.4萬、3萬、2.7萬、1萬美元。
從發展趨勢看，中國人口老齡化速度和規模前所未有，2022年將進入佔比超過14%的深度老齡化社會，2033年左右進入佔比超過20%的超級老齡化社會，之後持續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約35%。隨著生育率下行和壽命延長，老齡化是全球普遍現象，但中國由於長期實行計劃生育，老齡化速度前所未有。從已開發國家情況看，從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超過7%的老齡化過渡到超14%的深度老齡化，法國用了126年、英國46年、德國40年、日本24年（1971-1995年）；從深度老齡化到老年人口占比超過20%的超級老齡化，法國用了28年（1990-2018年），德國用了36年（1972-2008年），日本用了11年（1995-2006年）。中國2001年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超過7%、進入老齡化社會。預計中國將於2022年、即用21年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再11年後即2033年前後進入超級老齡化社會，之後持續快速升至2050年的29.5%、2060年的35.2%，企穩一段後將再度上升至2084年及之後的約40%。
而且，由於人口基數大，中國老年人口規模也是前所未有。2019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已達1.76億，預計到2050將達3.76億，2058年達4.14億的峰值，屆時大致每3箇中國人中就有1個65歲以上的老人。並且，高齡化問題也將日益突出。2019年中國80歲及以上高齡老人超過3200萬人，佔比2.3%。預計2030年高齡老人將達約5300萬，佔比3.8%；2050年高齡老人將達1.3億，佔比10.3%；2073年達1.74億的峰值，佔比繼續升至17.1%；2100年為1.56億，佔比20.8%。
此外，從人口年齡中位數看，1980-2015年中國人口年齡中位數從21.9歲升至36.5歲，預計2030、2050年將分別升至43.0、50.7歲。從國際看，2015年美國、歐洲、日本、印度人口年齡中位數分別為37.6、41.4、46.4、26.8歲，到2050年將分別為42.7、47.1、54.7、38.1歲。到2050年，中國人口年齡中位數將明顯高於美國、歐洲、印度，制約國際競爭力。
人口老齡化使得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顯，養老金缺口將日益增加。2018年中社會保險基金收支結餘11622億元，剔除財政補貼後的實際盈餘為-6033億元，連續6年為負。養老保險在社保體系中佔比70%，2018年養老保險基金實際盈餘為-4504億元，實際盈餘同樣連續6年為負。當前社保缺口主要在於歷史欠賬，即計劃經濟時代國企辦社會，部分人群未在退休前繳納保險費，但享受養老金髮放福利。2017年11月國務院釋出《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實施方案》，要求2020年底之前劃轉企業國有股權的10%補充社保。但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養老金缺口將日益凸顯，這也是全球面臨的普遍難題。從中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看，中國累計結餘可支付時間從2012年的18.5個月逐漸下降至2018年的13.7個月，撫養比（在職人數/退休人數）降至2.55。2018年有4省入不敷出，18個省的累計結餘可支付時間在12個月以下，8個省的撫養比已降至2以下；其中黑龍江養老保險基金從2013年開始持續“入不敷出”，2016年累計結餘轉負。並且，隨著老齡化加劇，醫療支出壓力也將越來越大。根據國家衛生服務調查，2003-2013年中國調查地區居民兩週患病率（患病人次數/調查人數）從14.3%增至24.1%；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患病從33.8%增至62.2%，2013年老年人口的患病率是平均水平的2.58倍。
中國人口突破14億，但即將陷入負增長。
