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恆大研究院 任澤平 熊柴 周哲
導讀
人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要素和動力。由於計劃生育政策長期實行，中國人口危機漸行漸近，帶來的經濟社會問題日益嚴峻。近年出生人口大幅減少，生育意願大幅降低，育齡婦女規模已見頂下滑，人口老齡化加速到來……
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預期，生育堆積效應業已消退，2018年出生人口或降至約1500萬以下，即減少13%以上，總和生育率降至1.5以下。2016年“全面二孩”放開後，出生人口攀至1786萬、創2000年以來新高，但2017年就降至1723萬，2018年將大幅下滑。從已公佈的部分地方情況看，2018年1-6月江蘇省出生人口同比減少13%；山東省2017年出生人口約佔全國1/10，2018年上半年煙臺市、濰坊市、德州市出生人口分別同比減少16%、18%、22%；1-11月青島市戶籍出生人口同比減少21%。
我們呼籲，應立即全面放開並鼓勵生育，讓更多的人想生、敢生，提升總和生育率到1.8左右。
摘要
中國70年生育政策及情況演變：人口危機臨近。1）生育政策演變：從家庭自主到政府計劃，從鼓勵到嚴控再到放鬆。1949年以來生育政策主要經歷四個階段的變化：一是1949-1953年鼓勵生育階段：限制節育及人工流產。二是1954-1977年寬鬆計劃生育階段：從節制生育到“晚稀少”政策。三是1978-2013年嚴格計劃生育階段：獨生子女政策、“一孩半”政策、“雙獨二孩”政策。四是2014年至今放鬆計劃生育階段：從“單獨二孩”到“全面二孩”。2）生育情況演變：生育率走向低迷，全面二孩效應消退，出生人口即將大幅下滑。1949年以來中國出現了三輪嬰兒潮，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後的1.5左右，第四輪嬰兒潮因長期嚴格計劃生育未能出現。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預期，生育堆積效應業已消退，2018年出生人口或降至約1500萬以下，即減少13%以上。育齡婦女規模已見頂下滑，2030年20-35歲主力育齡婦女規模將比2017年減少31%，其中25-30歲生育旺盛期婦女將減少44%；出生人口即將大幅下滑，預計2030年將降至1100多萬、較2017年減少1/3。與國際相比，中國生育率下降速度前所未有，當前不僅遠低於2.45的全球平均水平，還低於1.67的已開發國家水平。3）低生育率影響：人口即將見頂，老齡化加速，剩男問題日益嚴峻，人口紅利消失。中國人口將於2024-2031年前後見頂，具體時間取決於未來鼓勵生育政策力度。中國人口快速老齡化，人口年齡中位數從1980年的22歲快速上升至2015年的37歲，預計2030年將升至43歲；2017年6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達11.4%，預計到2050年達約30%，屆時每3.3箇中國人中將有1個65歲以上的老人，養老負擔日益加重，黑龍江等部分省份養老金已入不敷出。出生人口性別比1982年開始逐漸失衡，特別是在1990-2010年期間一度超過120；“剩男”問題日益突出，2015年已超2000萬，其中超過一半在農村，9成為初中及以下學歷，到2040年“剩男”規模或達約4000萬。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在2010年達峰值，人口紅利消失，中國“未富先老”；消費受人口結構衝擊且消費結構的“銀髮經濟”特點將日益突出；主力購房人群2013年達峰值，房地產投資已過長週期拐點。
為什麼不生？——生育基礎削弱、生育成本約束。1）生育理論：從死亡率下降驅動到功利性生育意願消退，再到成本約束。根據驅動生育率下降主導因素的變化，可將人類歷史劃分為四個階段：一是高死亡率驅動階段，人們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從而保證收益最大化，總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二是死亡率下降驅動階段，人們認識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證收益最大化，總和生育率從6以上降到3左右。三是功利性生育消退階段，人們的生育行為更接近情感需求，並重視子女質量提升，總和生育率大致從3降到2左右。四是成本約束的低生育率階段，總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於意願生育水平。2）晚婚晚育、單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礎。中國結婚率2013年見頂後持續回落，離婚率持續攀升；晚婚晚育現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齡從24.1歲推遲至26.3歲，主要初育年齡從20-27歲推遲到22-29歲。因婚姻市場匹配問題及單身主義等，“剩女”規模快速增加至約600萬，且約6成在城市，學歷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此外，丁克家庭、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基礎。3）住房教育醫療等直接成本、養老負擔、機會成本高抑制生育行為，“生得起、養不起”。房價快速攀升，2004-2017年房貸收入比從17%增至44%；教育成本明顯攀升，特別是公立幼兒園供給嚴重不足，1997-2017年中國公立幼兒園在讀人數比例從95%降至44%。醫療費用持續上升，1995-2017年居民醫療保健支出上漲22.4倍，遠超可支配收入9.2倍的漲幅。中國獨生子女約1.8億，“四二一”家庭結構養老負擔重擠壓生育意願。女性勞動參與率高但就業權益保障不夠，導致生育的機會成本高。
目錄
1 中國70年生育政策及情況演變：人口危機臨近
1.1 生育政策演變：從家庭自主到政府計劃，從鼓勵到嚴控再到放鬆
1.2 生育情況演變：生育率走向低迷，全面二孩效應消退，出生人口即將大幅下滑
1.3 影響：人口即將見頂，老齡化加速，失獨家庭悲劇，剩男問題嚴峻，人口紅利消失
2 為什麼不生？——生育基礎削弱、生育成本約束
