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Thomas Hargrove 是一名檔案保管員，特別的地方在於，他保管的是謀殺案件的檔案。
在過去 7 年裡，他一直在收集市政府記錄在案的殺人犯。至今，他已經掌握了自 1976 年以來 751,785 件謀殺案的資料。這個統計資料量十分驚人，甚至比 FBI 統計的案件還多了近 27000 例。這是因為，有一些州本該向司法部備案殺人犯的資訊，有時也存在報告不準確或者資訊不完整的問題。Hargrove 會對這些州提起訴訟，從而獲得該州殺人犯的檔案記錄。
通常來說，謀殺案都是因出軌、群毆、搶劫或打鬥而起，Hargrove 自己編寫了計算機程式，用於搜尋奇異的謀殺案件。每年，大約有 5000 人犯了謀殺罪但仍逍遙法外，很多人還不止涉及一起案件。Hargrove 試圖用程式碼找到這些人，而這個程式被他稱為「連環殺手追蹤器」。
2010 年的時候，Hargrove 就開發出了這樣一款程式，它可以執行一些簡單的演算法。當時的 Hargrove 還是 Scripps Howard 新聞公司的一名記者，不過現在這個公司已經倒閉了。當時的演算法以殺人犯追責專案（Murder Accountability Project）為基礎。那是一個公益專案，由包括 Hargrove 在內的 9 名成員組成，這些人有以前做過偵探的，有謀殺案學者還有一個狂熱的精神病專家。Hargrove 負責為他們提供大資料的支援，不過現在他已經退休了。
資料整合之後，演算法可以按照方式、地點、時間以及性別將殺人犯進行分類。這個程式也可以觀察到一個城市未解決謀殺案的比率，因為一個懸而未決的連環謀殺案會把一個警察局搞得雞犬不寧。統計顯示，如果一個城鎮出現了一個連環殺人犯，這個城鎮在外人眼中就會比較混亂。
2010 年 8 月，Hargrove 發現，在印第安納州萊克縣蓋瑞鎮的殺人犯存在一些相似之處。在 1980-2008 年間，當地有 15 名女性被勒死，而且大部分屍體都處在空無一人的房子裡。Hargrove 就給蓋瑞鎮的警察局寫了封信，信中描述了相關案件以及殺人犯的活動範圍。「這類案例能夠反應出該區域連環殺人犯的行動嗎？」他問道。
警察局的回覆十分生硬。一個助理人員回覆稱，蓋瑞鎮沒有未決的連環殺人案件。（如果有連環殺人犯在逃，司法部建議警察局應讓市民知悉，但一些地方卻對此諱莫如深。）對此，Hargrove 極為憤怒。「我連續寫了幾個月的信。」他說，「我給警察局長和市長都寄了掛號信。」最終，他收到了一名驗屍官副手的回信。這名驗屍官很久以前就開始懷疑蓋瑞鎮存在連環殺人犯。她曾試圖和警察談論此事，但被警察拒絕。在看到 Hargrove 提供的案例後，她又補充了三例受害人的情況。
四年過後，與蓋瑞鎮相鄰的哈蒙德鎮的警察接到了報案——Motel 6 發生了騷亂，警察到達現場後在浴室發現了一具女屍。這名女性名叫 Afrikka Hardy，19 歲。「他們逮捕了一位名叫 Darren Vann 的人，他涉及多起此類案件。他說自己『終於被抓了』。」Hargrove 這樣描述道。「幾天內，他帶著警察前往廢棄的建築物，發現了六具女性屍體，而且都是被人勒死，手法和在演算法中獲得的一模一樣。」在上世紀 90 年代，Vann 殺了第一名女性。2009 年，他因強姦罪入獄，殺人案件暫時停止。他在 2013 年出獄，按照 Hargrove 的說法，「他殺心又起。」
二
事實上，研究人員對連環殺人犯的研究就如同研究自然歷史標本一樣。雷德福連環殺手資料庫登記了世界各地近 5000 起案件，大部分是發生在美國，是目前最為全面的記錄之一。25 年前，弗吉尼亞州雷德福大學榮休教授 Michael Aamodt 開始收集資料，bian 並著手建立這個資料庫。