2019年中國人口突破14億，《國家人口發展規劃（2016-2030年）》預期的2020年14.2億不可能實現。2019年中國總人口為140005萬人，首次突破14億，較2018年增加467萬，人口增量持續收窄，自然增長逐漸放緩。1949年中國人口（不含港澳臺及海外華僑）5.4億，1981年突破10億，2019年突破14億。中國人口從8億到10億，花了12年；從10億到12億，花了14年；從12億到14億，花了24年。2016年《國家人口發展規劃（2016-2030年）》預估2020年中國人口為14.2億人，要達到這一預期目標需要2020年中國人口增加約2000萬，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國家人口發展規劃（2016-2030年）》預估錯誤的原因在於過高估計了全面二孩政策對生育率提升的影響，認為2015年總和生育率在1.5-1.6之間，預期2020年、2030年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8，進而預測中國人口將在2030年前後達14.5億人的峰值。
聯合國對中國人口增長同樣存在高估，中方案預測2031年達14.6億人的峰值。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19）》對中國人口有9個預測方案，其中中方案假設2015-2020年、2020-2025年、2025-2030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70、1.72、1.73，進而預測中國人口將在2031年迎來14.6億的峰值。此外，其低方案假設2015-2020年、2020-2025年、2025-2030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45、1.32、1.23，人口將於2024年達到14.5億的峰值。
我們預測，中國人口將在“十四五”時期陷入負增長，2050年左右開始中國人口總量將急劇萎縮，2100年中國人口將降至不到8億，屆時中國人口占全球比例將從當前的約19%降至7%。相較於維持人口總量不變的世代更替水平2.1，日本1.4的總和生育率大致意味著日本出生人口每隔一代人將萎縮約1/3，韓國0.98的總和生育率意味著韓國出生人口每隔一代人將減少超過50%。
儘管2019年中國總和生育率為1.5，但隨著生育堆積效應消失，生育率還將進一步下滑。即使以1.4的總和生育率估計，中國人口將在2022年前後達到峰值；如果總和生育率為1.3或者1.5，中國人口將在2021、2024年達到峰值。人口見頂之後前25-30年內萎縮速度較慢，但隨著1962-1975年高生育率時期的出生人口進入生命終點後，萎縮速度將明顯變快。2050年中國人口將較2022年減少僅9%，2075年中國人口將較2050年減少22%，2100年中國人口將較2075年減少25%，即降至約7.5億。1950年中國人口占全球比例為22%，2019年小幅降至約19%，2100年將大幅降至約7%。隨著人口總量萎縮，中國的大市場優勢將逐漸喪失，綜合國力也將受到影響。
人口紅利消失，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下滑。
從經濟增長看，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已於2010年見頂，預計2050年比2019年減少23%；2010-2018年中國經濟增速已從10.6%降至6.1%，即將進入“5時代”。人口數量紅利是過去中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1978年改革開放後，中國依靠龐大且年輕的勞動力資源，以及與之相關的巨大統一市場，快速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1962-1975年第二輪嬰兒潮人口是改革開放40年的建設主力，生產和儲蓄多，消費少，導致儲蓄率和投資率上升，儲蓄超過投資部分產生貿易順差，同時過剩的流動性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推動消費升級，經濟潛在增速較高。