2.1 生育理論：從死亡率下降驅動到功利性生育意願消退，再到成本約束2.2 晚婚晚育、單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礎2.3 住房教育醫療等直接成本大、養老負擔重、機會成本高抑制生育行為3 國際經驗：鼓勵生育效果如何？3.1 OECD經驗：鼓勵生育哪招最管用？3.2 法國：積極推進家庭和工作的平衡，總和生育率接近23.3 日本：傳統性別分工激化工作與家庭矛盾，總和生育率停留在1.4左右，人口形勢嚴峻 4 政策建議：立即全面放開並鼓勵生育4.1 拋棄人口是負擔觀念，更加以人為本，加快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4.2 應立即全面放開生育，讓生育權重新回到家庭4.3 加快構建生育支援體系，大力鼓勵生育，使總和生育率回升到1.8左右
正文
1 中國70年生育政策及情況演變：人口危機臨近
1.1 生育政策演變：從家庭自主到政府計劃，從鼓勵到嚴控再到放鬆
1949年以來，中國生育政策主要經歷了四個階段的變化：一是1949-1953年鼓勵生育階段：限制節育及人工流產。毛澤東在1949年8月《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中談到“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也可以造出來。”1950年4月，衛生部和軍委衛生部聯合釋出《機關部隊婦女幹部打胎限制的辦法》，規定“為保障母體安全和下一代生命，禁止非法打胎”。1952年12月，衛生部發布《限制節育及人工流產暫行辦法》，將適用範圍擴大從機關和部隊至全國。1953年1月，衛生部通知海關“查避孕藥和用具與國家政策不符，應禁止進口”。
二是1954-1977年寬鬆計劃生育階段：從節制生育到“晚稀少”政策。1953年新中國第一次人口普查發現全國人口為6.02億、大幅超出政府預期，同時人口暴增的滯後效應逐漸在衣食住行、醫療、教育、就業等多方面體現，並且社會主義改造使得不少婦女有了自發避孕、以參加勞動（比如掙工分）提升生活質量的需求，節制生育政策逐漸被提出。1955年3月，《中共中央對衛生部黨組關於節制生育問題的報告的批示》中指出，“節制生育是關係廣大人民生活的一項重大政策性的問題。”1956年9月，周恩來在中共八大《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中，重申“提倡節制生育”方針。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人類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計劃地增長。”
1958開始大躍進運動，“大幹快上”使得“人多力量大”的觀點一度成為主流，馬寅初建議控制人口的“新人口論”被批判。但隨著大躍進failure及自然災害影響，中國於1959-1961年進入三年困難時期，節制生育政策再次被提出。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於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 1966年1月中共中央下發《關於計劃生育問題的批示》。但隨後文化大革命開始，計劃生育工作受衝擊。
1971年7月，《國務院轉發衛生部軍管會、商業部、燃料化學工業部“關於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 （國發〔1971〕51號），要求“在第四個五年計劃期內，使人口自然增長率逐年降低，力爭到1975年，一般城市降到10‰左右，農村降到15‰以下”。在當年制定“四五”計劃中，提出“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1973年12月第一次全國計劃生育工作彙報會提出“晚、稀、少”的政策。“晚”指男25週歲、女23週歲以後結婚，女24週歲以後生育；“稀”指生育間隔為3年以上；“少”指一對夫婦生育不超過兩個孩子。
三是1978-2013年嚴格計劃生育階段：獨生子女政策、“一孩半”政策、“雙獨二孩”政策，計劃生育一票否決。1978年末開始改革開放後，經濟社會多數領域從政府計劃轉向市場調節時，生育權卻進一步從家庭上收到政府集中管理。1978年3月，“國家提倡和推行計劃生育”首次被寫入憲法。1978年10月，中央批轉《關於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的報告》（中發〔1978〕69號），明確提出“提倡一對夫婦生育子女數最好一個，最多兩個”。1980年2月，新華社公佈有關人員的《中國人口百年預測報告》，稱如果生育趨勢不變，中國人口到2050年將達到40億，引起震動。1980年9月，中共中央發表《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要求每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從此，旨在控制一代人生育率的“獨生子女政策”在全國全面啟動和實施。1982年9月，計劃生育國策被寫入中共十二大報告，並在同年12月落實到憲法，即“國家推行計劃生育，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相適應”、“夫妻雙方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當年，湖南省常德市率先出臺檔案實行“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制”，後在全國推行。
由於阻力很大，1984年4月中共中央批轉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黨組《關於計劃生育工作情況的彙報》（中發[1984]7號），適當給部分農村地區開小口堵大口，全國19個省農村生育政策逐漸調整為“一孩半政策”，即頭胎生女孩的，可再生一個孩子。2001年底通過、2002年9月施行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規定，符合法律、法規規定條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個子女；特殊條件包括：雙方均為獨生子女，已生育一個子女的；雙方均為農村居民子女，已生育一個子女的；等等。各地根據該法制定“雙獨二孩”政策並陸續推開，河南2011年實行、全國最晚。
根據社科院蔡昉（2018）統計，2010年之前，獨生子女政策覆蓋全國35.9%的總人口，一孩半政策覆蓋52.9%的人口，二孩政策覆蓋9.6%的人口，三孩及以上的政策覆蓋1.6%的人口。
