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復十年，IBM 一直是世界上規模最大、利潤最豐厚、最受尊敬的公司之一。在所有的美國企業中，只有通用電氣、蘋果、微軟和埃克森美孚創造了更多的財富。儘管最近遇到了麻煩，但 IBM 仍被列為 2010 年代的領軍企業（《財富》）、最環保的公司（《Newsweek》）、全球第二大最具價值品牌（《Interbrand》）、第二大受尊敬的公司（《Barron》）和第五大最受青睞的公司（《Fortune》）。IBM 對計算技術的貢獻是首屈一指的。該公司的研究人員獲得了六項圖靈獎以及四項諾貝爾獎。他們的工程師製造了第一個硬碟驅動器、第一個軟盤驅動器、第一個在各種不同但相容的機器上實現的體系結構、第一個廣泛使用的高階程式語言、關聯式資料庫、第一臺超級科學計算機、第一個 RISC 設計和第一塊 DRAM 晶片。
就在 2014 年，IBM 在《財富》雜誌（Fortune）美國最大公司排行榜中躋身第 20 位，在最受管理者讚賞的公司排行榜中位列第 16，排名超過其老對手微軟（Microsoft）。無論好壞，IBM 一直站在美國商業和美國與世界關係變化的最前沿。
追逐偉大
IBM 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896 年 Herman Hollerith 建立的製表機器公司（Tabulating Machine Company），該公司負責快速統計卡片上的資料。穿孔卡片系統最初應用於美國的人口普查，後來也被用於商業統計。1911 年，Hollerith 的公司與其他幾家專業商業裝置生產商合併為計算-製表-記錄公司（Computing-Tabulating-Recording Company），負責生產 CTR（Computing-Tabulating-Recording）。當時的「computing」指的是磅秤，這是一個展示語言如何隨時間演變的有趣例子。Thomas J. Watson 於 1914 年接任經理。十年後，該公司更名為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公司名稱變得不那麼具體，也更雄心勃勃，此後便迅速、持續地發展壯大。
Watson 起初是一名推銷員，在以創新銷售方式著稱的 National Cash Register（NCR）公司學會了交易。他喜歡在公眾場合露面，在公司集會和野餐時召集人群來聽他演講。公司嚴格的著裝要求近乎制服：白襯衫、無鬍鬚。工人們要唱公司歌本上的歌。歌曲「《Ever Onward: IBM Rally Song》」中唱到「我們很大，但我們還會更大，我們不能失敗，因為所有人都可以看到，為人類服務一直是我們的目標。」Watson 建立了一家公司，該公司有明確的使命和對偉大的執著。「偉大」這個詞在 1935 年版的 IBM 系列歌曲中至少出現了 45 次，這首歌以「美國」和「星條旗」開頭。隨後推出的 86 首新歌讚美了公司的方方面面，包括《To Our I.B.M. Girls》、《To W.F. Titus,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In Charge at Endicott》。
Thomas J. Watson
Watson 的政治頭腦
對於 Watson 來說，偉大意味著在工作時間之內及之外投資於工人，給他們激勵並關注勞工騷亂和工會組織的威脅。隨著公司的發展，IBM 效仿 NCR，引入了歷史學家所說的「福利資本主義」。這些公司宣稱自己是現代勞動實踐的典範，為員工提供退休金、分紅、教育專案（如藝術班）和體育社團等福利專案。後來，IBM 建立了自己的鄉村俱樂部，還為員工提供晉升渠道，使剛開始從事製造業或文秘工作的員工能夠晉升到技術或管理崗位。
