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ff Dean：當我研究生畢業時，我同時申請了學術界教職崗位和工業界研究崗位。但只收到了一個學術介面試（和職位提供），而且不是頂級甚至不是中級的位置，所以我進入了工業界做研究。結果還不錯……
當 Sibrina Collins 得知自己的終身職位申請被拒後，她覺得受到了羞辱。她回憶道：「那是一段非常痛苦的經歷。你開始懷疑你自己的智識——『是我能力不夠嗎？』這件事真的讓我非常消沉。」
這位無機化學家表示在此之前她已經在俄亥俄州伍斯特學院得到了兩年表現積極的評估，而她在第六年時申請終身職位被拒了，對此她深感震驚。那是 2014 年 3 月發生的事，幸好有一群 Collins 稱為「個人董事會」的朋友幫助她緩解這一痛苦。他們告訴她要在她的終身職位評估中「尋找積極的地方」。
然後她找到了一些。她說：「裡面有很多好的地方，我看到了在我的學術生涯中一些非常好的結果。」作為一位非裔美國人，她發表了很多文章談論有色人種的女性對科學的重要貢獻，從中她也獲得了「平和與喜悅」。Collins 解釋說：「我的學術生涯聚焦於 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教育以及多樣性、教育學和讓學生參與進來，所以我意識到我接下來要做的是關注 STEM 中的教育和多樣性。我並不認為終身職位申請被拒是件好事，但這扇門的關閉讓我走上了一條我真正喜歡的道路。」
Collins 是少有的幾位願意與 Nature 公開分享自己的終身職位申請被拒的科學家之一。在四個月的時間裡，僅有七位科學家同意向 Nature 講述他們的經歷；其中兩位還要求不要透露他們以及拒絕他們的機構的名稱。（一位匿名受訪者寫道：「這件事發生在 30 年前，但想起時仍會帶來巨大的負面情緒。」）很多人都拒絕受訪，理由包括法律訴訟、保密協議、恥辱以及仍在持續的創傷。其他人則沒有回應我們的電子郵件採訪請求。
同意公開講述的研究者說科學家維持一個活躍的職業網路是很關鍵的，要透過參加會議和會議演講來儘可能地被人看到，也要在自己的所屬機構內體現存在感，並要對所有職業道路保持開放。
在 Collins 的終身職位申請被拒後，她被迫向自己承認她並不真正想要成為一位終身教職者。之後她在密歇根州底特律的 Charles H. Wright 非裔美國人歷史博物館擔任了 16 個月教育主管，並在 2016 年獲得了目前在密歇根州南菲爾德市勞倫斯理工大學 Marburger STEM Center 擔任執行董事的職位。
如果你能得到職位，那當然很好
學術界的終身職位是北美洲大學學術招聘的核心原則，這能為得到這些職位的人提供終身工作。但這樣的職位在美國和其它地方正變得越來越稀少。
據華盛頓特區的美國大學教授協會 2018 年的一項資料分析，美國的所有教職中有幾乎四分之三都不在終身職位軌道（tenure-track，注：指在申請獲得終身職位之前幾年時間的工作）。英國在 1988 年廢除了終身教授制度，並用永久或無限期合同替代。其它國家情況各不相同，可能有終身職位，也可能沒有。
鑑於終身職位軌道崗位的稀缺，被拒可能會給申請人造成災難性的心理打擊。Jeremy Wolfe 稱他的被拒經歷是一場「悲劇」。Wolfe 現在是馬薩諸塞州波士頓哈佛醫學院的一位眼科研究者，也是波士頓 Brigham & Women 醫院的視覺注意實驗室（Visual Attention Lab）的創立者，他曾在 1990 年被麻省理工學院（MIT）拒絕了終身職位申請。他說：「我當時真的確實以為我將會在 MIT 進行我的職業生涯。但一切都煙消雲散。」
Wolfe 的終身職位被拒的前一年，他憑藉自己的「心理學本科入門課程」而獲得了學生提名獎，並在學生髮行的 MIT 新聞報上備受讚譽。但他最為人知的論文還未及時獲得足夠的引用量。1989 年，他發表了一篇對「引導式搜尋」的分析，這是人類在繁雜的視野中尋找目標的機制。這篇論文現在已獲得超過 2000 次引用。