四是2014年至今放鬆計劃生育階段：從“單獨二孩”到“全面二孩”。2013年機構改革將衛生部與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合併為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同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於2014年啟動“單獨二孩”政策。因效果不好，2016年推行“全面二孩”政策，《人口和計劃生育法》修訂為“國家提倡一對夫妻生育兩個子女”。201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不再保留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組建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這是自1981年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組建以來，國務院組成部門中第一次沒有“計劃生育”名稱。
根據計劃生育部門統計，1971-2017年中國不含取出宮內節育器（俗稱“取環”）的節育手術總次數合計達10.1億次；其中，放置宮內節育器（俗稱“上環”）合計4.5億人次，輸精管結紮合計超過4000萬人，輸卵管結紮合計超過1.3億人，人工流產合計3.9億例。當然，其中存在部分自願的情況，不全是計劃生育事宜。1985年為中國節育手術數峰值、高達5279萬次（不含取環），其中放置宮內節育器、輸精管結紮、輸卵管結紮、人工流產各有1776萬人次、426萬人、1640萬人、1437萬例。
1.2 生育情況演變：生育率走向低迷，全面二孩效應消退，出生人口即將大幅下滑
1）1949年以來中國出現了三輪嬰兒潮，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後的1.5左右，第四輪嬰兒潮因長期嚴格計劃生育未能出現。生育資料一般有三種：出生人口、出生率、總和生育率。其中，出生人口和出生率資料一般由國家統計局釋出，衛生部門也存在衛生計生分娩活產統計，但2007年之前住院分娩率不足90%，且2016年之前僅包括戶籍人口分娩數。總和生育率指每個婦女一生平均生育子女數，但官方資料存在對低齡人口的漏登導致對總和生育率低估。我們基於教育部門的小學生入學資料修正出生人口數（2000-2011年），再經由生育模式將出生人口拆解為各年分年齡分孩次的出生人口，並通過漏報率修正由此計算各年分年齡段分孩次生育率，加總得出修正的2000-2017年總和生育率。與總和生育率相關的一個指標是保持人口規模不變的世代更替率，已開發國家人口世代更替率為2.1左右，中國因男女性別比和女性存活率差異為2.2左右。
第一輪嬰兒潮出現在1950-1958年，出生人口年均2100萬，峰值接近2300萬（1954年），出生率基本在30‰以上，總和生育率平均5.3。這主要在於新中國成立後人民生活安定、經濟恢復發展、醫療衛生條件改善。之後進入1959-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出生人口、出生率、總和生育率均大幅下滑。第二輪嬰兒潮出現在1962-1975年，出生人口年均2628萬，峰值超過3000萬（1963年）。這其中既有三年困難時期的補償性生育因素，也與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計劃生育工作受衝擊有關。不過，在1970年代“晚稀少”政策下，出生人口從1970年的2774萬降至1977年的1789萬，出生率從33‰降至19‰，總和生育率從5.8降至2.8，1980年更是低至2.3。第三輪嬰兒潮出現在1981-1991年，出生人口年均2260萬，峰值2550萬（1987年），出生率大致在20‰-23‰之間，總和生育率平均2.3。之後，出生人口逐漸降至2003年的約1600萬，官方總和生育率降至1.4左右、修正後約1.6。第四輪嬰兒潮應在2010年後出現，但因長期嚴格執行的計劃生育而消失，2010年官方總和生育率降至1.18，修正後僅1.5。
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預期，生育堆積效應業已消退，2018年出生人口或降至約1500萬以下，即減少13%以上。“單獨二孩”和 “全面二孩”政策均未能扭轉低迷生育趨勢。2014年“單獨二孩”放開後，出生人口1687萬、僅比2013年增加不到50萬。2016年“全面二孩”放開後，出生人口攀至1786萬、創2000年以來新高，但2017年就降至1723萬。從分孩次生育情況看，2014年以來二孩總和生育率明顯回升，這主要在於75後較強的二孩生育意願集中釋放，但一孩生育率走低和育齡婦女規模逐年下滑，預示出生人口後將大幅下滑。2013-2017年二孩總和生育率明顯回升，二孩出生人口占比31.1%上升至51.3%。但一孩總和生育率總體下滑，出生人口占比從64.3%大幅下滑至42.0%。一孩總和生育率的明顯下滑，意味著不少年輕人連一孩都不願意生，而沒有一孩就不會有二孩。
從已公佈的部分地方情況看，2018年1-6月江蘇省出生人口同比減少13%；山東省2017年出生人口約佔全國1/10，2018年上半年煙臺市、濰坊市、德州市出生人口分別同比減少16%、18%、22%；2018年1-11月青島市戶籍出生人口同比減少21%。2018年中國出生人口較2017年減少至少13%，總和生育率降至1.5以下。
育齡婦女規模已見頂下滑，2030年20-35歲主力育齡婦女規模將比2017年減少31%，其中20-35歲生育旺盛期婦女將減少44%，後續出生人口恐將大幅下滑，預計2030年將降至1100多萬、較2017年減少1/3。在修正人口普查資料中的低齡人口漏登後，我們估計了1982-2030年育齡婦女情況。1982年中國15-49歲育齡婦女規模為2.5億，到2011年達3.8億人的峰值，2017年降至3.5億，預計到2030年將降至3.0億。其中，20-35歲的主力育齡婦女從1982年的約1.2億增至1997年1.9億的峰值，到2017年降至近1.7億，預計到2030年將降至1.1億；25-30歲生育旺盛期婦女2017年約7200萬，預計到2030年將降至約4100萬，降幅約44%。在此背景下，預計2030年出生人口將降至1100多萬。
2）中國生育率下降速度在國際上前所未有，當前不僅遠低於2.45的全球平均水平，還低於1.67的已開發國家水平。根據聯合國統計，1950-2015年美國總和生育率從3.3降至1.9，日本從3降至1.4，印度從5.9降至2.4，均遠小於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從6到1.6的降幅。2016年中國總和生育率為1.62，在全球位居倒數，不僅遠低於2.45的全球平均水平（2.45），還低於1.67的高收入經濟體水平。與墨西哥、巴西、馬來西亞、俄羅斯等人均GDP相近的國家相比，中國總和生育率仍然偏低。
