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巨頭的原罪

我們應該如何講述現在已經過來二十年的數字化世紀的故事？就像記者傾向要做的那樣，我們可以將注意力聚焦在對互聯生活的貶損上。隨著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吞噬了網路世界，它們也破壞了傳統媒體，為傳播者賦權，擴大了美國的政治分歧。儘管智慧手機有著種種奇蹟和實用性，但也被證明是一種麻醉劑。

但是，如果我們不把注意力集中在科技巨頭過犯的罪行（sins of commission）上，而是把同樣的關注放在它們的忽略的罪行（sins of omission）上，也就是那些失敗、破產，未兌現的承諾上面呢？過去幾年為我們提供了若干聳人聽聞的例子。聯合辦公公司WeWork 聲稱自己將重塑工作場所，但在準備上市前夕卻突然崩盤了。Uber曾經被視為一支不可阻擋的力量，認為它會像地鐵一樣從根本上改變城市交通，但其上市的市值也出現了類似的直線下降。2019年一月到十月間，兩家公司共損失了100億美元。

儘管這些公司看起來像是異類，但它們的掙扎不僅向投資者而且向我們所有人都傳達了一個資訊。科技巨頭還在繼續尋找賣廣告和雲空間的新的贏利方法，但在重塑血肉與鋼筋組成的現實世界已經失敗了，而且往往是非常惹眼的失敗。

幾十年來，我們一直求助於矽谷來向我們展示美國未來的努力方向。樂觀情緒既來自灣區的那些福音派人士，也來自華盛頓。在1988年的一次預示著計算機晶片前景的演講中，里根總統曾說：“在新經濟當中，人類的發明將愈發令物理資源變得過時。”在1980和90年代，像戈爾（Al Gore）這樣的民主黨人組成了新一代的自由主義者，他們以早期的視訊遊戲公司Atari為名，取名為“雅達利民主黨”。他們相信，計算機技術將會提供規模類似於羅斯福新政一樣的機會。網際網路時代被譽為第三次工業革命，會成為激發個人創造力的推動力以及就業的引擎。

不過在這些方面，它並沒有實現承諾。相反，數字時代恰逢美國的經濟活力低迷之際。科技行業的創新只是使得少數人變得很富有，但未能創造出足夠的中 產階層就業機會來抵消美國製造業基礎的淪陷，也不能幫助解決美國最緊迫的問題：日益惡化的基礎設施，氣候變化，低增長，經濟不平等加劇。在實體世界運營的高科技公司（比方說Lyft和DoorDash ）是提供了更大的便利，但是它們幾乎不能代表里根和戈爾所想要的那種轉變。這些失敗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卑鄙和激進主義的根源（也許比web之毒更甚）。

從現在開始的今後幾十年時間裡，當歷史學家對21世紀之初進行回顧時，可能會把那段時期看作是全球最富有的國家裡面的那些最聰明的人，將其全部的才能、時間和資本都傾注到人類事業的一小塊——數字技術裡面的時代。他們的努力讓我們可以毫不費力地訪問到媒體、資訊、消費品和司機。但是軟體幾乎對現實世界產生任何改變。他們承諾的是一次工業革命。我們得到的是一場消費者便利性的革命。

最初的工業革命讓人類掙脫了長達數百年的，緩慢的經濟增長牢籠。在19世紀初期，生產力和收入都出現了猛增，這首先是出現在英國，然後是整個歐洲。儘管這種轉變對許多人來說是殘酷的，但其收益卻得到了廣泛的分享：工人階層的實際工資在那個世紀的上半葉翻了一番，而到下半葉，出生時的預期壽命則得到大大提高。

但在計算機時代，經濟卻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如果美國的生產率一直保持從哈里·杜魯門競選總統到理查德·尼克松辭職這段時間的增長率的話，那2013年的經濟本該要大60%左右。（把這些收益平均分配後，典型的中 產階層家庭每年可額外獲得大約30000美元。）但情況卻截然相反相反，1973年至2013年的收入增速下降了80%。

技術的捍衛者聲稱，傳統的巨集觀經濟工具不可能捕捉得到智慧手機——一種可以充當照相機、遊戲機、網路門戶以及電話的裝置的魔力。他們告訴經濟學家，翻翻你的教科書啊：除了我們衡量一切變好的程度的能力以外，一切都在改善啊。