但是，在長期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及規模分別在2010、2013年見頂，人口數量紅利消失，導致中國經濟潛在增速下行，推動中國經濟增速換擋。2010-2019年，中國經濟增速從10.6%逐漸降至6.1%，即將進入“5時代”。從絕對水平看，當前中國人口總撫養比約40%，未來一段時間仍處於人口負擔相對較輕的“人口機會視窗期”（小於50%）。根據2010年中國人口普查資料，80後、90後、00後人口分別為2.19億、1.88億、1.47億，90後比80後少約3100萬，00後比90後少4100萬。預計2050年將較2019年減少2.3億至7.6億，即減少約23%。隨著勞動力供給總量持續萎縮，勞動力成本日益上升，部分製造業已經開始並將繼續向東南亞、印度等地遷移。
從消費看，老齡化提高消費佔比但降低消費增速，並引發消費結構變遷，比如醫療保健佔比將逐漸提升。根據生命週期消費理論，老年人平均消費傾向高，老齡化會提高消費佔比但降低消費增速。中國居民消費佔GDP的比例於2010年達谷值，2010-2018年居民消費佔比從35.6%升至39.0%，居民消費支出增速從15.3%降至9.5%。並且，不同世代消費偏好存在差異，如80後偏好母嬰、汽車，60和70後偏好酒類，60前偏好醫藥保健等，因此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不同行業影響各異。
比如，25-54歲人群2017年見頂，菸酒銷售增速後將放緩；20-50歲主力置業人群2013年見頂，住宅新開工面積2011、2013年達約14億平的雙峰，家電、傢俱、建築裝潢等地產相關行業合計消費增速2010年見頂；25-45歲主力購車人群佔比2003年見頂，汽車銷量增速在波動中下滑，2018年首次出現負增長，但新能源汽車潛力巨大；老齡化促進醫療保健消費佔比2013-2018年從6.2%升至7.8%。
長期以來，關於中國人口的爭論從未停止，焦點集中在三大方面：中國適度人口規模有多大？與人口素質相比，人口數量沒那麼重要？是否應立即全面放開並鼓勵生育？
中國適度人口規模有多大？
“適度人口論”是計劃生育政策的理論基石，當前支援此觀點的人仍不在少數，這是一切人口爭議的源頭。反方觀點：胡保生、宋健、田雪原等學者1980年代初測算，百年後中國的適度人口為7億左右；如不控制人口，2080年中國人口或達43億，由此論證獨生子女政策的合理性必要性。
我們認為，第一，“適度人口”只是抽象概念，測算需要諸多長期假設，從歷史情況看很難測準。法國人口學家阿爾弗霍德·索維（1982）曾直言，“人口學界可以把適度人口作為一個過渡性的工具來使用，就像數學家使用虛數一樣”。宋健、田雪原等人的研究以當時情況或已開發國家情況簡單外推未來，對長期變化預測不足，稍微更改假設結論便大不相同。
比如宋健（1980）在預測百年中國人口規模變化時，以當時3.0的總和生育率直接外推未來，忽略了總和生育率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趨勢降低的規律，才得出如不控制人口，中國人口可能達43億的結論，事實上2000年後總和生育率已基本降至1.6以下。
田雪原（1981）認為，工業技術裝備程度=工業固定資產/工業勞動人數，參考已開發國家的情況，他假定工業固定資產的年平均增長率為5.5%-6%，工業勞動者技術裝備的年平均增長率4%-5%，因此要想達到已開發國家的工業技術裝備水平，2080年中國的工業勞動者最多隻能有0.6億，再通過比例估算出農業和服務業勞動者的最大規模，得出2080年中國的適度人口為6.5-7億的結論。但是，如果將固定資產年增長率增加1%，2080年中國適度人口就會遠大於7億。實際上，1992-2018年中國第二產業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速為19.6%，遠超田雪原1981年的假設。
第二，人口承載力隨著技術進步不斷提高，不存在靜態、絕對的適度人口。20世紀中後期“人口爆炸”思潮盛行，1948年英國學者福格特提出土地和自然資源的最大承載力是22億人口，超過人類將面臨滅頂之災；1968年史丹佛大學的Paul Ehrlich在《人口爆炸》中提出，當時的全世界人口約35億人已超過地球生態環境的承載力，並預測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將爆發不可收拾的饑荒和動亂。
當前全球人口接近76億、且總體有序，資源枯竭、環境崩潰並未發生。資源環境對人口的承載力隨技術進步明顯提升。如隨著人類對原油、天然氣的不斷勘探，1980-2017年全球原油儲採比（剩餘儲量/當年產量）從約30年升至50.2年，不減反增，天然氣儲採比也從49.9年波動至53.6年。通過對太陽能、水能、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和利用，人們變“非資源”為資源。根據世界銀行資料，1960-2015年全球化石燃料消費比重從94.1%降至79.7%，核能和替代能源消費比重從2.7%升至13.4%。以色列的人均淡水量僅中國的4%，卻依靠海水淡化等技術緩解水資源不足問題。