3）分省看，山東出生人口及出生率居首，桂黔生育率最高，京滬、黑吉遼生育率墊底。從出生人口看，2017年出生人口超過百萬有山東（175萬）、廣東（152萬）、河南（140萬）等3個省，合計佔全國的27%。從出生率看，山東、西藏、新疆、廣西、福建等5省均超過15‰，而黑龍江、遼寧、吉林、天津、上海、內蒙古、北京等7省不到10‰，東北三省甚至不到7‰。從總和生育率看，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廣西、貴州均超過1.7，而北京、上海、遼寧、黑龍江、吉林則不到0.8。
1.3 影響：人口即將見頂，老齡化加速，失獨家庭悲劇，剩男問題嚴峻，人口紅利消失
1）中國人口將於2024-2031年前後見頂，具體時間取決於未來鼓勵生育政策力度。按照目前的生育趨勢，中國人口總量峰值日益臨近，只是各機構、人口學者對何時見頂存在一定爭議。《國家人口發展規劃（2016-2030年）》認為2015年總和生育率在1.5-1.6之間，假設2020年、2030年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8，預測中國人口將在2030年前後見頂，峰值為14.5億人。
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17）》對人口規模有9個預測方案，基於不同假設預測的中國人口峰值最早在2021年，最晚在2044年，其中有7個方案預測的峰值在2032年及之前。無變動方案和固定生育率方案對未來綜合生育率假設均為1.60，比較接近現實，預測的人口峰值分別出現在2023、2026年，峰值分別為14.2億、14.3億人。
按照現行生育趨勢即總和生育率1.5，中國人口峰值將在2024年前後到來（低方案）。如未來大力鼓勵生育，假設總和生育率分別回升到1.65（中方案）、1.8（高方案），則中國人口峰值將分別延遲在2027年、2031年前後到來，峰值規模最大也不到14.4億。人口減少趨勢只會延遲，基本無法逆轉。
2）中國人口快速老齡化，人口年齡中位數從1980年的22歲快速上升至2015年的37歲，預計2030年將升至43歲。人口老齡化有兩個含義，狹義指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廣義的還包括人口年齡中位數上升。持續的低生育率導致人口快速老齡化，中國人口年齡中位數在1950-1980年大多保持在22歲以下，但之後隨著生育率持續低迷、中國人口快速老化，到2015年升至37歲；其中，30歲及以下人口占比從1982年的64.4%，降至2000年的50.5%，再降至2015年的40.1%。按照目前趨勢，預計到2030年、2050年將分別升至43歲、50歲。
從國際看，1950-2015年中國人口年齡中位數的上升速度僅次於日本。1950-2015年，美國人口年齡中位數從30.2歲升至37.6歲、上升7.4歲，歐洲從28.9歲升至41.6歲、上升12.7歲，日本從22.3歲升至44.6歲、上升24歲，印度從21.3歲升至26.7歲、上升5.4歲。如果僅看1980-2015年，則中國人口老化速度前所未有，該時期美國、歐洲、日本、印度人口年齡中位數分別上升7.6、9.0、13.8、6.5歲，遠小於中國的15歲。
同時，中國老年人口規模及比重快速上升，速度之快、規模之大在世界前所未有，預計到2050年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達約30%，屆時每3.3箇中國人中將有1個65歲以上的老人。一般認為，6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在7%以上為老齡化社會，14%以上為深度老齡化，20%以上為超級老齡化。從老齡化過渡到深度老齡化，法國用了126年、英國46年、德國40年、日本25年（1970-1994年）；從深度老齡化到超級老齡化，德國用了36年（1972-2008年），日本用了21年（1995-2006年）。中國1982年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僅為4.9%，2001年佔比超過7%、進入老齡化社會，2017年佔比達11.4%，我們預計中國將用約22年、即於2023年前後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再10年後即2033年前後進入超級老齡化社會，2050年達30.0%，老齡化速度前所未有。並且，由於人口基數大，中國老年人口規模也是前所未有。2017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已達1.6億，預計到2050將達3.9億，屆時約每3.3個人中就有1個65歲以上的老人。
並且，高齡化使中國面臨的人口老齡化問題更為嚴峻。2017年中國80歲及以上高齡老人約2900萬人，佔比2.1%。預計2030年高齡老人將達約5600萬，佔比4.0%；2050年高齡老人將達1.4億，佔比10.7%。
3）出生人口性別比從1980年代開始逐漸嚴重失衡，“剩男”問題日益突出。由於男孩的死亡率高於女孩，聯合國設定出生人口性別比（女性=100）的正常值為103-107。1980年代開始，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逐漸走高，原因在於嚴格計劃生育政策限制下的男孩偏好，特別是在農村這一偏好更為強烈，而醫療技術進步使得孕前性別檢測成為可能。
90後、00後男女性別失衡非常嚴重，出生人口性別比一度超過120。1982年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07.6，1990年超過110，2000年接近118，之後長期超過120。嚴重失衡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導致政府不得不出手干預。2011年《國家人口發展“十二五”規劃》，提出2015年的出生人口性別比目標為115，這是中國首次把控制人口出生性別比納入國家規劃。2016年《國家人口規劃（2016-2030年）》提出2020年出生人口性別比降至112以下，2030年降至107、即恢復到正常水平。在政策影響下，出生人口性別比從2008年的120.6開始持續下降，2017年已降至111.9。但是，即使未來出生人口性別比下降到正常範圍，1980年代到2030年之間出生的人口在婚姻問題上仍將面臨嚴重的“男多女少”性別不平衡問題。從經驗上看，同齡適婚女性短缺，男性的擇偶物件就會向低年齡女性轉移，並可能將擇偶地區範圍擴大，城市男性找農村女性，富裕地區男性找欠發達地區女性，“剩男”最後沉積在低收入貧困階層。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00後男女性別比達119，男性比女性多近1300萬；90後男女性別比達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萬。80後、70後未婚人群男女性別比分別為137、308。如果算上離異、喪偶的單身情況，80後、70後單身人群的男女性別比分別為136、206。
