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8路公交上的程式設計師

在一家創業公司工作6年後，程式設計師劉權和張博最後以狼狽不堪的形式離開——為了討回拖欠的薪資和補償金，他們不得不擠上通往勞動仲裁院的408路公交車。這是他們人生頭一遭。

過去一年，他們常聽人說“大環境不好”，但一直後知後覺，直到潮水退去，才發現自己被晾在沙灘上，最終被推到了勞動仲裁的大門口。

百度指數關於勞動仲裁的搜尋資料在2019年4月達到近半年新高，其中比例最大的人群集中在30-39週歲。20多歲的劉權和張博沒想過自己也會置身其中。

“哎呦，你怎麼流鼻血了？”國字臉女律師尖著嗓子問。

劉權抹了下鼻子，才發現鼻血已經流到嘴唇邊。他仰起頭，含糊地回答：“可能天氣太熱了。”他已經焦灼了一個多月，因為欠薪討薪的事。

“你是工科生吧？我一看你就是工科生，不善於表達。”女律師遞過來衛生紙，劉權點點頭，趕緊塞進鼻子裡。

程式設計師劉權是被一個婦女拉到仲裁院背面這個居民樓裡的。對方自稱律師助理，除了掛在白牆上的四面“感謝”大紅錦旗，這裡怎麼都不像正經律所。

他從將臺地鐵站下車後，還要坐408路公交車才能到勞動仲裁院。408路公交車不太準時，劉權等了30分鐘都沒來。他是宅男，主要活動區域都圍繞著通州的住處或是工作所在地，半徑大約3公里。

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門口神情凝重的人們

來京6年，這是他第一次來這片。頂著正午30多度的高溫，焦躁的氣氛被時間拉長，人們在站臺走來走去，用手上的東西隨意扇著風。劉權皺著眉，汗水在臉上流。以往，這個程式設計師很少留意外界的變化，因為白天非工作時間都不會在外面亂晃。這天他注意到天很藍，樹葉很綠，周圍的一切似乎若無其事，但自己的內心卻很涼。

車終於來了，看上去還像學生的男孩在車上發語音：“我必須去告他們！”聲音帶著哽咽。

南十里居站，一大半人走了下來。

迎接他們的是意外的熱情。“要律師不？免費諮詢。”

一進仲裁院鐵柵欄門口，發小卡片的人一擁而上。被防曬服和墨鏡裹得嚴嚴實實的中年婦女，拉住劉權，“我們95%的勝率，幫你一條龍法律服務。”鄉音濃重、曬得黝黑的男子則一遍遍重複邀請：“到我們村去吧，我們村有三個年輕律師。”這些人都自稱律師助理，主要工作是拉人進律師事務所。

劉權趕到時已過12點，大門緊閉的仲裁院處於午休時間，牌子上寫著14點上班。

幾十個人頂著太陽排隊等候，有的站著刷手機，有的趴在臺階上寫材料，也有的和柵欄外的“律師助理”攀談。

“為啥中午要把大門關上啊，讓大家進去等著不是更涼快些？”曬得滿臉通紅的女孩發問。

“來這兒都是維權的，擔心安全風險唄。”劉權後邊帶眼鏡的男孩插嘴。劉權心裡一沉，自己也是“維權人士”之一了。

下午兩點，大門準時開啟，人們湧進大廳。工作人員說，剛過完年那會兒人更多，隊都排到鐵柵欄外面去了。

大廳座位立刻被填滿。填表的位置，幾個看上去輕車熟路的年輕人面對牆壁站成一排，埋頭填寫各種資料。免費諮詢的律師臺前，也瞬間排起長隊。

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大廳內填材料的人們

劉權在這家網際網路公司工作了六年，公司從最初的十幾人，發展到鼎盛時期的幾百人，“又像洩了氣的皮球一樣憋到只剩一張皮”。等劉權回過神來，公司裡只剩下二十幾人。

創始人還用工資當籌碼：只要你簽了自願協議，欠的工資立刻到賬，起碼還有兩三萬。

劉權去仲裁院也是頭腦一熱，想先探探風。但大廳裡的律師給他澆了冷水——由於案件多，待審理的案件多、在執行的案件也多，從立案到開庭可能需要等4個月左右。最後還極有可能一分錢都拿不到。

他沒想到勞動仲裁會這麼麻煩，腦子很亂——自己耗得起嗎？到時候萬一公司申請破產，就算告贏了還拿得到錢嗎？而且現在辭職的話，社保就中斷了。他掰著手指數了，社保已經交了4年零11個月，再有1個月就夠五年。