從這個資料庫得知，美國的連環殺人犯中，男性人數是女性的十倍。Ray Copeland 被捕時 75 歲，是資料庫中最老的連環殺人犯。他在上個世紀末於密蘇里的農場中殺害了至少 5 名流浪人員。最年輕的是 Robert Dale Segee，他在緬因州的波特蘭長大。1938 年，也就是他 8 歲的時候，曾用石塊殺死了一個女孩。Segee 的父親經常責罰他，把他的手指放在蠟燭火苗上，而後，Segee 變成了一名縱火犯。放火之後，Segee 有時會隱約看到一個長著獠牙和爪子，頭上冒著火光的紅臉男性。1944 年 6 月，14 歲的 Segee 在 Ringling Brothers 馬戲團找到一份工作。第二個月，馬戲團的帳篷就著了火，導致 168 人死亡。1950 年，Segee 因另外一起縱火被捕，他承認自己點燃了帳篷。但幾年後，他又拒不認罪，並稱放火的時候他完全失去了理智。
資料庫統計顯示，大多數連環殺人犯都不是特別的開朗，智商平均在 94.5 左右。這些人可以分為幾種，有一些人認為自己有義務消滅他們認為不道德或不友好的人，比如吸毒的人、移民以及放蕩的女人，這些人被稱為「傳教士」。「黑寡婦」殺男人，一般是為了繼承財產或者獲得保險索賠；「藍鬍子」殺女人，要麼為財，要麼為權。謀殺病人的護士被稱為「死亡天使」。「釣魚者」一般是指偶然遇到被害者的殺人犯，「捕手」則會長期觀察被害者。
FBI 認為，每年因連環殺人犯出現的謀殺案件不超過 1%，而 Hargrove 認為這個比率實際上會更高。美國大約有 2000 名在逃的連環殺人犯。「我為什麼會知道呢？」他說，「幾年前，我結識了一些 FBI 的人，他們也一直在關注究竟有多少 DNA 比對成功但仍在逃的殺人犯。」結果大約有 1500 名殺人犯，這個數字比記錄在案的人數多了 2%。「而這些還只是他們能夠獲取 DNA 的案例，」Hargrove 說，「通常情況下，殺人犯是不會留下 DNA 的，能獲取 DNA 資訊絕對算是幸運的案例。2% 只是最低的數字而已。」
三
Hargrove 今年 61 歲，他個子很高，身材清瘦，留著白色的鬍子，給人留下一種生性多疑的感覺。他和妻子、孩子住在弗吉尼亞州的亞歷山大港。他每天要走 8 英里的路程，有時是走到弗農山莊，有時是圍著波拖馬可河走，邊走邊聽著有聲書籍，通常聽得都是奇幻故事。
他出生在曼哈頓，在他還小的時候，父母搬去了威徹斯特郡的約克鎮。「四歲之前，我一直都住在環河路上。」他說。「我記得有一天，我向媽媽展示我在遊樂場用雪糕棒做的彈簧刀，其他的我只記得我住在約克鎮。」
Hargrove 的父親寫過一本有關機械計算器的使用手冊。Hargrove 在密蘇里大學學習期間，他主修計算新聞學和輿情研究。在這裡，他學會了一些實踐手段，例如用於進行民意調查的隨機數字撥號理論，並且受到 Philip Meyer 著作《Precision Journalism》的影響。這本書鼓勵新聞工作者學習社會科學的調查方法。
1977 年，他畢業後獲得了在《伯明翰郵報》工作的機會，開始進行民意調查，或是做一些其他報社發文所需的東西。事情的轉機發生在，報社開始需要罪案方面的報導，於是他便投身於此。1978 年，Hargrove 目擊了第一起謀殺案件，那時一家便利店的老闆被搶劫犯槍殺。還有一次，警察槍殺了一名 16 歲的非裔美國女孩，當時社會爆發了一陣騷亂，他對此進行了報導。剛到對峙現場，他就被一個站在水塔上的醉漢用來復槍射擊，子彈打到了他腳邊的沙礫上。他也報導過 John Lewis Evans 被執行死刑的新聞，他是自 20 世紀 60 到 70 年代最高法廢除死刑後，阿拉巴馬州第一個被執行死刑的犯人。「在阿拉巴馬州，當局採用電椅處死犯人，這種電椅因為繪有鮮亮的黃色，被稱為「黃媽媽」（Yellow Mama），」Hargrove 說道，「上一次執行死刑還是在很久以前，人們已不知道應該如何操作這種器械了。第一次操作的時候，電流過大，直接導致電線管道著火。現場哭作一團，我也因此失眠了好幾天。」