2015年中國30歲及以上未婚男性規模已超2000萬，預計到2040年將超4000萬。1990年中國30歲及以上未婚男性僅略超1000萬人，2000年超過1600萬，2015年超過2000萬。從城鄉分佈看，“剩男”超過一半在農村，2010年30歲及以上未婚男性在城市、建制鎮、鄉村的分佈分別為24.4%、13.5%、64.2%，2015年變為30.0%、17.8%、52.2%。農村“剩男”問題比城市和建制鎮更嚴重，2015年農村30歲以上男性未婚率為5.7%，超過城市的4.3%和建制鎮的3.6%。從受教育程度看，鄉村“剩男”超過90%為低學歷者。在30歲及以上未婚男性中，2010年未上過學、小學文化、初中文化的比例分別為17.5%、44.6%、33.1%。未上過學的男性未婚率高達15%；其次是因為學習深造推遲進入婚姻市場的研究生學歷男性，未婚率高達9%。隨著1990年以來高性別比的出生人口逐漸進入婚嫁年齡，預計未來“剩男”問題還將更為突出，預計到2040年可能達約4000萬。“個人困擾”的婚姻擠壓問題可能演變為“公共問題”的人口安全問題，包括婦女買賣、性騷擾、性犯罪等。
4）失獨家庭已達百萬。失獨家庭是中國特殊時期計劃生育政策的特殊產物，儘管獨生子女死亡只是一件件孤立的家庭事件，但這種風險卻是“只生一個”的計劃生育政策造成的。在獨生子女家庭，如果獨生子女死亡，整個家庭就可能面臨崩潰，家庭功能如撫養、贍養、經濟、教育和社會化功能將逐漸弱化甚至消失。失獨家庭普遍神經較為脆弱而敏感，心理問題較多。有關研究表明，當前中國已累計超過100萬個，且每年“失獨家庭”增加7.6萬個，此外還有數量較大的“殘獨家庭。
5）人口紅利提前消失，中國面臨“未富先老”。1978年改革開放後，中國依靠龐大且年輕的勞動力資源，以及與之相關的巨大市場，快速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1962-1975年第二輪嬰兒潮人口是改革開放40年的建設主力，生產和儲蓄多，消費少，導致儲蓄率和投資率上升，儲蓄超過投資部分產生貿易順差，同時過剩的流動性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推動消費升級，經濟潛在增長率較高。在長期低生育率背景下，隨著這些人變老，中國15-64歲人口比例和人口總撫養比均在2010年迎來拐點，儲蓄率和投資率下降，消費率上升，貿易順差收窄，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不過，2017年中國人口總撫養比為39.2%，未來幾年仍處於人口負擔較輕的“人口機會視窗”期（小於50%）。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80後、90後、00後人口分別為2.19億、1.88億、1.47億，90後比80後少約3100萬，00後比90後少4100萬。
從國際上看，美國、日本、英國、韓國等經濟體在人口總撫養比見底時，可比的人均收入均遠高於中國。根據世界銀行，美國、日本、英國、韓國的人口總撫養比分別在2009、1991、2013、2013年見底。而中國的人口撫養比在2010年見底，人均GDP遠低於發達經濟體，“未富先老”。中國經濟迫切需要從高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
中國將逐漸成為世界上養老負擔最重的國家之一，嚴重拖累國家財政、制約經濟活力。養老金體系的實質是一種收入的代際再分配，即把今天勞動人口交的養老保費支付給退休老年人。隨著老齡化加速，老人比例增加、勞動者比例下降，養老體系不可持續，出路是要麼減少老人福利，要麼延遲退休。從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看，中國累計結餘可支付時間從2012年的18.5個月逐漸下降至2017年的13.8個月，養老金撫養比（在職人數/退休人數）降至2.65。並且，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區域差異很大，2017年有6省養老金入不敷出，有15個省的累計結餘可支付時間在10個月以下，有7個省的養老金撫養比已降至2以下。其中，黑龍江養老保險基金從2013年開始持續“入不敷出”， 2016年累計結餘轉負。
並且，隨著老齡化加劇，醫療支出壓力也將越來越大。根據國家衛生服務調查，2003-2013年中國調查地區居民兩週患病率（患病人次數/調查人數）從14.3%增至24.1%；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患病從33.8%增至62.2%，2013年老年人口的患病率是平均水平的2.58倍。
從消費看，人口結構變化對消費增速影響負面，且消費結構的“銀髮經濟”特點將日益突出。假定人的一生分為三個階段：年青時期、中年時期和老年時期，其中前兩個階段是工作時期，後面一個是非工作時期。根據生命週期理論，如果人口年齡結構發生變化，邊際消費傾向也會發生變化。年輕人儲蓄很少，消費接近收入，甚至負債消費超過收入，消費傾向較高；中年人收入明顯大於消費，既要償還年輕時負債，又要儲蓄養老，消費傾向較低；老年人消費主要依靠儲蓄、大於收入，消費傾向較高。因此，如果年輕人和老年人的比例上升，則消費傾向就會提高；如果中年人的比例上升，則消費傾向會降低。從消費水平看，中年人的支付能力最強，而老年人和年輕人較弱。因此，當中年人比重下降時，消費增速將逐漸放緩。
以美國為例，美國消費水平最高的是35-44歲、45-54歲，其次是55-64歲，三個年齡段平均消費傾向比不到80%，其他年齡段消費水平較低，但平均消費傾向較高，25歲以下、75歲以上的平均消費傾向超過100%。從中國看，由於退休多在60歲之前，我們以35-59歲計算，2010-2015年35-59歲人口比重從38.1%降至37.8%，即消費能力最強、但消費傾向較低的中年人口比重已經見頂，意味著消費增速將逐漸放緩。
從消費結構看，老年的吃、穿、住、用、行都有自己的特點，未來醫療保健、養老等“銀髮行業”具有較大發展空間，但還有一些行業如果沒有國際需求對接，恐面臨萎縮。比如，隨著出生人口規模日趨下滑，嬰幼兒相關消費下行。