帕薩迪納市加州理工學院（Caltech）的理論物理學家 Sean Carroll 表示，明顯缺少研究論文可能會成為獲取頂級大學終身職位的巨大障礙。他說：「主要的研究型大學關心的是研究成果。沒別的。」Carroll 曾在部落格中寫過他在 2006 年被伊利諾伊州芝加哥大學拒絕終身職位的經歷，在 2011 年他為意圖獲得終身職位的教職人員總結了一些略顯詼諧的建議：拉研究資助金、不要搞兼職、不要寫書——因為你在寫書或兼職做其它事時，你就沒做研究。
Carroll 說被拒絕讓他悲傷難過，而且他從未收到過官方的正式理由，但他猜測這與他廣泛的非研究興趣有關。他收到的最常見的非正式解釋是他發表了一本教科書《時空與幾何：廣義相對論入門（Pearson, 2003）》——他說這是一個糟糕的選擇，因為這不是物理學研究。
帕薩迪納加州理工學院，永遠的樂觀主義眼科醫生 Jeremy Wolfe 與一位訪問研究生
Carroll 說，在他終身職位被拒之前，他收到過其它大學的非正式職位邀請，但他拒絕了，因為他很滿意當時的情況。他警告說，如果終身職位申請遭拒，任何這樣的對你有興趣的暗示都可能隨之化為泡影。他說：「如果其它地方正想辦法挖走你，而且你還沒有終身職位，那你一定要非常非常認真看待這些機會。不要盲目忽視它們。如果你待的地方想要留住你，他們會提供更好的條件。」
Wolfe 的系主任曾在他第三或四年職位評估的時候建議他去其它地方找個工作。他現在認為那次建議是想要告訴他應該去尋找自身職業價值的外部證明。Wolfe 回憶說：「我從沒做過這種事。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認為對組織機構的忠誠是件好事，那真是一個幼稚天真的想法。」
Carroll 說他理解為什麼很多人不願談論自己終身職位申請被拒的事情。他解釋說：「對學者而言，這是再糟糕不過的事情。」他建議對即將到來的終身職位決定感到不安的終身職位軌道人員在鍘刀落下之前先找個可靠的工作崗位。
Wolfe 說他把自己推進了就業市場，直到他在哈佛找到了自己的崗位——他在這裡又不得不重新申請終身職位。Carroll 在終身職位申請被拒後開始聯絡有工作往來的人以尋求幫助，2006 年他落腳於加州理工學院的一個非終身研究崗位；他在這個崗位上一直待到今天，專注自己的研究、寫書、發表演講和主持播客節目。他說：「最好的復仇是好好生活。不管什麼時候，當你的生活發生重大變化時，都要重新評估你做的事情，並努力做得更好。去其它地方，甚至取得相當優秀的成功能讓你感覺良好。」
因歧視遭拒
但對於那些可能因性別歧視或種族主義而被拒的人，這樣的建議可能會讓人心生怨念。一位要求匿名的科學家說，20 多年前，在她在某個常春藤聯盟大學工作期間和之後，她所在的科系聘用了包含她在內的大約 20 位終身職位軌道人員，其中一半男性，一半女性。她說，最後 9 位男性獲得了終身職位，沒有一位女性獲得。她說，在她自己申請終身職位被拒時，她有兩項來自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的研究資助金，已發表 11 篇論文，其中一篇發表於高影響期刊；她還有 20 封推薦信，其中一些來自諾貝爾獎獲得者。她說：「我和其他為終身職位而來的年輕研究者一樣優秀；我只是沒那麼顯眼。這是他們使用的詞——『顯眼』，他們的意思是要在我的領域是著名的，要有聲望，有影響力。」
這位研究者補充說，由於自己羞怯，她沒有參加自己學科的很多會議，也從沒被邀作為演講者出席會議。她說：「我們不去說話和推廣我們的科學，這往往會對我們自己不利。」她還補充說初級研究者必須定期參加會議。「你必須表現出你對你的科學充滿熱情，你有好的想法，你也在創造漂亮的資料。」儘管她現在已獲得美國中西部一所著名大學的終身職位，但那次被拒依然會讓她感到苦惱。
來自少數族裔或其他少數群體的女性研究者可能還會面臨更進一步的歧視。正如一位匿名受訪者在電子郵件中寫道的那樣：人們錯誤地假設非裔美國女性、殘疾人和其它少數群體的人會比白人男性（或非殘疾人）更容易獲得終身職位和升職。美國教師保險和年金協會（TIAA）2016 年一份基於紐約市的報告發現，儘管過去 20 年來美國的大學和學院的教職人員多樣性提高了，但大部分提升只體現在終身職位軌道崗位上。TIAA 報導發現，2013 年，代表性不足的少數族裔（包括非裔美國人、西班牙裔美國人、美洲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佔美國大學全職終身職位教職崗位的 10.2%。Hechinger Report（一個紐約的關注高等教育的組織）分析了其它聯邦資料後發現：從 2007 年到 2016 年，聘用的黑人教職人員比例從 7% 下降至了 6.6%。