1990 年，Hargrove 搬到了華盛頓特區，為新聞機構 Scripps Howard 工作。「我最初的目的是想利用數字讓世人震驚。」他研究社保機構的死亡人口檔案（Death Master File）。「一天時間就可以搞定了。」Hargrove 解釋道，他發現檔案中有一些人幾年以後又被移除了，因為他們被錯誤的宣佈了死亡。從採訪中得知，這些人經常突然間就被凍結了賬戶，無法申領引用卡，貸款，而且因為無法提供背景資訊，也找不到工作。在對比郵政編碼和政府資助貧民兒童的聯邦補貼發放地之後，他發現三分之二的補貼實際上流向了郊區的學校。「他所有的工作都是透過非常聰明的邏輯和程式設計實現的，」Isaac Wolf 說道。Wolf 以前是一名記者，辦公桌和 Hargrove 的挨著。「他有各種新奇的想法，創新的方法，還會腳踏實地的去收集和分析資料。」
2004 年，Hargrove 被委託調查一下賣淫相關的事情。為了瞭解哪些城市出臺法律禁止這一行為，哪些城市沒有出臺相關的法律，他申請要一份 FBI 每年編撰的統一犯罪報告（Uniform Crime Report）。然後他收到了一張 CD，包含 2002 年以來的大部分報導。隨 CD 一塊寄來的還有一份 FBI 編寫的 2002 年補充謀殺報告，包括所有向 FBI 報告的謀殺犯，受害人的年齡、人種、性別、種族，以及殺害的方式和當時的場景。Hargrove 看到這些東西時，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是否有可能教會計算機識別連環殺人犯。」Hargrove 表示，六年來，他給 Scripps Howard 每一位編輯都講過，他想使用計算機找到連環殺人犯，而所有的回答，無一例外都是，「你在開玩笑吧？」
2007 年，根據疾病防控中心有關嬰兒死亡率統計的資料，雖然加利福尼亞嬰兒的人數比弗羅裡達州多了很多，但是弗羅裡達州的嬰兒因突然窒息而死亡的數量卻比加利福尼亞高了很多。為了弄清楚原因，Hargrove 對嬰兒瘁死綜合症（Sudden Infant Death Syndrome）進行了調查。在接下的一年，Hargrove 採訪了驗屍官和病理學家。「很多人第一句話就是，『說實話，我並不知道該怎麼說，但嬰兒猝死綜合徵的患者並沒有出現像這樣的情況』。」他說道。Hargrove 因此推斷，嬰兒猝死綜合徵並不是診斷的問題，也不是一個神秘的疾病，而是父母將孩子放在嬰兒車中才導致嬰兒窒息而死。問題在於弗羅裡達州將這種死亡歸因於突發性的窒息，而加利福尼亞將其視為嬰兒猝死綜合徵。這件事經他報導後，疾控中心推出了一個嬰兒突發死亡案例登記，對每起死亡進行評估。新澤西州的參議員 Frank Lautenberg 與 Hargrove 進行了會面，然後提出了猝死資料改善和意識法案（Sudden Death Data Enhancement and Awareness Act），這一法案由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於 2014 年簽署。嬰兒猝死綜合徵事件後，Hargrove 在「新聞行業的名聲大噪」。Hargrove 告訴老闆，他仍然想要嘗試訓練計算機識別連環殺人犯，而這次老闆說，「我給你一年的時間。」