在房地產領域，房地產投資長週期拐點已過，房地產市場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中速、高質量發展階段。房地產長期看人口，中國20-50歲主力購房人群在2013年見頂，出生人口後期將持續下滑至2030年的1100多萬，房地產投資增速已在2010年見頂，商品住宅銷售面積大概率在2018年見頂。（具體見《房地產週期》，人民出版社，2017）
2 為什麼不生？——生育基礎削弱、生育成本約束
2.1 生育理論：從死亡率下降驅動到功利性生育意願消退，再到成本約束
中國不是世界上唯一實行計劃生育的經濟體，日本、印度、韓國、台灣等都曾實行過計劃生育，但日本、韓國、台灣的計劃生育政策多為指導性、而非強制性，印度因為國內宗教、種族、地方勢力反對、未能有效實施。生育率大幅下滑也並非只發生在中國，國際上諸多經濟體均是如此，只是下降的速度存在差異，當前生育率水平存在差異。
借鑑人口轉變理論、萊賓斯坦的孩子成本收益理論、貝克爾的孩子數量質量替代理論、伊斯特林的供給需求理論和邦戈茨的低生育率模型等，我們參考人口學者李建明（2009）的思路提出一個新的生育行為動力模型：
TFR=Fu*Ft*Fi*Fp*F（c，u*r，g）
其中，TFR （Total Fertility Rate）指總和生育率；Fu（Unwanted Fertility）指非意願生育，受避孕節育技術等影響，提高生育率；Ft（Tempo Effect）指推遲生育、晚育等進度效應，抑制生育率；Fi（Infecundity）指不孕效應，抑制生育率；Fp（Policy）指生育政策的影響，中性、鼓勵或抑制。F（c，u*r，g）指受成本（Cost）、收益（Utility）、傷殘死亡率等替代效應（Repalcement Effect）、性別偏好（Gender）影響的意願生育數；其中，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間接的機會成本，收益包括精神收益和功利性收益（經濟收益、養老保障及家庭地位收益等）；傷殘死亡率與收益密切相關，傷殘死亡率越高、收益越低；性別偏好如果強烈，將提高生育水平，但影響相對較小。
根據驅動生育率下降主導因素的變化，可以將人類歷史劃分為四個階段：1）高死亡率驅動階段，人們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從而保證收益最大化，總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農業文明時期，驅動高生育率的主要因素是高死亡率。該時期家庭多自給自足，生養孩子的直接成本很低、農業生產的季節性決定閒暇時間多、機會成本低。與此同時，勞動密集型的農業生產模式決定生養子女的預期經濟收益高，並且農民只能依靠養兒防老，家族地位也與人丁是否興旺密切相關，但公共衛生條件落後、戰爭頻繁等因素導致死亡率高達20‰或30‰以上，這使得人民不得不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
2）死亡率下降驅動階段，人們認識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證收益最大化，總和生育率從6以上降到3左右。隨著公共衛生條件大幅改善、醫療技術大幅進步，死亡率持續大幅下降，人類不再需要以原先那麼高的生育率才能保證收益，當這種事實逐漸被社會大多數人認識到時，生育率隨著避孕節育技術進步而將隨之下降。從國際經驗看，這種自然轉變大多存在15-25年的時滯。1950-1970年中國死亡率大致從約20‰降至8‰，1970-1978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從5.8降至2.7，因為“晚稀少”生育政策只用了不到10年。
3）功利性生育消退階段，人們的生育行為更接近情感需求，並重視子女質量提升，總和生育率大致從3降到2左右。由於死亡率已降至低水平，影響生育行為的主導因素轉變為收益問題。隨著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生養孩子的直接成本上升，特別是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後、女性更多參與就業使得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也在上升；而在收益方面，精神收益與收入基本不相關，功利性收益下降，導致意願生育數下降。並且，收入上升使得家庭對孩子質量的需求更大，就如同有錢人偏好高檔商品。這逐漸使得家庭的生育行為逐漸遠離功利，而接近一男一女兩個孩子的情感需求，總和生育率大致降到2左右。中國這種轉變大致發生在1979-1990年，除計劃生育政策影響外，還伴隨著改革開放後工業化、城市化快速推進，鄉鎮企業發展以及農村人口大量遷向城市打工。根據相關調查，中國當前意願總和生育率大致在1.6-1.9左右。我們2018年3月在微信、今日頭條、微博等平臺上的12萬人調查顯示，意願總和生育率為1.73。
4）成本約束的低生育率階段，總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於意願生育水平。在現代社會，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不是因為意願生育意願數的減少，而主要是成本提高導致人們的生育意願不能完全實現。實際生育水平與意願生育水平的差距決定於成本的高低。
2.2 晚婚晚育、單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礎
1）中國結婚率2013年見頂後持續回落，離婚率持續攀升；晚婚晚育現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齡從24.1歲推遲至26.3歲。與美國、歐洲非婚生子女佔比高達40%-60%不同，中國非婚生子女佔比大約不到10%。因此，在育齡婦女規模及年齡結構給定的情況下，中國的生育問題首先是結婚問題。2013年中國結婚登記對數達1347萬對，之後持續下滑至2017年的1063萬對，粗結婚率從9.9‰降至7.7‰。離婚登記對數從1995年之前的不到100萬對攀升至2017年的437萬對，粗離婚率攀升至3.2‰。
