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發現有錢人更吝嗇 愛在拍照前照鏡子

當學生們在學位課程開始和結束時接受評估時，那些學習其它科目的學生在臨近畢業時變得稍微大方了一些，而經濟學專業的學生在整個過程中一如既往的吝嗇。

不過，也有證據表明，那些更有錢的人，或者至少是住在更昂貴地區的人，可能會表現得更無私。研究人員在倫敦20個不同的地方走了一圈，在每個地方的人行道上撒上15封蓋好郵票、寫好地址的信件。然後一旁觀察看有多少信會被好心的路人發現並寄出。在較富裕的地區，如溫布林登，87%的信件順利寄出，而在較貧窮的地區，如沙德威爾，這一比例僅為37%。

有錢人似乎也更經常地表現出慷慨的一面，他們會做出所謂的“非凡的利他主義行為”——這種行為很少得到公眾的認可，別人也不可能為你做同樣的事情作為回報。例如，喬治城大學的克里斯汀·布萊特爾-豪維茨和阿比蓋爾·馬什試圖找出為什麼美國不同州向陌生人捐獻腎臟的比例相差如此之大的原因。

他們研究了包括宗教信仰在內的各種因素，但最有力的預測因素是收入中值水平。簡單地說，在人們收入越高的州，腎臟捐贈越多。這並不一定表明富人比窮人更有可能捐獻腎臟。它確實表明，更高的利他主義似乎與人口的富裕程度有關，但這可能是因為也有更高的幸福感，而這反過來又允許人們表現得更利他。

所以，除了90年代的經濟學學生，富人似乎在研究中表現得很好。但直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保羅·皮夫的研究出現，發現富人更驕傲、自大、自私。

在一項研究中，皮夫讓受試者給出一系列衡量權利的陳述，比如“如果我在泰坦尼克號上，我應該登上第一艘救生艇。”令人驚訝的是，確實有人支援這一評論，而支援的人往往是富人而不是窮人。富人也更有可能認為自己從來沒有錯，擅長做任何事情，而且在拍照前會對著鏡子檢查自己的形象。

在另一項研究中，皮夫召集了一群收入不一的人，給他們每人10美元，其中一些人的年收入高達20萬美元。如果有人願意捐，他們可以選擇捐多少。結果發現窮人更慷慨！

但請記住，這些人在參加皮夫的測試之前本身就是富有的。也許不是他們的財富決定了他們的行為，而是他們的行為幫助他們變得富有。也許對錢更加謹慎，再加上自我膨脹的信念，幫助他們變得富有。

那麼，人為地使某人富有呢？這會改變他們嗎？為了弄清楚，皮夫讓人們玩大富翁遊戲。遊戲開始時拋硬幣可以使一名玩家獲得比對手多2倍的錢開始遊戲的權利，並且每過一輪，他就可以得到平時2倍的錢。

不出意料，優勢玩家往往贏得遊戲，但皮夫通過單向鏡觀察過程，看看一旦成為人為的“富人”，還會發生什麼變化。許多人的聲音開始變得更大，搖骰子時大聲地喊叫，有些人在桌上吃了一碗椒鹽捲餅，然後在遊戲結束後被問及為何獲勝時，他們誇誇其談自己付出的努力和做出明智決定。沒有一個人提到他們從遊戲一開始就獲得了經濟優勢。所以，突然變得富有時，即使是暫時的，也會讓一個人更加以自我為中心。

皮夫還花時間躲在舊金山灣區的人行橫道旁，看便宜車和昂貴車的司機誰更有可能停下來。結果，那些豪華車的司機表現得並不好，所有的廉價車都停了下來，而只有一半的豪華車司機表現得彬彬有禮。不過，這項研究規模很小，而且汽車的型別只是財富的一個代表，也許它們是由司機駕駛的，或者是由收入不高的人分期購買的。

有鑑於此，海德堡大的斯特凡·特勞特曼(Stefan Trautmann)試圖避免這些不確定性，他採用了一項對9000人進行的權威調查，該調查每年在荷蘭進行四次。他發現，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人似乎更獨立，與他人交往更少。但當他們玩金融信任遊戲時，較富有的參與者並不比較貧窮的參與者更容易背叛對手。

研究利他行為的研究似乎相互矛盾，那麼如何提供一些關於捐贈慈善的硬性資料呢？沃倫·巴菲特——這位承諾捐出99%財富的億萬富翁——是一個罕見的例外，還是富人平均捐出了更高比例的工資？你可以將收入與人們捐獻給慈善事業的收入比例進行比較。

關於利他主義的經典研究傾向於表明，這一圖表會遵循一個向上的微笑的形狀，最貧窮和最富有的人都將更高比例的收入用於慈善事業，而中等收入的人捐贈得更少。但是這個早期的研究傾向於排除那些根本不捐錢的人——通常是那些根本買不起錢的非常窮的人，這可能會歪曲資料。

為此，波士頓學院(Boston College)的研究人員對收入從1萬美元到30萬美元的人群進行了調查，發現美國人的收入中被捐贈給慈善事業的比例非常穩定，約為2.3%。但當你看那些收入最高的人，即收入超過30萬美元的2%的人，他們平均捐出了收入的4.4%。因此，作為一個整體，超級富豪可以宣稱自己在慈善捐贈方面更為慷慨。（不過，在國外，慈善常常被質疑是一種避稅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