四
Hargrove 開始申請獲取 1980 到 2008 年間的謀殺案例報告，這份報告覆蓋了超過 50 萬名殺人犯。在一開始，他就知道「計算機並不是萬能的」。他說：「我可以根據資料看到受害者的資訊。」然後，他著手編寫演算法，希望輸入一個定罪的殺人犯，就可以輸出受害者的資訊。他選擇把 Gary Ridgway 作為測試案例。Gary Ridgway 是 Green River 地區的一名殺人犯，他從 80 年代初開始犯案，在西雅圖謀殺了至少 48 名女性，然後把屍首丟在河岸邊。Hargrove 看了一下 Ridgway 的照片，這個人看起來有氣無力，一臉很喪的樣子。「連環受害人是什麼樣的呢？」他寫道。
編寫演算法是一件很繁重的工作。「他寫了一些程式碼，但似乎需要遍歷所有的檔案記錄，」Isaac Wolf 說道。，我們沒有昂貴的計算機裝置，因此程式碼需要執行好幾天。不過他一直在進行改善工作。」
2001 年，Ridgway 因 DNA 比對成功被捕，當時他在 肯沃斯的卡車廠幹著油漆工的工作。他已經工作了 32 年，正打算辭職不幹了。他告訴警察，勒死女性才是他真正的職業。「我是透過窒息讓人死亡，我很擅長幹這種事。」他說。Ridgway 的第三任妻子在知道丈夫的行為後大為震驚。二人在聚會上相識，已經結婚有 17 年了。她說，他對她一直就如同新婚夫妻一樣甜蜜。Ridgway 本想殺了他前兩任妻子，但擔心會被抓到。他殺害的人大多是妓女。如果他曾為他殺的人花過錢，那麼他就會覺得，雖然他殺了這個人，但他畢竟用錢補償過這個人了。
Hargove 每天都要總結上一次失敗的原因。他將謀殺分為不同的型別，因為他曾被告知，連環殺人犯經常會勒死或者用鈍器殺死受害人，因為他們希望看到受害人更多的反抗。他挑選女性受害者著手測試，原因在於 FBI 報告稱被連環殺人犯殺死的人中，70% 是女性。每次測試都要花費一整天的時間，他也不知道到底哪種方法才是有效的。有時候，唯一看起來比較有希望的變化結果卻是「無法解決」。「在失敗了 100 次後，演算法總算稍微有了點起色。」Hargrove 說道，他的右手大拇指和食指緊緊貼在貼在了一起，「我開始把術語分的更加具體，按不同的要素進行分類，如女性、工具、年齡和地點。」
採用了這種方法後，演算法會將謀殺案件分成大約一萬個不同的小組。波士頓、女性、15-19 歲、手槍，這些可能分成一組；而新奧爾良、女性、20-50、勒死可能又是另外一組。儘管「無法解決」的問題仍然存在，有時仍缺乏有效性，不過，Hargrove 仍讓計算機將謀殺案結案率極低的地區結果呈現了出來。西雅圖在這方面排第三，警察無法得知部分女性受害者的死因，因為屍體在野外待的時間太久，驗屍官無法判斷出受害者的死因。Hargrove 知道，是計算機最終發現了被 Ridgway 謀殺的人。
五
透過檢視受害人和殺手之間的地理關係，Hargrove 偶然想到了稱為「地理側寫」的原則。這一原則由 Kim Rossmo 提出，他以前是一名警察，現在是德克薩斯州立大學司法學院的一名教授。1991 年，Rossmo 在日本的一列火車上偶然提出了一個等式，就是根據犯罪活動的發生地和屍首被發現的地點，推測連環殺人犯的居住地。紐約的一名偵探接受採訪時表示，「連環殺人犯習慣在同一個地方殺人。他們在一個大致的區域尋找下手的物件。」而一般來說，下手的區域離住所都會很遠，以便掩蓋自己的居住地，但也不會去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犯罪分子去的地方越遠，作案的可能性就越小，這種現象被犯罪學家成為「距離衰減」。
