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工程技術本身：應該如何看待“院士之爭”？

五一小長假這幾天，被討論最多的話題，可能是關於“院士”。

4月30日，中國工程院公佈了2019年院士增選有效候選人名單。經審定，最終確定的有效候選人共531位。其中引起廣大網友注意和討論的，是百度董事長兼CEO李彥宏、百度高階副總裁王海峰、阿里巴巴集團技術長王堅、比亞迪董事長王傳福等民營企業科技專家上榜。

其中，關於李彥宏到底能不能評選院士，確實成為了爭議的焦點。很多網友和媒體人站出來“旗幟鮮明地反對”。當然也有人以各種理由支援。

但是爭議看了很多，我們發現了這樣一個狀況：大家爭來爭去，都是集中在百度做搜尋這件事上。似乎李彥宏成為院士候選人的合理性，已經完全與百度的搜尋業務掛鉤。

然而二者之間的客觀聯絡真的是這樣嗎?在1911年創立之初，IBM的主營業務是機械打字機。但是顯然今天不會有人因為機械打字機已經被時代淘汰了，就苛責IBM的技術有問題。

或許在今天的輿論場中，網際網路企業乃至大量中國民營企業有個先天劣勢。那就是輿論會停留在第一印象，甚至由此產生的刻板偏見裡，從而忽視了科研事業與民營企業的關係正在發生快速調整。

看到李彥宏，大家會想這是做搜尋賺錢的商人;看到王堅，大家會想這是給電商做網路維護的;看到王傳福，大家會想這是做便宜汽車的……

凡此種種偏見之下，才會滋生關於這些人是否夠資格參選院士的爭議。而被大家忽略的，往往是這樣一個客觀變化：在今天的中國，正在有越來越多的前沿科技突破發生在民營企業裡。而這些科技突破的價值，以及其承擔的社會責任，需要國家以及大眾的共同認可。

所以在我們陷入無窮無盡的爭論之前，不妨回到源頭來看一下這個問題：那就是設立中國工程院院士這個名銜，其初衷究竟是什麼?只有釐清了這個問題，我們才能從邏輯上判斷李彥宏以及其他企業家，究竟是否有資格承擔這樣一個榮譽。

中國工程院院士設立的初衷是什麼?

我們知道，我國目前實施的是“兩院院士制度”，即中國科學院院士與中國工程院院士。與其他國家普遍採取的多院院士制度相比，兩院院士制度已經將遴選範圍進行了相對的集中化。

關於院士的評選範疇與評選制度，其實從學術界到大眾輿論中都是有很多爭論的，這當然非常正常，但不在本文的討論之列。

我們需要注意的問題在於，相比較來說，中國工程院院士的設立時間並不算特別悠久。這一制度，本來就是“與時俱進”的產物。

我們知道，中國進入近代社會以來，對科學的重視不斷增強。早在1948年，在傅斯年等人的推動下，民國政府中央研究院就評選了第一批院士。那個名單上民國大師們的名字，可謂一時間星光璀璨。

進入新中國之後，科學院院士評選的工作一直在延續。但是中國工程院院士的評選，是在1994年中國工程院成立之後才開始實行的。

換言之，在漫長的46年之中，院士名銜都只授予基礎科學領域取得傑出貢獻的科學家，但對工程實踐領域奮鬥在一線的科研人員，卻缺乏最高科學榮譽的授予。

這個時間差背後有很多原因，但最重要的一點在於，這50年間，恰恰也是各工程領域不斷複雜化，大量問題需要高精尖專家人才引領技術突破的時間段。

所以國家最終決定設立中國工程院院士，也是對長時間大量付出，且自身科學責任與社會價值不斷增強的工程領域科學家，一種補償和肯定。

目前，中國工程院現有院士857人，院士增選每兩年進行一次。而與科學院院士的評選思想不同的是，工程院院士從設立之初，就秉承著“因時代需求而不斷調整評選視野，為那些做出巨大貢獻，但並不為大眾所知的科學家授予榮譽”的思路方針。

所以說，工程院院士候選人有些所謂的“出乎意料”，恰恰是這一制度的題中應用之意。其設立初衷，就是獎勵變化與未來。而今天我們面對的新變化，恰恰就是重大工程技術創新，正在越來越多地發生在BAT這樣的高科技民營企業中。

大規模工程創新的發展趨勢，決定了企業家的學術身份與學術責任

既然跟隨變化是工程院院士評選的大勢所趨，那麼今天的趨勢是什麼?