Watson 有著精明的政治頭腦。20 世紀 30 年代大蕭條期間，其他公司都在衰落，IBM 卻開始蓬勃發展，從 1935 年到 1940 年，收入翻了一番。羅斯福新政擴大了政府官僚機構，包括建立了社會保障管理局，大大增加了對穿孔卡片裝置的需求。蕭條之後，戰爭打響，IBM 提供了協調動員和促使生產多樣化的工具，以創造用於密碼破解和其他軍事應用的特殊機器。從 1940 年到 1945 年，IBM 的收入增加了兩倍。
世界級的偉大
作為國際商會主席，Watson 在動盪的 20 世紀 30 年代提出「透過國際貿易實現世界和平」，宣揚自由貿易的好處。Watson 對於公司的抱負是面向全球的。畢竟 IBM 中的「I」代表「International」。偉大意味著與世界接觸，促進有利於商業發展的和平與穩定。該公司一首不太有名的歌曲《To Our Great I.B.M.》讚揚了在高溫的熱帶和寒冷的北方工作的海外員工，歌中唱到「榮耀的 I.B.M.，太陽永不落。（I.B.M. all glorious—on which the sun never does set.）。」Watson 喜歡到遙遠的地方開設新的子公司，受到當地政要的稱讚。這首歌稱他為「我們偉大的總裁——商界之王（our great president—king of the business world）」。
IBM 最大、最成熟的海外市場在歐洲，在那裡，IBM 有各種分銷協議、合作伙伴關係和所有權股份。戰爭爆發後，Watson 失去了其中大部分控制權，因為它的德國子公司被納粹政權徵用，其在被征服國家的運營也被控制。戰爭結束後，IBM 有機會在一種新模式下重建其歐洲業務。其在世界各地的子公司由一個新的集團——IBM 世界貿易組織（IBM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牢牢控制。
歐洲政治家喜歡出口，討厭進口。他們的國家經濟受損，外匯短缺。不幸的是，二者彼此依存。在與 Petri Paju 共同開展的研究中，我探討了 IBM 提出的重建國際貿易的新計劃，當時戰爭剛結束，處在百廢待興、貨幣短缺、進口關稅氾濫的階段，再加上對貿易赤字的強烈反對，自由貿易不具備實現的可能性。（請參閱本文末尾「延伸閱讀」部分中的「IBM 重建歐洲」。）
這個計劃集中在一個不起眼的產品上：電動打字機。與穿孔卡片系統相比，這些印表機經濟實惠，易於一個一個地進入企業。於是，它們成為 IBM 新成立的歐洲子公司的理想銷售產品，幫助 IBM 贏得了當地企業的信任並建立了關係，這些企業是穿孔卡片系統或計算機的潛在使用者。透過在八個主要歐洲市場設立打字機組裝廠，IBM 成功避開了高額的成品關稅。
這種做法非常可行，但在荷蘭這樣的小國，IBM 永遠不可能製造出電動打字機所需的數千個零件。出於政治原因，它也不能進口所有零件。IBM 的巧妙解決方案是確保每臺打字機的某些部件都是在某個國家制造的，以便在內部交換所需的其他部件。這使其歐洲子公司在不造成貿易赤字的情況下實現貨物交換。
IBM 和美國幾乎在同一時間加深了與歐洲的接觸，原因也是類似的。IBM 在冷戰初期制定了其交換計劃，當時蘇聯鞏固了對東歐的控制，而且似乎準備將控制權向西蔓延。Watson 是美國馬歇爾計劃的堅定支持者，他認為重振歐洲經濟有助於向搖擺不定的人口灌輸資本主義思想，鞏固美國的地位，並重建在過去敵對國家的 IBM 員工之間的信任。《讀者文摘》稱該計劃是「朝著一個更加統一的歐洲邁出的一小步，但也許意義重大」，IBM 在公關上的努力推動了這個計劃。為了表彰這些貢獻，法國外交部長 Robert Schuman（後來參與建立了歐盟）安排 Watson 接受了榮譽軍團勳章（Grand Officer of the Legion of Honor），這是法國最高榮譽之一。海外市場的穩定、經濟的開放和增長與 IBM 的利益息息相關，若這些條件得不到滿足，IBM 就會遭受損失，如其 20 世紀 70 年代在南美的遭遇。
