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移動網際網路的普及,網路越來越多的成為人類做決策時所依賴的“外腦”。通過網路,年輕一代的網路原住民變成了更有效率的決策者,但卻又變得更缺乏耐心,更缺少深度思維的能力,更追求及時的快感。人類為科技賦予了一種自我進化的能力,這種能力有可能會讓科技生成自己的獨立意圖。同時,研究顯示,人類的大腦結構可以在神經元層面和無意識上被清晰的改造。如果具有獨立意圖的科技能夠對人類的大腦結構直接進行作用,這對人類而言又意味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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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連線》雜誌撰稿人Michael Harris的專門文章:

最近,我兩歲的小侄子本傑明在地上看到了一本過期的《名利場》雜誌。由於這份雜誌時間已經很久了,所以畫面的色彩已經暗淡,當然也就無法與iPad螢幕的鮮亮度相提並論了。我看到他把兩個手指放在畫中人的臉上,試圖把畫面拉大,當然,這不會成功。最後,本傑明抬頭看著我,有點沮喪的說,“這東西壞掉了。”

如果你在視訊網站上搜尋“baby”和“iPad”這兩個關鍵字就會看到很多一兩歲的小寶寶試圖在紙質雜誌和電視機螢幕上完成平板電腦式操作的視訊。在這些小朋友的意識裡,他們假定觸屏技術是自然現象,是物質世界的自然組成部分。隨著他們逐漸的成長,他們對於網際網路的看法就會像我對烤麵包機和燒水壺的看法一樣的自然。如果抗拒網際網路的話,我是可以做到的,但對於本傑明這一代人而言,抗拒將是無效的。因為革命已經完成。

科技正在像我們的DNA一樣進化

達爾文1859年的《物種起源》已經通過進化論理論為我們解釋了現在的小朋友和iPhone、Facebook之間的關係。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一個新的進化類別,這個類別是由我們的科技所推動的。

1976年,進化生物學家Richard Dawkins提出了一個“meme”的概念,這個概念將達爾文的進化思想延展到了生物基因的範疇之外。所謂meme,簡單講就是可以被複制的文化產品。人類本身就有模仿的本能,因此人類就是一種終極的“meme機器”。作為文化碎片的meme通過歷史複製它們自己,擁有自己的進化模式,而它們的進化則是通過人類的基因而完成的。

據meme學家(memeticist)Susan Blackmore稱,就在達爾文主義宣稱由於基因善於自我複製而在進化中佔據主導地位的同時,那些具備複製能力的科技已經佔據了進化的主導地位。她對這些新形式下的複製者賦予了一個新的名字“teme”。teme可以以電子資訊的形式被複制、更改和被選擇。這種情況也造就了一個新的演化流程,teme的進化流程遠遠比人類的基因進化快得多。Blackmore的研究成果很好的解釋了為什麼最近幾代的人類越來越不善於獨處,為什麼會更傾向於選擇使用科技產品。

Blackmore表示,與線下生活中物質文化類的meme相比,teme是一種截然不同的複製體。她說,“對於meme的複製,很容易在無察覺的情況下出現偏差。比如在用口頭講故事時,很容易發生資訊偏移。但是數字機器在傳遞資訊時就不會出現這種偏差。tene的複製能力就像我們的基因一樣精準。”

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想法:通過把能夠和人類DNA一樣實現資訊精準複製的技術推向世界,我們實際上是在玩一盤巨大的遊戲。

老式的思維方式就快消失了

我們的孩子從腦的構成物質上而言與40000年前的古代人類沒有結構上的本質差別。儘管這四萬年裡發生的巨大的文化、人格和思想模式的變化,我們在做事的時候仍然依靠著那大約3磅重的大腦灰質。但是,從每一代人誕生的第一天起,他們大腦內神經元的分佈模式就已經開始了異於上一代人的旅程。你生活中的每一秒鐘都代表了你大腦內860億個神經元的新連線模式。因此,孩子們很自然的很難以其祖父母輩的模式進行思考,也難以獲得和他們同樣的感受。原來那種更為緩慢的思考方式將很快消失不見。