德克薩斯州休斯頓 Black Women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科學和工程領域的黑人女性）創始人與主席 Erika Jefferson 說美國一些大學對少數族裔仍有敵意。她補充說：「當然有一些出色的大學會支援每個人，而不管族裔和性別。」她說，如果一位女性非裔美國人教職人員的科系中還有其他非裔美國女性可以分享自己的經歷和提供支援，那將能讓她獲益。
快速行動，積極前進
某些大學有正式的流程來幫助那些終身職位被拒的人，幫助他們下一步的工作。馬薩諸塞州波士頓大學的高階助理教務長 Julie Sandell 說這件事在她的職權範圍內。她說該大學的目標是幫助那些「最後一年」（幾乎所有學院都提供額外一年的教學和研究時間，在此期間學者們可尋找其它職位）的人更輕鬆地過渡，比如減少教學任務。
而且終身職位申請被拒也並不意味著這條路走到了盡頭。很多大學都有一個申訴流程，而且有時候能夠申訴成功。Sandell 說：「如果有人有任何想要申訴的想法，我都告訴他們應該申訴。否則他們之後可能會後悔。」但並非每個人都認為申訴有用。比如 Collins 就反對申訴，她推測自己可能會再次被拒。
Terry McGlynn 則是決定申訴的人，他是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多明格斯山分校的一位生態學家。之前他的終身職位申請被加利福尼亞州聖地亞哥大學拒絕。McGlynn 在電子郵件中寫道：「我當時非常確信申訴也不會帶來相反的結果。儘管如此，我覺得對我而言這是值得的，因為這讓我有機會記錄在我的終身教職申請評估期間的長期的程式違規行為，也能為那些對我的人生的未經證實的說法提供嚴密的反駁。」
McGlynn 研究的是熱帶地區棲息在垃圾堆中的螞蟻的生態學。他建議人們考慮申訴以跟蹤檔案檔案——如果存在的話。他說：「我認為了解被拒的真正原因是很重要的。」當被請求評論 McGlynn 的指控時，聖地亞哥大學媒體交流中心副主席 Pamela Gray Payton 回應說：「我們大學尊重現僱員和前僱員的隱私，因此我無法討論或評論人事問題。」我們也請求了其它大學評論，都回應說他們不會就個案或特定的聘用情況做出評論。同時，Sandell 建議正在尋找新崗位的研究者確定他們最喜歡自己工作的哪個方面，並且考慮好自己接下來可能做什麼，而不是關注自己受傷和憤怒的情緒。她補充說，像 Collins 一樣離開學術研究是完全可行的。
Johannes Urpelainen 在 2016 年 5 月被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拒絕終身職位後找到了另一條路。2017 年 7 月，他被任命為馬里蘭州巴爾的摩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可持續能源政策倡議的創始主管。他說：「面對它。讓它結束，然後繼續前進。我認為這是比心懷怨念更好的生活方式。」
Urpelainen 說，儘管他也有失望和擔憂，但他對意料之外的終身職位申請被拒的開明態度——以及一個牢靠的職業關係網——幫助他找到了新的崗位。他說：「我只是想讓每個人都馬上知道我被拒了。」並補充說在他被拒後的兩週內就有好幾個機會找上門。Urpelainen 說他新的政策和研究工作很適合自己，這是由一傢俬營基金資助的。Urpelainen 說：「這工作非常適合我。」
研究者們都認為，終身職位申請被拒終究不是世界末日。Collins 說：「你能在終身職位申請被拒後依然擁有一個非常成功的事業。我真的很感激我過去沒能得到曾想要的某些東西，因為如果沒有那樣的決定，我就不會在這裡做著我現在的工作。」
原文連結：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9-002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