偉大意味著承擔風險，並對新技術和平臺進行長期投資。
Watson 於 1956 年去世，不久前他才將 IBM 的控制權移交給他的兒子 Thomas Watson Jr。隨著貿易壁壘的降低和歐洲經濟的復甦，該公司的國際業務進一步擴大。IBM 戰後的幾十年就像美國自己的幾十年一樣，既受到冷戰緊張局勢的統一影響，也享受著世界所提供的嶄新機遇。那段時期，主要經濟體正迅速從災難中恢復過來，使其收入得以增加，但尚未威脅其主導地位。
IBM 找到了其在其他國家的子公司的定位，使其既有利於當地的繁榮，也有利於成就 IBM 作為一家日益全球化的企業的偉大。許多子公司發展設計、研究以及製造、銷售和支援能力。其僱員和管理人員主要為當地僱員，如此一來，這些公司就有了雙重身份，一是當地公司，二是美國經濟力量的代理人。僱員在不同級別進行互動。在我們研究重心所在的 IBM 芬蘭公司，員工主要與芬蘭客戶和同事進行互動。在瑞典的區域培訓中心，他們與其他北歐人一起參加培訓課程。資深或晉升快的員工出差可能更加頻繁，他們會去 IBM 巴黎歐洲總部參加會議，去另一個國家的研究機構臨時出差，或者參加 IBM 100% 俱樂部為最佳銷售人員舉辦的奢華國際會議。
讓美國變得偉大
IBM 的在當時新興的計算機行業中的「走向偉大之路」，借了艾森豪威爾總統在早期冷戰階段所號召的「軍工學複合體」的東風。其第一臺商業計算機模型 IBM 701 被稱為「國防計算機」。大部分機器的去向是原子實驗室和承擔政府專案的航空工程公司。政府官員管理發放順序，根據客戶對國家安全的貢獻來排序。
20 世紀 50 年代末，IBM 開發 STRETCH（可以說是第一臺超級計算機）時，認為該機器將擁有同樣的市場。STRETCH 引入了新的半導體封裝技術、新的架構功能（如 pipelining 和記憶體保護）和新的能力（如多工處理）。改良後的 STRETCH 成為政府 HARVEST 系統（用於資訊解密和關鍵詞搜尋）的核心，HARVEST 系統是 NSA 資料探勘的祖先。1961 年的第一次測試中，STRETCH 的執行速度是 IBM 前一個旗艦系統的 30 倍，這次飛躍在今天看來是難以想象的。但是不幸的是，IBM 向試生產客戶承諾的是 STRETCH 執行速度是之前的 60 倍，並據此進行定價。該機器立刻從市場上召回，但是幾十年後，歷史學家高度評價 IBM 為繼續主導大型計算機市場所進行的這個專案中所開發新技術的重要性。
對 IBM 的電子化改革更重要的是 SAGE，大量防空訓練中心使用 SAGE 連通雷達站，指導戰鬥機攔截前蘇聯轟炸機。我常常看到一些奇怪的言論：早期計算機（如 ENIAC 或 Colossus）可以填滿整幢大樓（甚至一個城市街區）。SAGE 核心的 AN/FSQ-7 計算機是唯一一個接近這種描述大小的。兩個 SAGE 完整安裝需要佔用 23 個 SAGE 控制中心的每個的一整層樓。SAGE 利用政府投入國防專案的錢（這些錢從向富裕美國人（如沃森）收取高達 91% 的邊際稅率中獲取），推動真空管技術的發展。它開拓了計算機網路、實時操作和圖形顯示。
儘管 SAGE 的目標是轟炸機不是導彈，但在得到完全部署之前，它在戰略上過時了，SAGE 執行到 1980 年代。它的真正遺產是技術。儘管 IBM 的主流業務逐漸從打孔卡片向小型計算機進化，但國防專案直接保持到以後。美國的冷戰策略企圖不進行大規模戰爭而控制前蘇聯擴張，該策略需要軍事技術和工業生產力的絕對領先。IBM 及其工業界、學界夥伴（如 MIT 和系統發展公司）的技術幫助保持這方面的優勢。