但是，不管你再怎麼積極地搗騰那些數字，計算機時代伴隨著經濟增長率的下降都是事實。當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的經濟學家Chad Syverson在研究增長“不見了”的問題時，他發現生產力下降已使美國2004年以來的GDP減少了2.7萬億美元。美國人可能喜歡他們的智慧手機，但所有這些免費應用值不了上萬億美元。

而且，如果你從你的智慧手機上去尋找的話，進展就會變得難以看清。城市的物理世界——電燈的光芒、汽車的隆隆聲、頭上飛機以及腳下地鐵的轟鳴——這些都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發明的產物。感覺物理環境已經令人鬱悶地終結了。大量的創新已被分流到位元和程式碼組成的無形領域。

技術倡導者認為，通過讓個人以前所未有的便利方式進行搗騰、交談和交易，所有這些程式碼都提高了人類的獨創性。的確如此。沒人會質疑錄製音樂，推銷視訊遊戲或發表論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容易。但是從大多數方面來看，個人創新能力正在下降。2015年，美國人創辦公司的可能性遠低於1980年代。根據經濟學家泰勒·科恩（Tyler Cowen）的說法，寬頻技術的普及幾乎與每個城市以及每個行業的創業活動減少相關聯。

關於創新減少的一種解釋可以追溯到矽谷。無論是在辦公軟體，社交媒體（Facebook）還是搜尋廣告（Google）領域，技術領域的最大贏家最終其實都形成了壟斷地位。科技巨頭髮展的不是創新，而是規模，乃至於大到嚇跑了創業者。風險投資家對科技巨頭所帶來的可怕陰影有一個專門的術語：殺繆地帶。科技巨頭的強大實力加劇了地區不平等，使財富集中在他們設點的少數都市地區。80%的風投資本只投向了三個州——加利福尼亞州、紐約州以及馬薩諸塞州。網際網路的工具本應粉碎傳統帝國，釋放未開發的創造力，並分散財富。但結果相反，那些技術勢力已經變得像他們曾經打算要取代的公司一樣殘酷、好鬥。

幾十年來，技術界靠吹捧著即將到來的技術飛躍來擺脫其巨集觀經濟影響的乏味。以無人駕駛汽車為例，它可以用攝像頭和計算機來操縱大型車隊，取代有缺陷的人類駕駛員，從而挽救生命並創造出新的製造業。今年四月，埃隆· 馬斯克（Elon Musk）曾預測，到2020年，將有100萬輛“機器的士”出現，汽車製造商和科技公司也跟他一樣持樂觀態度。然而，無人駕駛汽車的發展一直都很緩慢。把人類經過幾千年演進已成的視覺與人工技能編碼進計算機裡面並非易事。但這恰恰是矽谷長期以來所許諾的，近乎奇蹟的成就。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過去十年中最引人注目的消費技術創新不是計算機會開車，而是合同工開車。我們已經看到了讓消費者召喚產品、服務上門的公司出現了爆發式的增長，無論是食物（DoorDash ），打雜（TaskRabbit ）還是叫車（Uber 和Lyft ）均如此。在這種所謂的平臺經濟當中，商品往往是由工人帶著走的，後者的兼職身份使得平臺避免了提供包括健康保險在內的所有福利。這些廉價的服務令雅皮士的生活變得更加便利。但是，這些公司並沒有改善交通狀況或者令工人致富，反而加劇了交通擁堵，耗盡了公共交通資源，加劇了城市不平等現象。數字時代留給現實世界的進展就是這些東西嗎？

我們來提出一個公平的異議吧：如果我說，我所告訴你有關進步放緩以及人類獨創性的一切都是真的，但那不是矽谷的錯呢？

金融科技公司Stripe CEO Patrick Collison 說：“對於進展的放緩，我認為我們應該比大多數人的態度都要失望得多。但是增長放緩的出現要早於網際網路，而且我仍然認為，從總體來看，數字革命是過去50年這一更大圖景裡面的一個非常突出的亮點。目前的現狀，以及我們孕育創新的更廣泛的社會能力，幾乎肯定是需要做出顯著改變的。但是，如果我們生產不出足夠黃金的話，該責怪的不應該是那蛋，而應該是鵝，理解這一點很重要。”