在你的大腦裡,上百億的神經元是通過海量的神經元突觸連線起來的。現在,這些突觸中的一部分正在噴火,通過一種目前尚不確定的方式讓你記住現在正在閱讀的這個句子,讓你形成自己的觀點,讓你對這條資訊產生出自己的情緒。我們的大腦可塑性極強,它可以在任何給定的環境下對自己進行再設計,再以新的大腦結構對環境作出最優反應。某類刺激資訊的反覆作用將會強化反應神經通路的連通模式。對其他類刺激資訊的忽略則會讓相應的神經通路被弱化。與其他同齡人相比,那些上了年齡還在堅持玩猜字遊戲的老奶奶們對此感同身受。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Gary Small是一位神經可塑性領域(neuroplasticity)的先驅研究者。2008年,他的一項研究清楚的顯示,人類的大腦結構可以通過使用網際網路而被重新塑造。他找了一組從未上過網的人來到實驗室,讓他們嘗試上網,同時通過核磁共振記錄大腦內部的活動。隨後,Small要求實驗物件在接下來的一週裡每天上網一個小時。當實驗物件再次返回實驗室裡上網時,核磁共振的影像顯示,這些實驗物件的大腦前葉活躍度比首次上網時發生了顯著的提升。當我們為大腦指定新任務後,大腦內的神經通路會發生迅速的變更。僅僅通過幾個小時的時間,Small的實驗就驗證了網際網路對人類腦部結構的影響程度有多強。

他說,“我們知道科技正在改變我們的生活。同時,它還改變著我們的大腦。”一方面,神經可塑性讓他看到了老年人的希望。他說,“人類大腦在衰老時並不是一個線性的軌跡。”另一方面,那些年輕人的大腦可能會更加善於處理數字世界裡的現實而非更為平淡的物質世界裡的事務。

在《The Shallows(淺薄)》一書中,Nicholas Carr描述了網際網路是如何從根本上對我們的思維進行塑造從而使得我們的大腦更善於淺層思維而更不善於深層思維。當我們在螢幕前的時間足夠長之後,我們在吸收資訊時就會變得越來越低效,會經常跳過文章段落的後半部分,會不斷的轉變自己的關注點。Carr指出,“軟體越閃亮,使用者越暗淡。”

現在的孩子能夠思考的更快,但卻不深入

一項關於大腦可塑性的研究令人深感驚奇,這項研究來自於波士頓大學的一個神經工程師研究小組。研究組稱,將能夠在孩子的大腦裡“插入”一個“人”。這個“人”能夠“在孩子對所學習、所記憶的內容沒有察覺的情況下為自己獲得新的資訊、技能或記憶。這些技能和資訊甚至可能是來自古代、被戰爭損毀或者技能掌握者由年齡增大而失去的技能。”這個研究小組已經以一種高度專業的方式通過被解碼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技術(fMRI)對專案中的活體研究物件進行了大腦活動模式的重塑。

這種將無意識學習的“人”注入大腦的可能性非常吸引人,但同時也面臨著巨大的生物倫理學難題。你孫輩的大腦可能被訓練成這個樣子:在他通過數字隱形眼鏡觀看廣告時自己其實並沒有發覺這一點(到那個時代這種做法可能是被預設的)。目前而言,我們很清楚自己的頭腦正在被重塑,但我們仍然無力對其進行反抗,我們甚至對引起這種大腦重塑的科技還越來越上癮。但到了我們的孫輩,他們還能感受到這種隱藏的重塑嗎?

2012年,依隆大學的一項研究對1021名評論家、專家和股東就數字時代原住民的看法進行了調研。這項調研的結果顯示,被調研者普遍認為年輕人已經把網路作為了他們自己的“外腦”,這也促使他們變成了更有能力的決策者。但同時,這些作為網際網路原住民的年輕人也“渴求快餐式的快感並經常做出倉促、淺薄的選擇。”

這些被調研者中,一些專家對於年輕一代大腦的未來抱有樂觀態度。Firecat Studio工作室的CEO兼網路策略師Susan Price認為,“那些對深層次思考逐漸減少持悲觀態度的人忽略了一件事。他們忽略了人類思維流程與行為應該同新的現實和機遇與時俱進的必要性。” Price相信,年輕人正在發展出來的新技能和新標準將會更加適應他們自己的生存現實而不是過去模式下(比如1992年)的生存現實。然而,這份調研報告的作者之一,Janna Anderson也寫道,儘管很多參與調研者都對未來大腦的形態非常感興趣,但也有一些很明確的反對聲音。他寫道,“一些人聲稱他們已經看到了年輕人在集中精力、保持耐心和深層思考方面能力的明顯缺失。一些專家對目前的趨勢將會把未來的大多數人變成膚淺的資訊消費者表示了擔憂。他們認為這將對社會造成危害。”

具備進化能力的科技是我們創造的,但我們可能正走在變成科技僕人的道路上。從接受人類意圖指令到吸收人類意願,科技很可能會產生具備自己獨立意圖的能力。這一旦成真,話語權將會很快的轉移到具備獨立意圖的科技身上。

但我們很清楚,這並不是由某個幕後的邪惡機器人所推動的。科技的進化能力是由人類自己的資本利益所驅動的。我們把技術推上了潛在產出增量最大的那條路上——可進化的路徑。儘管我們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人類卻似乎仍然沒有對此加以任何限制。這種可以看到終局的感覺,好像只能用一個詞來描述:命運。

自:搜狐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