冒著巨大的風險
偉大意味著承擔風險，對新技術、新平臺進行大量長期投資。1960 年代，充斥著黑西裝、白襯衫的 IBM 進行了一場令身著衛衣、尋求刺激的矽谷高管也驚恐的豪賭。儘管今天的技術公司喜歡吹噓自己的「登月」計劃，但 Alphabet、Facebook、甲骨文等公司的絕大多數收入來自各自主導領域的少量產品和服務。向後相容性比創新更加重要，例如微軟將 Windows 和 Office 產品做成了暴利的壟斷產品。大部分技術公司在初創立時開發平臺，隨著時間的流逝穩步成長，並不斷對抗來自新競爭者的威脅。
1970 年代，IBM 在商業導向的主機市場中處於類似的主導地位，但僅僅因為它在 1960 年代早期開始了大量研究和開發。1964 年 4 月，IBM 開發 System/360 系列大型機，把整個已安裝產品基地都廢棄了。據報導，兩年前 IBM 就計劃用 50 億美元開發新系列機器，是其年收益的兩倍。據 Watson Jr. 所說，實際開銷非常高，以至於 1965 年公司發現它們就在「需要緊急貸款才能發放工資」的邊緣。
在此之前，IBM 為不同市場和不同規模的公司提供了不相容的計算機。客戶逐漸期望機器可以與大量系統軟體包捆綁出售，比如程式語言和作業系統。在這麼多不同平臺上開發這些工具的費用一直上漲。此外，不相容性還威脅到了使用者忠誠度。每過幾年，計算機就過時了，但是成功的應用程式可以隨著使用時間不變進化。計算機升級需要客戶重新編碼其應用，這為 IBM 的競爭對手竊取賬戶提供了機會，尤其是新引入的 COBOL 語言，該語言旨在使使用者在不同供應商的計算機之間移動應用。
該專案引入了片語「計算機架構」（computer architecture）來從更抽象的角度描述設計特徵，而不是從特定計算機模型的實現角度。System/360 展示了一種常見的機器指令集、詞長度、字符集和適合不同系列機器的外圍介面。例如，實現小型機器的微指令可以用大型機器的硬體直接處理。從最小到最大，System/360 機器的第一批產品在記憶體容量方面相差 500 倍，在處理器效能方面相差將近 20 倍。
按計劃，這些機器可以執行單個作業系統，較大型的機器可以載入更多模組、支援更多功能。但這部分計劃的效果並沒有那麼好。Fred Brooks 對 OS/360 問題的經典研究《The Mythical Man Month》是軟體工程領域的開山之作，他因此獲得 ACM A.M. 圖靈獎。
儘管出現了這些問題，但是 IBM 的賭博贏得了很多。其核心平臺在接下來的 50 年曆透過無數新模型不斷進化，經過 370、380、390 系列，直到今天的 System z 系列機器。這些機器沒有丟失 360 系列的向後相容性，IBM 也沒有丟失在主機市場的主導地位。1960 年代，IBM 最大的直接競爭對手包括通用電氣，它當時規模更大一些，不願意進行這樣的投資。接下來十年計算機業務蓬勃發展。IBM 在國內外市場都處於主導地位。
支援偉大的設計
對於 Watson Jr. 來說，偉大包括優雅的設計和最精細的現代架構。IBM System 360 在美劇 Mad Men 中分量很重，它精緻的複雜度標誌著廣告業中分析方法的興起。今天，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早期乾淨自信的設計美學重新變得流行。那個年代的房子、傢俱和消費品賣出了高價。沒有一個公司像 IBM 一樣為這種美學的流行和推廣起到巨大作用。