Rossmo 曾利用地理側寫追蹤過恐怖分子。他仔細研究了恐怖分子居住的地點，他們儲藏武器的地點，以及打電話的地點，從而發現犯罪活動爆發的地區。他也與動物學家合作，觀察大白鯊的狩獵模式。最近，Rossmo 透過研究街頭藝術家 Banksy 將早期作品遺留的地方，找到了證據可以支援英國《郵報》在 2008 年的一個推斷。該報紙稱，Banksy 是一個來自英格蘭布里斯托的中年男性，名字叫 Robin Gunningham。
「在謀殺案調查中，當你從一片片謎團中走出來後，擺在你眼前就都是資訊了，」Rossmo 這樣說道。「在任何一起連環殺人案中，警察都會有數千甚至數萬的懷疑物件。」在 Green River 案件中，警察有 8000 個懷疑物件人。「那麼從哪裡開始呢？我們知道有很多找到罪犯的途徑。透過分析殺人案發生的地點，屍體被發現的地點，就可以創造一個大概的分佈。」在《地理側寫》這本書中，Rossmo 提到，研究證明右撇子罪犯在逃跑的時候喜歡左轉，不過會把證據向右邊扔。很多的罪犯藏在建築物裡面時，則傾向於呆在外牆附近。
此前也有過使用計算機尋找殺人犯的案例。Eric Witzig 是一名退休偵探，也是 FBI 前情報分析員，從事 FBI「暴力犯罪逮捕計劃」（Violent Criminal Apprehension Program），這是一個由名叫 Pierce Brooks 的洛杉磯兇殺案偵探發起的專案。Witzig 講述，在 50 年代，Brooks 經歷過一起有關「孤獨靈魂殺手」Harvey Glatman 的案子。Glatman 是一名收音機、電視修理工，也是一名業餘的攝影師。他邀請年輕的女性做模特，告訴她們說照片將用到偵探雜誌上。然後，他將受害者用繃帶綁起來進行拍攝，但拍攝完後卻並不將繃帶拿掉。「女性受害者不僅被綁了起來，而且身上被綁的痕跡深刻且清晰，這說明施暴者用了很大的力氣。」Witzig 說道。
Brooks 開始研究一些採用同樣殺人手法的謀殺犯。他將所有的謀殺記錄寫在 3×5 英寸的卡片上。20 世紀 50 年代後期，在對計算機產生興趣後，他要求洛杉磯的警局為他買一臺計算機，但卻被告知計算機的價格太高。1983 年，FBI 提供給他一份在 Quantico 的工作併為他配備了一臺計算機，然後他便向國會提出了利用計算機資料庫追蹤謀殺的想法。這個專案作為調查的補充存在，但偵探不用負責這件事。「首要問題就是暴力犯罪逮捕計劃的報告形式。」Witzig 介紹道，Brooks 想要記錄謀殺案的每一個要素，結果出現了超過 150 個問題。「當然，也出現了使用者的牴觸。」Witzig 說，「沒有人想要從事大量的文書工作。」他補充道，該專案擁有「世界上最聰明的執法思想專家，但我們的行動只存在於想法上，因為他們失敗了。」
六
殺人犯追責專案本身也具有侷限性。演算法是依靠地點作為關鍵詞進行搜尋，但那些流蕩範圍較大的殺人犯卻根本無法查出來。此外，還存在漏報的情況，Hargrove 將之稱為弗林特（Flint）效應：一些城市，如密歇根的弗林特，在處理謀殺案上存在瀆職，久拖不決，讓人誤以為遭遇了連環殺人案件。
一些精通統計學的人也可以在殺人犯追責專案的網站上找到這個演算法並執行它。舉個例子，如果有人想知道在我們居住的地方有多少案件未破，他們可以使用網站上的「搜尋案件」功能。新奧爾良的 Deborah Smith 就經常會使用殺人犯追責專案的搜尋功能，她也是業餘偵探線上交流論壇 Websleuths 的版主。「我存有全國被謀殺和失蹤女性的名單，對存在聯絡的謀殺犯我會進行重點標註。」她說道，「我有幾乎所有州的名單。如果我發現了一個殺人犯，比如 Israel Keys，這個殺人犯 15 年前居住在西雅圖，我就會尋找西雅圖的殺人犯以及阿拉斯加的一部分殺人犯，因為他也有可能會住在那裡。檢視一下是否存在警察遺漏的情況。」她補充道，「殺人犯追責專案極為有用，沒有任何其它的東西能與之相提並論。」
