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城市競爭，往往是土地、資源等傳統要素的比拼；進入到數字化時代，資料要素在城市發展與競爭中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一座城市的興政、善業、發展愈發離不開資料的支撐。

也正因為如此，“資料治理”在城市發展中的作用與價值日漸突出。隨著數字經濟高速發展、大資料和AI等新一代數字技術興起以及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設需求，“資料治理”建設的高峰期已正式開啟。

最新的IDC《中國政務資料治理解決方案市場份額，2020》報告也印證了這種趨勢。報告顯示，2020年的政務資料治理市場總量達到34.54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速為10.3%；相比於2019年，市場競爭格局發生較大變化，以中國系統為代表的綜合平臺技術優勢突出的廠商嶄露頭角，開始在市場佔據主導地位。

這是否也意味著政府資料治理進入到全棧綜合能力比拼的時代？

資料治理：任重道遠

資料治理並不是新鮮話題，但未來依然任重道遠。

去年，隨著《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資料安全法》、《十四五規劃報告》等一系列法規政策的釋出，既肯定了資料要素的地位，又打消了資料共享與流通的顧慮，更指明瞭資料應用的方向。

這無疑為像政府資料治理開啟了新局面。不過中國各級城市的資料治理水平參差不齊，在新需求、新場景、新技術、新模式等驅動下，資料治理依然是一項需要長期認真對待的艱苦工作。

例如，數字政府與新型智慧城市帶來的資料匯聚、流轉、應用和運營等全方位需求；5G、物聯網等技術不斷深入政府應用場景，帶來了政務資料治理的維度和邊界在不斷擴充；政務資料體系之內彼此之間缺乏深層次的關聯，各部門資料質量千差萬別，歷史資料完整度情況不一，造成資料確權困難、資料使用難以追溯等……

多種因素疊加，使得資料治理進入建設高峰期依然有著很多值得探索的領域。中國電子副總經理、黨組成員陸志鵬就直言，資料在流通、利用的過程中，對於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重要作用。但作為一種生產要素，資料參與生產、流通、消費和分配等各個環節，則是一個全新的課題；如何提升資料治理能力是擺在我們面前亟需解決的又一課題。

也正因為如此，資料治理市場未來將會是一場能力綜合能力的比拼。

綜合型廠商的底氣與雄心

IDC將目前資料治理市場中廠商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行業認知引領型，該型別的企業深耕細分行業多年，具備深層的業務認知與理解能力；第二類是專項技術優秀型，該型別企業具備在空間資訊、物聯網資料、音影片資料等非結構化數 據領域的部分專項資料治理能力；第三類則是以中國系統為代表的綜合平臺型企業，該型別企業綜合技術實力強，逐漸在自身平臺基礎上衍生出多種資料治理工具，進一步擴大自身在政務大資料領域的市場擴充能力。

從IDC報告可以看出，綜合平臺賦能型企業正在成為資料治理市場的主力軍，在Top5的廠商中，就有浪潮、中國系統等綜合平臺型廠商，佔據市場份額達到32%以上，說明政務資料治理市場迎來新一輪建設高峰。同時從廠商分佈情況上看，第一陣營的核心玩家幾乎全部被綜合平臺賦能型企業佔據，則充分說明市場格局正在發生明顯變化。

事實上，資料治理市場多年以來一直有一大批廠商參與其中，為何近年來單單是綜合平臺型廠商佔據市場主導地位

首先，綜合平臺型廠商帶來的是資料價值閉環的頂層視角，資料治理是實現資料價值整個鏈條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其核心目標是透過資料的“治”達到資料的“用”，並不能在數字政府或新型智慧城市建設中單獨割裂出來，顯然綜合平臺型廠商有全棧能力來推動資料價值閉環的加速形成，以及加強資料治理在整個資料價值閉環中的作用與價值。

其次，綜合平臺型廠商有能力將AI、物聯網、區塊鏈等新技術融入到資料治理之中，更好地契合了資料治理維度與邊界擴充所帶來的新需求，加速推動各級城市從基於應用場景創新的政務資料治理向基於資料要素流轉開發的政務資料治理躍遷。

最後，綜合平臺型廠商在資料治理模式創新上也在引領市場發展。事實上無論行業認知引領型企業還是專項技術優秀型企業，更多是聚焦在資料治理具體業務場景與技術應用層面；而模式的創新則可能給資料治理市場帶來根本性的變革。

以中國系統為例，率先開展深化資料治理研究課題，創新資料治理新模式，提出資料元件作為資料流通的“中間態”，形成以“一庫雙鏈、三級市場”為核心理念的資料要素市場化工程路徑。同時，以資料要素金庫建設為支撐，打通資料資產鏈和資料價值鏈，催生資料資源、資料元件、資料產品“三級市場”，實現資料“資源化、資產化、資本化”的三次“蝶變”，助力構築城市發展新引擎，利用“資料”擴充城市和社會更大的發展空間、發展動能和社會財富，的確給資料治理市場中帶來耳目一新的變化。

中國系統：資料治理的核心玩家

在一眾市場參與者中，中國系統是當下資料治理市場不能繞開的話題。短短數年時間實現了從市場參與者到市場引領者的角色轉變，佔據Top5廠商並位列市場增速第一！中國系統都做了些什麼？

首先是使命驅動，作為中國電子“加快打造國家網信產業核心力量和組織平臺”的核心企業，中國系統的重要使命就是推動數字城市建設。當前，其現代數字城市業務佈局覆蓋全國22個省份和86個地市，正不遺餘力地推進現代數字城市解決方案在更多城市落地。

其次中國系統擁有構建全棧“雲+數+解決方案”產品體系及技術能力，為資料治理提供了堅實的基礎設施、產品、技術和服務保障。例如，政務資料極為關注的資料安全，中國系統依託自主安全計算機基礎架構，運用隱私計算、區塊鏈、人工智慧等技術，為政務資料提供從採集到應用各個階段的全生命週期安全防護，形成集資料監測、預警分析、應急處置為一體的資料安全過程防護體系，確保資料“本質安全+過程安全”。

最後則是大膽探索，除了“打造一庫雙鏈，培育三級市場”創新資料治理模式外，中國系統對資料治理進行了前瞻性探索與研究，與清華大學等高校開展‘城市資料治理工程’課題研究，以探索資料要素市場化改革和打造資料要素市場化示範城市為主線，打通以資料要素為核心的資料資產鏈與價值鏈，實現發展與安全的有機統一，並主動參與多項政務資料國家標準的建設。

以遂寧智慧中心為例，中國系統在短短的19天內就高效打通全市40餘委辦局資料通道，建立資料共享交換平臺和共享機制；同時歸集全市政務資料，透過分析、治理，形成標準化，建立城市政務資料標準庫和主題庫，為城市規劃、決策提供資料依據，為城市事件處置提供抓手。

目前，作為數字底座的資料中臺已整合遂寧全市63個系統的資訊資源，形成接近6000個資料資源目錄，近10億條資料，有效消除資訊孤島，建立集中統一精準的資料金庫，促進資料資源共享，實現資料的持續高質量治理，提升城市執行風險監測、綜合分析研判等方面的治理能力。

事實上，僅2020年，中國系統就已中標了黃石、南昌、寧波、商丘、德陽、武漢等地專案，並先後在20多個城市進行了資料底座工程實踐。

面向未來，隨著數字經濟GDP佔比的持續提升，數字經濟、智慧化將進一步釋放資料治理的需求，讓資料治理對全棧能力的要求更加突出，中國系統等綜合平臺型廠商無疑將迎來更大的市場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