John Harwood 在他的書《The Interface: IB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rporate Design, 1945–1976》中寫道：IBM 的設計師 Eliot Noyes 組建了一支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團隊。他們的技能不僅應用於計算機和辦公產品，形成了統一、時尚的工業設計語言，還應用於文件、公開展覽和建築。IBM 聘用 Charles 和 Ray Eames 開展計算歷史上最早的一次展覽。其地標建築掛起了公司 logo，像一面旗幟那樣，該建築由明星建築師 Mies van der Rohe 等建造。
IBM 的偉大還在於它對科學的貢獻。其位於約克鎮高地的研究中心由工業建築師 Eero Saarinen 建造。實驗室的外觀曲線是橢圓形的，在黑夜中像是飛碟一樣。1950 年代，在貝爾實驗室和通用電氣聘用科學家，並構建中心化研究和開發中心之後的很長時間內，IBM 依然保持著重實踐、以產品為中心的工程師文化。但是，1960 年代，其國際化的研究網促使公司設定研究標準，即 IBM 的研究人員——Saarinen 認為的「身穿呢子衣服、抽著菸斗的人」享受著大學一樣的研究設施和 IBM 的高額薪水、優厚福利，而且不用教書。該公司的諾貝爾獎來自於對超導性和電子顯微學等領域的基礎研究。IBM 資助基礎科學的意願表明了它開發和製造的大量產品的收益的眾多可能性，這些產品包括半導體、磁芯儲存器、磁碟驅動器、鍵盤、打孔卡片、印表機和錄音機。
偉大的威脅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早期最成功的計算公司都瞄準了商機，而 IBM 的核心架構競爭力並沒有那麼強。DEC 發現了小型機的大規模新市場，SDC 和 Cray 瞄準了超級計算機，而 Wang 創造了圍繞單詞處理和辦公自動化的繁榮市場。IBM 在大部分以上領域中都能提供可靠的專案，但是它觸及這些領域的時間晚於其他公司。因為它必須進行繁複的科研管理過程，才能採購自己工廠生產的部件，避免威脅其他部門的產品。因此其小型機器沒有競爭對手的產品強大，或者價格高於競爭對手。即使 IBM 內部開發的新技術，如 RISC 處理器架構和軟盤，也被其競爭對手更積極地使用。IBM 在質量、銷量和支援方面的優勢有時可能抵消了一部分劣勢。
個人計算機市場的蓬勃發展對 IBM 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這些機器比傳統計算機便宜很多，設計和生產流程更短，更容易被個人和非企業資訊系統部門的其他部門購買。1981 年，IBM 以 5150 個人電腦震驚世界。與其他競爭模型類似，但不像 IBM 的其他產品，這款計算機由小團隊使用標準部件快速設計而成。IBM PC 為個人計算機設定了標準，該標準很快主導了市場，並逐漸發展成為主導今天桌面機、膝上型電腦、伺服器和超計算機市場的平臺。
但是，從長期規劃來看，IBM 在它所定義的新市場中的競爭力較弱。IBM 為打擊水貨計算機生產商，而將市場轉換到新型專賣標準化 PS/2 系列，但該舉措失敗了。在 1990 年代早期，IBM 仍然生產堅固的個人計算機，並享受商務 ThinkPad 筆記本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但是它面臨著一個競爭激烈的市場，而 IBM 在其中並沒有太大的競爭優勢。
重新定義偉大