他一直盼著，滿5年就可以在北京參與買房和搖號，雖然還買不起，但有了資格，就有一種被這個城市初步接納的感覺。他得先找個機構給自己代繳社保，再作打算。

劉權拿著一堆表格走出大門，一臉迷茫。穿防曬衫的女人又攔住他，“小夥子，要法律諮詢不？我們們家律師都是正規律師，有律師資格證，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問他，都免費的。”劉權不再拒絕。

民房裡，女律師坐在醬紅桌子背後的黑椅子上，推了推方框眼鏡：“我跟你說，現在這公司就是騙你們呢，有沒有錢我們一查就能查到，這你根本不用擔心！”

“一定能要回來嗎？公司領導說要申請破產清算，登出掉公司，到時候我們什麼都拿不到。”

“一定能啊，這你根本不用擔心！他就是騙你們，公司哪兒那麼容易說登出就登出的，他也得需要時間。而且你看你們這個註冊資本，5000萬啊！”女律師亢奮地抖著劉權帶來的公司註冊執照影印件。

代理費是3000塊，成功拿到錢後，律師再抽10%。劉權似乎又看到了希望，但沒想好，只是加了微信，回去跟女朋友商量。女律師的頭像是她的職業照，微信簽名是：人類聲音所不及的地方，還有良知微弱的聲音。

乘坐408路返程的路上，難以名狀的失望像罩子一樣罩住了他。這不是他熟悉的感覺，他熟悉的那條從通州通往城區的八通線，每天上下班時擠得一動不能動，但總覺得滿懷希望。

下班晚高峰，北京地鐵八通線四惠站

他還記得21歲那年剛來北京時，公司還在居民樓裡，創始人強哥坐在面前，用不大但充滿激情的聲音，描繪著大好局勢和美好未來。他眼裡的光也點燃了劉權的熱血。前幾年，他都拿著不到5000元的工資，第一年公司連社保都沒給交。

北漂六年，劉權搬過六次家，但工作一直沒換。轉眼到了2019年，這家公司是他簡歷上唯一的工作經歷。網際網路公司一般跳槽才大幅漲薪，在同一家公司反而漲得慢。最近兩年，劉權的工資才達到1萬7左右，他挺知足。

危機發生在2019年4月，本來應該發工資的日期，一直到了下班時間都沒動靜。沒有郵件通知，也沒有口頭告知，辦公室裡稀稀落落有幾個人在討論，不安的情緒訊速傳染。

劉權加班到晚上九點，甚至忘記了沒發工資的事兒。公司忙著開發支付小程式，說是無人便利店補貼很高。程式設計師只是執行任務，對風向不敏感。劉權也不相信創始人“真會那麼絕”。偶爾的工資拖延情況多少都會有，這兩年尤為明顯，不過後來補發了。

劉權發了條微信：“強哥，什麼時候發工資啊？”對方回覆3個字：“來一下。”強哥低聲告訴劉權：“公司在財務審計，所以發不了工資，下個星期差不多。”

劉權深信不疑，還轉頭告訴同事張博：“放心吧，公司沒事兒，說是在財務審計。”

張博不相信強哥的話，但相信劉權。他們是好友，曾一起通宵加班吃睡在辦公室，相信這是一家有夢想有擔當的公司，也曾一同懷抱著拿著期權實現財務自由的夢想。

重慶人劉權，話少，想的也少，生活極其簡單，除了愛吃，就是寫寫程式碼。東北小夥張博，人高馬大，平常笑嘻嘻的，兩人站一塊就像大雄和胖虎。

不過嘴巴更能說的張博，也應付不了欠薪的事。最後，兩個大小夥都得跟劉權的女友小文商量。小文認識的人多，主意也多，經常吐槽：“你們程式設計師，真的沒，社，交。”

程式設計師整天對著電腦和程式碼

說好的“下個星期”拖了又拖，5月23日，4月的工資依然沒有著落。辦公室已經不剩幾個人了，直到人事部門也集體離職，離職前還傳達了創始人的意思。強哥還說正在準備登出公司，仲裁的人即使贏了，到時候也沒什麼可執行財產。他用這套邏輯，勸走了一個又一個本要死磕到底的年輕人。