中國女性、男性法定結婚年齡分別為20、22歲，晚婚年齡分別為23歲、25歲。1990-201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3.6歲推遲至25.9歲，女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2.0歲推遲到23.9歲；其中，女性、男性平均初婚年齡分別在1996、1998年超過晚婚年齡。根據民政部統計，2005-2016年20-24歲結婚登記人數（含再婚）佔比從47.0%降至24.2%，25-29歲、30-34歲、35歲以上結婚登記人數佔比分別從34.3%、9.9%、8.8%增至38.2%、12.8%、24.8%。
在晚婚的同時，晚育現象也日益突出，初育年齡每推遲一個月，大概會影響總和生育率下降8%左右。1990-2015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齡從24.1歲推遲至26.3歲，平均生育年齡（所有孩次）從24.8歲推遲至28.0歲。1990年主要初育年齡、主要生育年齡均為20-27歲，生育一孩數、生育子女數佔比分別為86.6%、74.9%。而到2015年，主要初育年齡推遲至22-29歲，且生育一孩數佔比降至66.7%；主要生育年齡推遲至23-30歲，且生育子女數佔比降至59.1%。並且，1990-2015年30歲以上高齡產婦的生育一孩數佔比從4.2%增至近19.2%，生育子女數佔比14.0%增至32.3%。從2015年小普查資料看，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平均年齡分別為26.3、29.6、32.0歲。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育齡婦女年齡分別集中在21-29歲、24-34歲、25-36歲，生育孩次數佔比分別為72.0%、73.5%、69.5%。
在發達地區，晚婚晚育情況更是突出。根據上海市婦聯《改革開放40年上海女性發展調研報告》，2015年上海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齡分別為30.3歲、28.4歲；其中女性平均初育年齡為29.0歲。
此外，結婚後選擇丁克的家庭也在增多，尤其是在較為發達的一二線城市。上海市婦聯2004年的一項調查顯示，13.3%的青年知識女性選擇暫時的丁克家庭；深圳市社會科學院性別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的一項調查表明，丁克家庭在深圳市戶籍家庭中佔比約為10%左右，且呈趨勢上升。根據政協副祕書長劉家強2018年7月在《學習時報》文章，2010年中國有60萬戶丁克家庭，並有繼續增加的趨勢，其衍生的養老、情感等家庭問題將外溢為社會問題。
2）因婚姻市場匹配問題及單身主義等，“剩女”規模快速增加至約600萬，且約6成在城市，學歷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在婚姻市場匹配中，女性多偏好不低於自身條件的男性，男性多偏好不高於自身條件的女性。這意味著即便婚姻市場男女性別比平衡，條件最好的女性和條件最差的男性也可能被剩下。中國社科院人口所研究員吳要武等2015年在《經濟學季刊》撰文指出，1999年高校擴招後，女性在高等教育群體中開始占主導地位，一方面因為推遲進入婚姻市場，搜尋failure的概率提高；另一方面更多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女性面對相對減少的潛在配偶供給，匹配困難和failure的風險進一步增大。1998-2017年，本專科招生數從108萬增至761萬人，研究生招生數從7萬增至81萬人；其中，在讀女生佔比從38.3%增至52.2%，2017年女性在讀本科生、研究生佔比分別為52.5%、48.4%。
1990年中國30歲及以上未婚女性僅為46萬，2000年超過154萬，2015年攀升至590萬；其中，30-34歲女性未婚率從0.6%攀升至7.0%。從受教育程度看，30歲及以上未婚女性中具有小學及以下學歷、初中學歷、高中學歷、大學及以上學歷的人數佔比分別為22.3%、37.2%、19.1%、21.5%。其中，雖然30歲及以上未婚女性中，具有研究生學歷的人數佔比僅為1.9%，但30歲及以上研究生學歷女性未婚率高達11%，遠高於本科學歷及以下女性未婚率的5%。從城鄉分佈看，“剩女”近6成在城市。2010年30歲及以上未婚女性在城市、建制鎮、鄉村的分佈分別為49.4%、14.3%、36.3%，2015年變成56.6%、16.2%、27.2%。2015年城市30歲及以上女性未婚率為2.4%，明顯超過建制鎮的1.0%、農村的0.9%。
3）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能力。中國臨床對不孕不育定義為世界衛生組織標準，即男女雙方有生育意願、經過12個月及以上的規律無保護性生活後未受孕。不孕不育分為原發性和繼發性兩種；其中，原發性不孕指未曾懷孕過且不能生育的現象，繼發性不孕指過去曾經懷孕過，但再也無法懷孕的現象。女性不孕的原因主要包括輸卵管異常、子宮內膜異位、反覆人工流產導致子宮內膜炎症粘連病變等，男性不育的原因主要包括精液異常、性功能異常、免疫因素等。
一般而言，生育年齡推遲、環境汙染、不良生活方式、生殖衛生保護缺失等導致不孕不育率上升。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齡為25-29歲，男性為25-35歲。有研究發現，35歲女性生育能力大致為25歲時的50%，到40歲時再降至35歲的50%。日夜顛倒、久坐、不鍛鍊、長時間使用電子產品、吸菸、酗酒、環境汙染、高強度輻射等均會導致男性精子質量下降。根據廣東省醫科大學附屬第三醫院2018年在《生殖醫學雜誌》基於11.3萬例樣本的研究，2005-2014年男性精液質量呈明顯下滑態勢。
根據中國婦女兒童事業發展中心、中國人口協會2009年釋出的《中國不孕不育現狀調研報告》，從醫院門診的情況來看，不孕不育症的發生率佔育齡夫婦的15%-20%。其中，女方原因佔50%，男方原因佔30%，男女雙方原因佔10%，未查出病因者約為10%。隨著醫療技術不斷進步，藥物治療、試管嬰兒、人工受精等方法使得不孕不育問題得到部分對衝。
2.3 住房教育醫療等直接成本大、養老負擔重、機會成本高抑制生育行為
住房、教育、醫療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為的“三座大山”， 獨生子女夫婦“四二一”的家庭結構養老負擔重、擠壓生育，女性勞動參與率較高但就業權益保障不夠，導致機會成本高。年輕人“不想生、不敢生”，近年來網上有段子描述這一現象，雖然有些誇張，但也反映了一些問題。“生不起，一萬幾；生得起，養不起；養得起，學不起；學得起，娶不起；娶得起，生不起，生了又是一萬幾；最後我還病不起，病了我還死不起”。