IBM 在恩迪克特的舊工廠現在處於毀滅狀態。它在世界各地的很多製造工廠也面臨這種境況，比如位於蘇格蘭格陵諾特的一家工廠曾經擁有 13000 名員工，現在也瀕臨破敗。近年來 IBM 的員工數量不停波動，約有 39 萬名員工，數量和 1992 年員工數量頂峰時期類似，但是大部分員工在印度工作，而不是在美國（2010 年，IBM 停止釋出不同國家的員工數量）。IBM 不再是主要的美國公司，或者其商業核心領域的明確領導者。它已經撤銷了之前的承諾和義務。如果今天的 IBM 似乎沒有以前的「藍色巨人」那麼偉大、有公益精神和影響力，那麼我們應該不要把注意力過多地放在這家公司本身，而應該瞭解 1980 年代以來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變化。
1993 年，IBM 釋出了當時歷史上最大的年度虧損：50 億美元。IBM 的新任管理者 Louis Gerstner 面臨變賣公司部分的局面。但是，他開始重新調整策略，將重心從大眾市場硬體轉向軟體和商業服務。Gerstner 首次撤銷了 6 萬個工作崗位，這到今天為止仍然是美國企業最大的單次裁員數量，這標誌著新的 IBM 文化的到來，公司不再對員工承諾終身制。為了生存，IBM 打算不再繼續「堅守」沃森的遺產，而是轉而尋找偉大的新定義。
現在再來看，IBM 在管理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很多大型技術公司迅速崩潰，很少會在經歷嚴重危機後恢復過來。在經歷困難之後，曾經占主導地位的公司，如 Wang、Data General、Palm、DEC、Digital Research、Novell、Word Perfect、Lotus 和 Compaq 很快被更成功的競爭對手收購。最近，雅虎的剩餘業務被 Verizon 收購，和 AOL 合併成新公司。Verizon 沒有沿用雅虎或 AOL 的名字，因為二者的品牌不具備積極價值。
和更新一些的技術公司（如谷歌）一樣，IBM 也構建了獨特的企業文化，像塑造產品那樣審慎地塑造組織結構。IBM 是組織創新的較早期的徹底採用者，而不是先驅。它在 Watson Sr. 去世之後才採用管理委員會和強大的事業部制結構。隨著它的現代化，IBM 擁抱企業慈善活動；隨著 1960 年代末緊張的種族關係和婦女解放運動的發展，IBM 也認同企業在招聘和職位晉升時應該考慮性別和種族多樣性。IBM 的福利專案、研究實驗室和工業設計都遵循類似的軌跡，它最近採用的綠色倡議也跟隨了潮流。為了保持其作為現代資本主義模型的地位，IBM 一直採用企業主流採用的想法。
如果 1980 年代 IBM 略顯落後的舉措是股份制改革，那麼現在更多的是與「貪婪是美德」這句話息息相關，這句話強調了企業的生存就是要最大化股東利益，股東利益高於對員工、社群或社會的責任。但是和其更早期的變化一樣，IBM 擁抱這一新興觀念的目的是捲土重來。這意味著擺脫低利潤業務。困難首次來襲時，IBM 於 1991 年出售了印表機業務，該業務形成了利盟公司。即使在 IBM 恢復財務健康之後，這一過程仍然在繼續。2003 年，IBM 將硬碟業務出售給日立公司，2005 年 IBM 標誌性的 ThinkPad 筆記本品牌被出售給聯想，2014 年其低端伺服器業務也出售給聯想。2012 年，東芝收購 IBM 旗下銷售終端業務，2015 年，IBM 將半導體業務出售給 GlobalFoundries。
2010 年，IBM CEO Sam Palmisano 重新定義了偉大，他向投資者承諾 2010 到 2015 年 IBM 的每股收益將翻一番。IBM 透過大幅降低成本（如在新技術上投入的人力和資金），透過使用出售公司子部門所得資金購回股份的措施最大化該指標。這些做法傷害了 IBM 在雲端計算等新戰場的地位。儘管 IBM 近期想要改變方向，但其收益連續 22 個季度下跌。IBM 嘗試透過縮減來重回偉大，但是失敗了。
Watson 與川普