提高人口素質才是關鍵，人口數量沒那麼重要？
在當前社會，人力資本重要性愈加凸顯，加之人工智慧將大量替代人工，人口數量還有那麼重要嗎？
3億人美國強於14億人中國，人少一點也可成為大國？
反方觀點1：國力主要由人口質量決定、而非人口數量，李小平、程恩富等學者認為人少一點人均GDP更高。
我們認為，第一，人口數量和質量共同影響國力。簡單說，國力=人口數量*人口質量*其他。一方面，人口眾多是一個國家的優勢而非劣勢，1978-2018年中國GDP與美國的比例從6%升至63%，按照當前發展趨勢，中國經濟總量將在2028年前後超過美國。如果當前中國僅3-7億人，與美國差距將遠大於現實，民族復興之路更為遙遠。另一方面，人口大幅減少會導致大量城市萎縮甚至消亡，大量產業凋敝乃至消失，使國力嚴重受損。如1960-2015年日本“煤都”夕張市人口從10.8萬人萎縮至8843人，65歲以上老年人1980-2015年從9.1%升至48.6%，2006年財政破產。在當前趨勢下，2019-2100年中國人口將從14億萎縮至7.5億，佔全球比例將從19%降至7%。而美國長期鼓勵生育、引進高素質移民，特別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憑藉安定環境吸引了大量人口和人才，1900-2018年美國人口從7621萬持續上升至3.3億，聯合國預計2100年將達4.3億，這對美國大國地位的形成與鞏固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人口不僅是消費者，更是生產者，人口眾多在需求端形成大市場，供給端提供充足勞動力和更多人才。人少一點人均GDP更高的觀點只看到了人口對經濟的消耗，忽略了人口對經濟的創造。對人均GDP來說，人口不僅是分母，也作用於分子，且作用更基礎、更長效。沒有任何歷史經驗可以證明人口總量與人均GDP呈負相關關係，現實中沒有哪個國家或地區可以通過減少人口實現經濟快速發展，相反，包括日本、歐洲諸國在內的幾乎所有已開發國家均在鼓勵生育，力圖保持人口增長。日本首相安倍面對2019年出生人口首次跌破90萬人，表示“現在事態十分嚴峻，說是國難也不為過”，希望推動總和生育率儘快從1.4回升至1.8。2020年初俄羅斯總統普京向聯邦會議發表國情諮文稱，俄羅斯的命運和歷史前景取決於人口，1.5的總和生育率太低，應當在下個十年中期之前保證出生率增長；俄羅斯需要建立一個清晰明確、覆蓋面廣、系統性的家庭支援專案，2020年起一胎家庭也可獲得“母親基金”。
從需求端看，大市場的利潤空間使企業形成更大研發投入；大市場企業主體更多，可以細化分工、提高生產效率，且企業競爭更激烈，創新動力更強。人口眾多有利於促進創新，在大市場中微小的需求也可以形成市場，細小的技術創新都得以生存。人們總認為人多導致地鐵擁擠，但事實上人少的城市可能連地鐵都不會建。正因為人口眾多，截至2019年末中國高鐵里程達到3.5萬公里、穩居世界第一。同時中國也是美國、歐洲之後第三個自行研製民用大飛機的地區，當前世界上只有美國、歐洲、中國有足夠大的市場來滿足大飛機產業所需要的規模。由於巨大消費市場，中國的網際網路經濟發展引人矚目，電商、移動支付、共享經濟、人工智慧等子行業發展迅速。根據CB Insight的資料，2018年末中國獨角獸企業數量和估值分別佔全球的38%、42%，2013-2018年中國每年新生獨角獸企業數量從1家上升至32家，美國從15家上升至53家，中美差距在快速縮小。
從供給端看，人口是人才的基礎，人口眾多人才才有可能更多，創新能力才可能更強，中國大學專科及以上學歷人口已接近2億，為世界各國之首。人口眾多意味著人才儲備庫巨大，1982-2015年中國大專以上人口規模從604萬人升至1.71億，佔總人口比重從0.6%升至12.4%，中國的人才總量居世界各國之首。根據世界銀行資料，1970-2018年中國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佔相應年齡人口的比重）從12.9%升至50.6%，1971-2017年美國從47.3%升至88.2%，差距逐漸縮小。2001-2018年中國高校畢業生數從104萬增至753萬，增長了約627%。高質量人才成為中國各行各業的中流砥柱，得益於一支龐大且高學歷的工程師隊伍，中國逐漸實現了在部分領域的領先。
人工智慧時代逐漸來臨，我們還需要那麼多人嗎？
反方觀點2：人工智慧將取代許多人的崗位，大量人口將成為負擔。