殺人犯追責專案的成員還沒有決定如何處理該演算法的結果。但對 Hargrove 來說，已經發現了一些道德問題和一些實際的困難。「我們需要弄清楚我們參與的規則，」他說道，「在哪種情形下，我們可以報警？」幾個月以前，Hargrove 告知克里夫蘭警方，有一個連環殺人犯涉及 60 起謀殺案，受害者全部都是女性，或者從手法來看，可能有三個連環殺人犯。這其中，有 12 名女性被證實從事賣淫活動，她們的屍體在兩個不同的地區被發現。Hargrove 無法與克利夫蘭警方進行任何的溝通交流，因為殺人犯追責專案的規則要求，這種資訊應受到嚴格保密。鑑於 Hargrove 的分析，警察表示「他們成立了一個小型的調查組負責調查幾個未決的謀殺案」。警局特別偵查小組的負責人 James McPike 告訴克利夫蘭報刊《Plain-Dealer》，「我們會與該小組協作，幫助我們弄清楚可以做哪些事情。」
Hargrove 對該調查很滿意，但他也擔心事情會走偏。「要是逮錯了人，會被起訴嗎?」他問道，「2010 年，當我還是記者的時候，我聯絡過好幾個警察局，因為我想看看演算法是否有效。現在我知道了它確實有效，這是毫無疑問的。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可以說，這些受害者有很大可能性是被同一個殺人犯殺死的。 2010 年，我背後有一家很大的媒體公司，有律師，媒體保險做支援。而現在，我所從事的是一項公益事業，銀行存款只有 14000 美元，9 個成員，沒有保險。」
殺人犯追責專案為公眾帶來的最大好處之一就是讓人們意識到美國還有多少殺人犯仍然在逃。1965 年，殺人犯被捕的機率超過 92%，2016 年，該數字不到 60%，為歷史最低。洛杉磯的比率最高，達到了 72%，底特律最差，只有 14%。Enzo Yaksic 是殺人犯追責專案的成員之一，也是美國東北大學非典型謀殺研究中心的主任，他表示，該專案「展示了逍遙法外的殺人犯顯然是有的。」
Michael Arntfield 是另外一位殺人犯追責專案的成員，也是西安大略大學的教授。他負責大學的一個懸案協會，這個協會關注演算法的發現。40 年間，亞特蘭大出現了 100 個女性殺人犯，大部分受害者都是非裔美國人，而且都是被勒死的。Arntfield 從亞特蘭大警方獲取了 44 名女性的名字，然後對這些受害者又進行了深入的瞭解（研究受害人的背景以期發現她們是如何見到殺人犯的，這一原則被成為被害者研究）。Arntfield 和同事將受害人分為兩組，其中很多人可能都曾做過妓女。Arntfield 從報紙上獲悉，有兩個已認罪的犯人殺人手法極為相似，二人均已入獄。亞特蘭大重案組同時也負責謀殺案的負責人 Adam Lee 表示，警局尚未將這些謀殺犯與一個特殊的殺人犯聯絡在一起，但他認為殺人犯追責專案是一個有用的工具，「非常感興趣，希望能和 Arntfield 坐下來聊聊。」
Hargrove 接受採訪時表示，他希望偵探可以自己使用這種演算法將案件進行聯絡，利用殺人犯追責專案解決謀殺案。此外，他正在考慮再開發一個網站用來追查縱火犯，他已經開始收集火災的資料了，不過具體何時上線還不確定。「連環縱火和連環殺人存在一定的聯絡。」他說，很多罪犯是從放火開始走上犯罪這條道路的。」
「我們的初衷是收集儘可能多的犯罪記錄。」Hargrove 停頓了一下，「但是沒想到這些記錄的作用這麼強大，竟然可以結合演算法找到連環謀殺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