IBM 將其位於芝加哥河的地標性建築出售給了私募股權集團。樓上巨大公司的 logo 被拆了下來，而另一邊，巨大的 TRUMP 標誌則在隔壁的摩天大樓上閃閃發光。這從某種意義上看是合理的，它可以把 IBM 從其中世紀版本的偉大中解脫出來，提升到世界級別上完全不同的新位置。全球資本主義，首先被金融力量驅動，已經放棄了其對於工人和國家的長期承諾。美國公眾已經失去了對於大企業、自由貿易和參與國際社會的信心。而川普許諾讓美國重新崛起的方法是透過修建邊境牆、削減北約共同防禦的責任，以及撕毀已有貿易協定。
從這個角度來看，Thomas Watson Sr 和唐納德·川普正在成為「美國世紀」的分割符號。在世界大戰期間，這個名詞廣為人知，人們一直都在期待美國會維持一個穩定的戰後國際秩序，使其盟友和大型公司在其之下能夠不斷繁榮發展。
IBM 一路走來，我們有理由認為這是管理成功的結果。
奇怪的是，作為個人他們還有很多共同點。Watson 和川普都是在以自己的個人形象經營著家族式企業。老沃森被人們認為——甚至也被自己的孩子認為是一個不隨和、多變、情緒化且冷漠的人。川普也是這樣，他總是把精力投入在很多人中間，喜歡組織委員會會議。兩者都喜歡透過個人關係而不是組織結構解決問題。兩者都是工作狂，作為商人，會在共和民主兩黨同時下注。川普的黨籍註冊改變了至少五次，Watson 則更受到權力超越意識形態理念的影響，他的忠誠自然地從支援羅斯福新政轉向了幫助艾森豪威爾開啟政治生涯。
《時代》雜誌在緬懷 Watson 時給出了準確的定義：他是那個時代最偉大的推銷員，而他最偉大的產品總是他自己。Watson 早年在國外的業務爆發就像在另一個國家的地圖上插上旗子，在 20 世紀 30 年代，其很多的國外子公司被標記為 Watson 公司，而不是 IBM。川普則在 20 世紀 80 年代嘗試建立傳統商業帝國，卻在債務和破產之下失敗之後將自己重塑為國際品牌，進入了房地產和其他新領域。早在 IBM 成長為知名公司之前，Watson 已經讓自己成為了家喻戶曉的名字，並獲得了全國最為優厚的薪酬待遇。川普的公關天賦以及其作為一個電視明星的角色為他帶來了難以複製的公眾形象，比那些擁有更大商業版圖的同僚們大得多（不信的話，你知道 Vornado Realty Trust 和 The Related Companies 的管理者是誰嗎？）。
事實上，除去這些共同的特質，Watson 和川普在如何讓美國偉大的政治和資本觀點上有著很大不同。Watson 有關美國主導的全球繁榮論點總是容易受到批評——特別是對於那些他希望領導的人來說，但是與這種觀點的替代品相比它還是很不錯的。IBM 在戰後歐洲的投資是為公司本身，以及美國的利益服務的，但投資只能在多年之後，關稅和貿易管制逐漸消失，使用者負擔得起昂貴的穿孔卡片和計算機系統時才能帶來回報。Watson 堅定地支援消除貿易壁壘，他相信跨越國界的供應鏈可以促進和平與繁榮，這一點在 20 世紀 90 年代歐盟擴張的過程中得到了證實。
我懷疑 Watson 在 1953 年與 Charles Willson 分享了各自的觀點，後者是另一個有政治頭腦的商業巨頭，曾向國會發表自己的看法：「這對於國家，對通用汽車都有好處，反之亦然。」Watson 確信對於 IBM 有利的事也會有益於美國，而且也有益於全球和自由民主的發展。人們對於這種企業美德的盲目而自利的信仰隨著時間的推移早已崩潰。但是最近，我覺得自己更加喜歡虛榮、自負的老 Thomas Watson Sr，以及他所創造的帝國，比以往更甚。引用 Leonard Cohen 的一首短詩，他在川普當選的前一天去世，「哦，還有... 你肯定不會喜歡... 在美國之後發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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