我們認為，人工智慧在替代部分傳統產業崗位的同時，也會催生新經濟新產業更多的就業需求。歷史上每一次科技進步都導致傳統產業單位產出的勞動力耗費降低，卻沒有減少總就業，核心就在於同時創造了新的更多的工作崗位。如汽車的出現導致馬車伕失業，但卻創造了諸如客車和卡車駕駛、汽車研發、製造、修理等職位，汽車行業的從業者要遠多於以前馬車行業。歷史經驗顯示，隨著農業生產率的提高，農業勞動力不斷減少，“失業”的農民進入工廠從事製造業；隨著工業生產率不斷提高，工人不斷減少，“失業”的工人進入服務業。1989-2018年美國製造業就業人數從1806萬降至1281萬、下降29%，但服務業就業人數從1883萬上升至12931萬人、增加587%，總就業不降反升。
未來20年人工智慧或取代26%的工作崗位，但也可能增加38%的崗位。普華永道2018年釋出《人工智慧和相關技術對中國就業的淨影響》預測，未來20年人工智慧將為中國創造12%的淨增崗位，相當於增加約9000萬個就業崗位。其中，人工智慧將取代26%的崗位，尤其是在工業和農業領域分別將取代36%和27%的崗位，同時人工智慧將創造38%的崗位，尤其是在服務業和建築業將創造50%和48%的崗位。人工智慧對就業不僅有替代效應，也有收入效應，即人工智慧更節約成本，導致公司產品價格更低、消費者實際收入更高，促進消費，進而促進公司擴大生產、公司僱傭更多勞動力、創造更多工作崗位。並且，人工智慧不能取代人的消費功能，人口減少導致的需求萎縮將拖累經濟發展。
是否應立即全面放開並鼓勵生育？
近年來關於要不要全面放開生育的討論十分激烈，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優化生育政策，提高人口質量”，雖有所改進但仍限於“全面二孩”框架。
全面放開會導致“越窮越生”嗎？
反方觀點1：全面放開生育將造成富裕和貧困階層多生、中產階級少生，不利於社會公平；且農村出生人口或爆發式增長，人口素質將下降。我們認為，生育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生育權應迴歸家庭自主；全面放開是對所有家庭一視同仁的公平尊重；當前農村生育率依然低迷，農村出生人口不可能暴增，農村出生人口也不等於低素質人口。相對於此前對不同民族和城鄉採取的有條件、有區分的生育政策而言，全面放開生育更為公平。2015年全國、城鎮、鄉村未經修正的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05、0.91、1.27，農村生育率僅比城鎮略高，但農村育齡婦女平均也只生不到1.3個孩子。
生育政策調整應謹慎還是加快？
反方觀點2：政策調整應該謹慎，可以更大力度地鼓勵二胎生育，或有條件地放開三四胎生育。我們認為，生育政策已被人為延誤太久，不可繼續拖延，應立即全面放開並鼓勵生育。立即全面放開並鼓勵生育是因為當前人口形勢緊迫，正處於第三波嬰兒潮中後期出生人口的生育視窗期，越晚調整越將事倍功半。
1980年獨生子女政策原本計劃執行30年，但翟振武等人曾估計“全面二孩”將使出生人口峰值達4995萬、生育率峰值達到4.5，屢屢拖延政策調整時機。在21世紀初關於人口政策的激烈討論中，保守派佔據上風，生育政策調整屢屢被拖延。宋健等人（2007）認為1990年以來總和生育率穩定在1.8左右，建議“十一五”保持生育政策穩定，後中央出臺檔案要求“千方百計穩定低生育率水平”。翟振武（2014）測算，如果2012年立即放開“全面二孩”將導致總和生育率峰值達到4.5，出生人口峰值達4995萬人，建議推遲“全面二孩”政策。翟振武（2015）測算，“單獨二孩”將使未來4-5年內每年新增出生人口130-160多萬人，共計將新增出生人口的總量約為660萬人。2013年11月中央決定實施“單獨二孩”政策，但2014年出生人口僅比2013年增加47萬，2015年甚至比2014年減少32萬。翟振武（2016）又測算，“全面二孩”政策將使未來5年每年新增出生人口160-470萬。2015年12月中央實施“全面二孩”政策，但2016年出生人口僅比2015年增加131萬，2017年比2016年減少63萬，2018年甚至比2017年大幅減少200萬。儘管翟振武的預測較之前大幅調低了，還是遠高於現實水平。一直以來保守派對政策的影響更大，中國的生育政策調整沿著“雙獨二孩——單獨二孩——全面二孩”的步驟謹慎推行。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推行效果明顯低於預期後，仍有計劃生育領域的官員稱“全面二孩已滿足大多數家庭的需求，如果配套措施完善未來仍有釋放潛力”。