Collison 的觀點是正確的，我們不應該將所有負面經濟指標都歸咎到科技巨頭身上，其中許多都是治理不善，改善能源、房屋建築等行業生產率困難等因素的錯。從很多方面來說，數字革命還改善了整體放緩的趨勢。是，地理上的流動性正在下降，但是網際網路令遠端工作變得更加可行。是，空中旅行沒有比30年前快（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更慢），但是旅行比較網站令票價更便宜，而且飛行中的Wi-Fi令航班變得更高效了。

但是讓矽谷擺脫困境也將是一個錯誤。今天的科技行業就像巨人一樣凌駕於美國經濟之上。計算研究協會的資料顯示，從2013年到2017年，電腦科學專業的人數增加了一倍以上。另據PitchBook的資料，軟體對美國風險資本仍有強大的影響力，2018年有3700 筆交易都是軟體方面的。排名第二的醫藥和生物技術僅有720筆交易。從研發的角度來看，技術至高無上的地位是史無前例的。在一篇通過專利申請回顧美國創新歷史的論文中，經濟學家Mikko Packalen 和Jay Bhattacharya發現，以前的創新性努力在化學，電子，醫學和機械工程等多個類別中均取得了專利申請的爆發式增長。相比之下，自2000年以來，美國的專利就一直被計算機和通訊技術統治。美國的創新人才已從廣泛性轉向專業化。如果我們把那麼多的資源都集中在一個板塊的話，那個板塊的產出自然會更好。

也許現在是時候重新考慮把那麼大的賭注押到矽谷身上是否明智了，這能否把美國從生鏽的現在帶到光明的未來呢？太多的美國人在追求根本不重要的問題。網際網路曾經被譽為是民主的力量以及逃避制度控制的手段。但是，矽谷最賺錢的商業模式就是構建用於跟蹤和操縱人類行為的廣泛系統：Facebook和Google這兩家巨頭90%的收入都是靠賣廣告得來的。隨著重大問題依舊懸而未決，科技業的廣告雙寡頭市值加起來就大概佔到了1.5萬億美元。

經濟學家、航天創業者Eli Dourado 告訴我說：“跟大家的期待相比，網際網路時代實在是沒給人留下什麼深刻印象。我還擔心它會從其他可能受益於更多創新的行業吸走人才。所有這些開app和SaaS公司的人，如果他們投身於物理世界當中的挑戰，尤其是在能源、住房、健康和交通方面的挑戰的話，那麼他們有有可能產生真正的影響。”

Dourado並不認為我們的想法已經枯竭了，只是我們曾經十分巨集偉的勃勃野心變小了，只專注於少數能夠可靠地賺錢的事情上面，比方說廣告技術、雲服務，這些屬於容易摘到的果子。他主張要開展一項去摘取更高處果實的國家專案。矽谷可以神話對生物技術（可以改變預防保健和疾病檢測）和建築自動化（可以降低新住房和運輸價格）的投資。在聯邦政府的幫助下，技術還可以在解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挑戰：氣候變化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碳捕獲系統可以消除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可以減緩全球變暖的速度，同時還可以增加數十萬個工作崗位。2019年，美國能源部宣佈將投入超過1.5億美元的聯邦資金用於碳捕獲的研發。這筆錢不算一毛不值，但請想想看，在最高峰的時候，阿波羅登月計劃佔用了聯邦支出的2%以上，那可是相當於今天的近1000億美元啊。

認為矽谷可以將美國所有的問題一掃而空的想法一直都只是一種幻想，這是被試圖吸引資本到加州的技術專家，以及試圖將責任從華盛頓轉移出去的政治家們所迷惑了。矽谷在應對新世紀的挑戰中可以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它不能夠單獨行動。變革性進步需要從下到上的全員參與，而美國人民早早就接受了可以通過程式碼來實現繁榮的想法。

在過去的二十年裡，我們把財富和人才都堆積到了軟體和數字優化的飄渺世界裡。想象一下，如果美國人的獨創精神再回到地球上的話，那會是一番什麼樣的成就。

來自：36氪  原文：：The Real Trouble With Silicon Vall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