1）房價快速攀升，居民債務壓力快速上升，2004-2017年房貸收入比從17%增至44%。1998年房改以來，房價總體保持大幅上漲，給家庭撫養孩子和為子女結婚購房帶來了很大壓力。從資料上看，1998-2018年全國新建商品均價從1854元/平上漲至8542元，3.1倍的漲幅看似小於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5.7倍的漲幅。但實際上，全國新建商品住宅均價存在著統計範圍變化的問題，比如隨著時間推移從市區到郊區，並不能反映實際房價情況。
從以房貸為主的居民債務資料看，2004-2017年中國個人購房貸款餘額從1.6萬億元增至21.9萬億元，增長13.7倍，佔居民貸款餘額的比例大致在50%以上，2017年為54%。房貸收入比（個人購房貸款餘額/可支配收入）從17%增至44%，帶動住戶部門債務收入比（居民債務餘額/可支配收入）從29%增至80%。需要指出的是，現實中不少居民通過消費貸、信用貸等形式湊集購房資金，這意味著實際的房貸收入比更高。
2）教育成本明顯攀升，特別是公立幼兒園供給嚴重不足，1997-2017年中國公立幼兒園在讀人數比例從95%降至44%。由於從2006年開始逐漸實行義務教育階段“兩免一補”政策（免除學雜費、免費提供教科書、補助生活費），當前教育成本主要包括幼兒園學雜費、幼兒園及小學初高中階段輔導班費用、大學學費及生活費等。根據新浪教育《2017中國家庭教育消費白皮書》抽樣統計，學前教育階段教育支出佔家庭年收入的26%，義務教育和高中教育階段佔21%，大學階段佔29%。
公立幼兒園供給大幅下降，許多家庭被迫選擇價格昂貴的私立幼兒園，是學前教育費用高昂的一個重要原因。根據教育部分類，幼兒園分為教育部門辦、集體辦、民辦、其他部門辦。1997年，中國公立幼兒園數達18.2萬所，其中公立幼兒園數佔比86.5%，在園人數佔比94.6%。從2001年開始，幼兒園被大量推向社會辦學，加上基層中小學大量撤點並校，特別是在農村，導致農村、縣鎮、城市幼兒園分別大幅減少4、1.5、0.9萬所。2001-2017年全國幼兒園所數從11.2萬增至25.5萬所，公立幼兒園數從6.7萬所減少至2010年的4.8萬所，再回升至2017年為9.5萬所，佔比從60.1%降至30.7%再回升至37.1%；但公立幼兒園在園人數佔比未有回升，從83.1%持續降至44.1%。分城鄉看，2001-2017年城市、縣鎮、農村的公立幼兒園所數佔比從56.3%、43.9%、71.6%分別降至23.2%、32.4%、53.7%。城市、縣鎮、農村的公立幼兒園在園人數佔比分別從75.5%、74.8%、90.6%上升至2016年的35.7%、33.4%、57.7%。
此外，當前中小學上學時間為8：30，且8：00以後才能到校；放學時間很多在15：30，給雙職工父母帶來了接送難題。此外，不少地方還要求由父母批改學生家庭作業、並講解錯題，逐漸演變為“家庭作業演變成為家長作業”、“教師減負、家長增負”。
3）醫療費用持續上升，1995-2017年居民醫療保健支出上漲22.4倍，遠超可支配收入9.2倍的漲幅。由於環境汙染、工作生活壓力加大及人口老齡化等原因，患病率上升，病因越來越複雜，一些病症越來越難治、且費用可達百萬元級別的天價，“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情況長期存在，家庭在做生育決策時必須考慮未來可能的醫療費用。2004-2017年，中國居民平均到醫療機構診療人次從3.07人次上升至5.88人次，住院率從5.1%升至17.6%。根據《2017年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醫院人均門診費用為257元，人均住院費用8891元，日均住院費用959元；其中公立三級醫院上述費用分別為306、13088、1334元。
在此影響下，居民醫療費用快速增長，在消費性支出的比重持續上升。1995-2017年全國居民人均醫療保健支出從62元升至1451元，上漲22.4倍，遠高於人均可支配收入9.2倍、人均消費性支出8.4倍的漲幅。全國居民人均醫療保健支出佔消費性支出的比重從3.2%上升至7.9%，其中城市居民從3.1%升至7.3%，農村居民從3.2%升至9.7%。因此，儘管個人衛生支出佔國家衛生總費用比例從2001年的60.0%下滑至28.8%，但居民仍普遍覺得醫療費用仍然較高。
4）獨生子女夫婦“四二一”家庭結構養老負擔重，擠壓生育意願。持續低生育率導致家庭規模“小型化”，1953-2010年以實際共同居住統計的中國家庭戶規模從4.36人下降到3.10人。從血緣關係看，80後、90後獨生子女組成的家庭實際面臨“四二一”家庭結構，即四個老人、一對夫妻、一個孩子。根據中國社科院人口學者王廣州（2013）估計，2010年全國獨生子女規模約1.45億，且在現行生育政策下每年增加約400萬人以上；由此推算，2018年獨生子女規模約有1.8億。雙方均為獨生子女的夫婦需要贍養四個老人，如果再生育二孩，則生活壓力更大，養老負擔重對生育意願形成明顯擠壓。
如果當前生育形勢不改變，隨著未來00後進入婚育年齡以及老人壽命延長，部分家庭甚至可能面臨“八四二一”的家庭結構，即八個老人、四個父母、一對夫妻，一個孩子。
5）女性勞動參與率高但就業權益保障不夠，導致生育的機會成本高。生育、看護、培養孩子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這即為家庭、女性的機會成本。女性需要更多平衡職場和家庭，已婚未育女性在職場更易遭受性別歧視。女性勞動參與率與生育率的關係可主要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女性參與勞動為家庭帶來收入效應，有利於生育。二是在性別歧視度較高的情況下，女性勞動參與率越高，生育的機會成本越大，女性越不願意生育。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統計，1990-2017年中國女性勞動參與率（15歲及以上）從73.2%降至61.5%，大幅下降11.7個百分點，但在全球仍然處於較高水平。2017年全球女性勞動參與率為48.7%，美國、歐盟、日本、印度分別為55.7%、51.1%、50.5%、27.2%。與此同時，儘管中國保護女性就業權益的相關法律法規不少，但職場的性別歧視仍然較為嚴重，1990-2017年中國女性勞動參與率與男性的差距從11.6個百分點擴大到14.6個百分點，而全球、美國、歐盟、日本男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差距均呈縮小態勢。主要原因在於，相關政策的針對性、可操作性有待改進，監管力度有待加強，特別是政府資金投入較小，對生育機會成本的分擔較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