人口既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要素。生育政策調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其他危機不同，由長期低生育率引發的人口危機具有長期性，其影響顯現較慢，但一旦爆發則很難遏制。我們建議：
一方面，儘快全面放開並鼓勵生育，讓生育權迴歸家庭自主，加快構建生育支援體系。
一是實行差異化的個稅抵扣及經濟補貼政策，覆蓋從懷孕保健到18歲或學歷教育結束。探索建立從懷孕保健到孕期分娩再到18歲或學歷教育結束的全面鼓勵生育體系，包括孕期保健補助、住院分娩補助、托育津貼、教育津貼、家庭個稅抵扣、以及對不符合交個稅標準的低收入人群實行直接經濟補貼等。並且，各地根據實際情況可在全國政策基礎上進一步差異化。
二是加大托育服務供給，大力提升0-3歲入托率從目前的4%提升至40%，並對隔代照料發放補貼。大力鼓勵和支援用人單位和社會力量，興辦嬰幼兒托育服務機構，形成全日託、半日託、計時託和臨時託等多種形式的服務網路。同時，對不需要進托育機構、而由（外）祖父母隔代照料的，為（外）祖父母提供津貼，以提高祖輩隔代照料的積極性，減輕父母的照料壓力。
三是進一步完善女性就業權益保障，並對企業實行生育稅收優惠，加快構建生育成本在國家、企業、家庭之間合理有效的分擔機制。一方面，進一步推動落實產假哺乳假等制度，妥善解決延長生育假、男性陪產假等的待遇保障，對損害女性就業權益的單位進行經濟或行政處罰。另一方面，根據單位女員工規模及年度生育情況，實行一定程度的稅收優惠以降低企業承擔的生育成本。生育保險和職工醫療保險於2017年開始合併試點，有利於擴大生育保險覆蓋面、提高便利度。
四是加強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權利。儘管不鼓勵非婚生育，但對非婚生育的女性及其子女仍需給予一切平等權利，特別是落戶、入學等方面，不得歧視。五是加大教育醫療投入，保持房價長期穩定，降低撫養直接成本。加大學前教育投入，大力增加公立幼兒園供給，將九年義務教育延伸至十二年，同時推進教育改革，切實根除“家庭作業變成家長作業”現象。加大醫療投入，並推進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切實降低醫療費用。堅持“房住不炒”定位，實行以常住人口增量為核心的新人地掛鉤並保持房地產金融政策穩定，健全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長效機制，完善住房市場體系和住房保障體系，讓全體人民住有所居。
另一方面，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打造高質量為老產品和服務體系，建設老年友好型社會。
一是加快推進國資劃轉社保補充缺口，推動社保全國統籌，發揮養老保障體系中第二、三支柱的重要作用。中央和地方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工作將於2020年底之前完成，後續可視情況繼續推進。當前各地區社保缺口嚴重不平衡，提升至全國統籌可平滑地區差異，保障收不抵支省市的社保水平。當前我國過度依賴基本養老保險第一支柱（佔比85%），企業年金和職業年金、個人購買的商業健康保險和商業養老保險所代表的的第二和第三支柱佔比較低。
二是構建老有所學的終身學習體系，鼓勵企業留用和僱傭年長勞動力，適時適當推遲法定退休年齡。中國男性法定退休年齡為60歲，低於日（65）、韓（61）、英（65）、美（66）；女性退休年齡55歲，低於日（65）、韓（61）、英（63）、美（66）印（58）。構建老有所學的終身學習體系，提高老年人力資本水平，消除僱主留用和僱傭年長勞動力的障礙，並通過改革養老金等加強對老年勞動力延長職業生涯的激勵。
三是打造高質量的為老服務和產品供給體系。推動養老人才隊伍建設，加快構建以居家為基礎、社群為依託、機構充分發展、醫養有機結合的多層次養老服務體系，提高老年服務科技化、資訊化水平，加大老年健康科技支撐力度。
四是建設老年友好型社會。發揚光大中國傳統孝道文化，弘揚尊老文化，構建養老、孝老、敬老的社會環境。補齊老年出行困難和參與社會的公共服務短板，為老年人享用社會的教育、文化、精神和文娛資源創造條件。強化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法治環境，保障老年人合法權益。形成老年人、家庭、社會、政府共同參與的良好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