毫無疑問，明眼人都會知道，今天工程技術的整體趨勢，是領先性創新正在越來越多地發生在高科技企業中，並且產學研一體化越發明顯，國家的學術共同體在工程化領域展現出了越來越多的應用導向和企業引領前沿突破。

從歐美等科技大國的發展路徑來看，這個趨勢是不可逆的。尤其是在資訊科技工程與高精製造業等領域，企業事實上擁有直接的研發動力、海量精準資料、算力實驗基礎，以及最好的人才待遇空間，是引領直接創新的合理驅動者。

今天，很多中國可以走在世界前列的戰略級技術，比如5G、AI、雲端計算、自動駕駛，從基礎研發到產業工程化實踐，絕大多數流程都是發生在企業中的。

以百度這幾年的AI創新為例，從研究人才的儲備和演算法技術的軟體創新，再到平臺化和工程化，以及透過多種模式對外開源開放，都發生在百度業務體系內。其在國家科技綜合體中具有唯一性的同時，又確實推動著重大工程技術的突破。

這樣的案例越來越多，反映到工程院院士評選裡的結果，就是來自企業的院士候選人越來越多，並且未來勢必長期如此。

在今年確定的工程院院士531位有效候選人之中，來自企業的候選人有114位。比2017年增加了24位，並且特別關注民營企業中的科技人才——這是工程技術發展的時代性和階段性決定的。

尤其是在資訊與電子工程學領域，中國網際網路、雲端計算和AI產業的發展基礎，必然會也應該會催生IBM、微軟一樣具備兼具科研創新能力與工程化應用能力的企業-科技綜合體。

回過頭來看，在這樣的趨勢裡，企業家往往會是與工程技術創新距離最近的人。他們正在承擔越來越多的創新任務和探索風險，同理，也應該獲得來自科學界的更多肯定。

這也是李彥宏、王堅、王傳福等人被提名的原因——站在工程科學發展史的角度看，他們的任務不僅是做搜尋和做電商，而是在為時代提供更多的“唯一性嘗試”。

在技術洪流中，李彥宏和百度客觀上擁有“優先獲選權”

在很多人以為王堅只是給電商做伺服器的時候，他已經為阿里打造了龐大的雲端計算業務，構造了超級計算體系與城市大腦的探索。

在大家認為比亞迪就是低端汽車的時候，王傳福始終堅持在新能源與智慧駕駛領域銳意突破，在自主品牌汽車通向未來產業化的路上，成為走在最前沿的那一個。

同樣，在AI走向技術成熟，走進各行業的“智慧+”之路上，李彥宏近幾年率領百度所作的嘗試，同樣在工程創新領域是具備唯一性的。

不難注意到，李彥宏進入院士候選人的領域是“新興交叉領域工程技術創新管理”。很多人評論者會忽視這個詞的實際意義，然而工程技術的行內人並不會如此。

我們知道，近幾年百度的主線是決勝AI。然而細分下來會發現，AI本身是一門交叉學科下的產物，而其進入產業化更是經歷了複雜的探索程式。比如AI的成熟，受力於網際網路、大資料、雲端計算、IoT以及半導體技術的完善，而走入產業端，又流向智慧語音、自動駕駛、移動網際網路、雲端計算服務，以及開放平臺和各行業AI決絕方案。這些科研工作，涉及眾多領域的廣泛交叉和探索佈局，多個戰略級技術的綜合發展和應用。

由於在研發、工程化和應用化多端工作的複雜性，促使百度的前沿技術交叉運用網路，絕不是某個部門和某位科學家能夠獨立完成的。這場深刻而重要的工程技術探索，只能以李彥宏為代表。

那麼，當時代已經認識到百度的AI工程探索價值非常，且在今天不具備其他企業與研究機構能夠拿出替代方案的可能。這是否值得一個科學上的致意與肯定呢?

所以無論李彥宏最終是否當選本屆院士，中國高科技企業的代表與其中科學家，將持續進入院士行列的趨勢並不會改變。

技術不會無端生長出來。有時候擱置一些爭議，把技術歸於技術，就是我們滋養未來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