劉權有點蒙：剛開始說財務審計，後來說資金困難，現在怎麼又變成這種說法了？

他晚上鼓起勇氣給強哥發微信。對方微信語音打了過來，滿嘴苦衷，反覆強調公司的困難和自己的無能為力，勸劉權出去找工作。

劉權緊張地一遍遍摳大拇指上的死皮，沒有質問也沒有爭吵，只是“嗯，嗯，嗯”地回應。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強哥問。

“嗯，我明白。”

末了，強哥繼續在微信上給他安排工作。

每次聽到劉權彙報談判結果，小文都氣得要命，恨不得替他去辯論。一年前，她就勸男友早做打算。不知是出於僥倖還是慣性，他看了看招聘網站又繼續寫程式碼了。幸好他聽女友勸，申請退回了購買期權的一萬元。

張博就沒那麼幸運，買期權的錢也砸了。眼看著公司里人越來越少，他和劉權有點慌了，坐在一起，時而義憤填膺，時而唉聲嘆氣，商量著先當面和強哥再好好聊聊。

張博褲子上破了個洞，連日奔波也顧不上

劉權先去的，之前做了一天一夜的心理建設。明明自己佔理，他心裡卻很彆扭。平常去飯店吃飯即使菜品有問題，他也只會把菜放在一邊不吃，絕對不會找人理論。同事說他“佛”，他覺得自己是“慫”。

還沒等他開口，強哥就開始重複說市場環境和公司的不易，中心思想依然是：你們走吧，工資什麼的我會給，具體什麼時候給，我也沒有準兒。

劉權默默聽著，坐在凳子上一動不動。他想用這樣的方式對峙。他跟不上強哥的嘴，只能偶爾重複下領導的字眼。領導說一句不容易，他就說我也不容易。領導說公司困難，他就跟著說自己也困難。其他的也不會表達，就連這兩句還是小文教給他的。

半小時的對峙，無果而終。

張博更聰明更主動，語言表達能力更強，目的也更明確，要麼發了工資繼續幹，要麼正常走流程給賠償金。他一進辦公室，對方就開門見山：“兜裡的手機都拿出來了吧，別錄了。”

不到10分鐘，張博氣沖沖地出來了，氣得手腳冰涼，嗓子也有點啞。

兩人越想越生氣，不僅在於權益受損，更氣憤的是自己被這樣對待。“你不仁我也不義，那就仲裁。”

然而第一次到仲裁院後，兩人意識到，這條路也不好走。

就沒有別的辦法嗎？倒真有先例。4月某天，兩男一女來到公司。他們是專門從上海趕來的小家政公司，目的是要回公司欠他們的2萬塊錢。公司之前做過O2O業務，和家政公司有合作。

公司冰箱裡放著一塑膠袋饅頭和榨菜，那是他們自帶的乾糧。第一天，強哥去哪兒他們就跟著去哪兒，一步不離。第二天，強哥說好來公司解決問題，一直到傍晚都沒有出現。

“他特麼耍我！”帶頭的男人情緒激動，鬧了起來。女人則小聲而堅定地說：“我們也沒想訛誰，我們就是想要自己的錢，一分也不多要。”

一分也不多要。這句話，在這個100平方米左右的辦公室，被多人跟強哥說了很多次，“我只想要我的工資，一分也不多要。”“你該給我的賠償都給我，別的我一分也不多要。”“你把我買股票的錢退給我，我一分也不多要。”但如今在這個註冊資金5000多萬、融資總額過億的上市公司裡，一分不多要也變成了難題。

討薪的人越來越激動，對著辦公室其他人大喊:“你們把自己的東西都帶走啊，一會兒我們就把公司值錢的東西賣了，賣了還我們的錢！”

半小時後，錢很快打到了他們賬上。

“堂堂一個網際網路公司，最後也搞到按鬧分配，既快又省心，遠比走法律途徑便捷。”小文感慨。但讓剩餘的年輕人做類似對抗，他們做不來，一來放不下身段，二來也在衡量風險。

第二次到勞動仲裁院，劉權和張博吸取教訓，一早出門，408路公交車來得也快，八點就到了。

排隊到了律師面前，張博問:“這個公司都新三板上市了，會輕易破產嗎？”

“什麼公司都有可能破產，國企也不例外，何況什麼新三板公司。”律師喝了口水回答。

“我們現在就想知道，如果仲裁的話，最壞的結果是什麼？萬一最後公司登出了什麼也沒了呢?”

律師的嗓子都啞了：“你既然都到這了，就說明你不甘心，要是甘心你不會來這，別管那麼多，先立案吧。”

兩人一時想不出什麼新問題，就怔怔讓了路，後邊排著的人個頂個焦急。

大廳裡，穿藍色制服的男人四處巡邏，有時維持秩序，有時站在門口大聲吼隔著鐵柵欄塞卡片的人。

雖然被警告他們是騙子，劉權和張博還是被一個女人拽走了。他們這會兒也有些六神無主，“先去聽一聽也沒壞處”。

女人拉一個人提10%，能掙300元。她還幹副業，手裡攥著一把黑色簽字筆，5元一根，礦泉水5元一瓶。

兩個人沒捨得買水，“太貴了”。

還是那個小區。這回是一個很有派頭的男“主任”坐在桌子前。齊劉海小姑娘剛諮詢完，低頭寫完材料，神情複雜地走出門。

“這個姑娘啊，是她朋友介紹來的。她朋友之前就是委託我們主任，後來官司打贏了，就把主任介紹給了她。”女助手喋喋不休，掏出手機給劉權和張博看微信轉賬記錄。

“主任律師”的語氣跟之前那位女律師一樣自信。他反覆強調：公司想破產沒那麼容易，你這個案子勝券在握。當然前提是，都交給他代理。

接過“律師助理”小卡片的年輕人

兩人聽了半天，決定回去再考慮一下。

這一天，他們依然沒有遞交材料立案。他們心裡還有點犯嘀咕，要是被強哥知道真的立案了，不知道會有什麼後果？走仲裁程式的同事已有好幾位，強哥好像也沒在怕的。他在圈裡人脈廣大，要是徹底和他決裂了，會不會影響將來就業？

他們在百度上搜尋“勞動仲裁”，相關提示都是：“勞動仲裁會影響找工作嗎”，“勞動仲裁對自己今後有什麼影響？”

還有人分享了一個血淋淋的事：一個上市公司員工被新領導清洗，對方告訴他主動辭職，“要仲裁也可以，但網際網路圈子就這麼小，你以後如果還想在圈子裡混，就不要搞什麼么蛾子。”這人本來錄了音想找做自媒體的朋友曝光，但思來想去還是放棄了，最後乖乖離職找了新工作。

沒有人敢賭上職業發展。

劉權找了兩個月的工作，都沒什麼訊息。他下載了各類招聘app，之前他都不知道有十幾個app做招聘。

5月初到現在，除了找工作，他的時間都花在討薪上了。程式設計師雖然收入不算低，但這些年來，他除了還讀書、培訓的貸款、給家裡寄錢，支付房租，幾乎月光。房租，馬上也要交不起了，十幾萬的補償金，對他來說真是一筆不小的數目，“丟了實在是不甘心啊”。

這個情緒不外露的人，有天晚上睡覺前忍不住跟小文說：我胸口真的好悶，好悶。

“你也別太著急了，我可以養你。”女友安慰他。

劉權每天變著法燉豬蹄湯、排骨湯，給小文吃，但地鐵口他最喜歡的那家炸雞，最近捨不得買了。他跟小文說，“等我找到工作再買。”

對“黑律師”不放心，小文幫忙聯絡了一些律師。但費用不菲，光代理費就要3萬。有位律師掏心窩子告訴劉權，金額很少，根據經驗很難要回來，“官司很容易贏，但是執行困難”。

媽媽則給劉權打電話，勸兒子“凡事別弄得太絕”，能把工資要到手就行，別的就別弄了。離職的同事也說，再耗4個月，人都得垮了，就自認倒黴快找工作吧。打退堂鼓的是多數，當初吵著維權聲音最大的都早已離開了公司。

程式設計師高晨和他倆一樣氣憤，本想著一起“剛到底”。但拖了1個月工資時，他就開始緊鑼密鼓地準備找新工作。他和他們不一樣，有兩個孩子要養。

公司做過O2O，透過APP連結使用者與阿姨。好的時候，保潔阿姨上千，包裝得很高大上，阿姨間呼朋引伴，流傳著月入上萬的北漂夢。如今，張博加了微信的阿姨們，朋友圈有的學做美甲美睫，有的去做了整形代理，也有的回了老家。

在數次往返的408路公交車上，劉權猛地覺得，在這個大城市謀生，大家本質上相同，無非的謀生工具有的是刷子，有的是抹布，有的是文字，有的人是PPT，而自己是程式碼。“根本沒什麼體面不體面的，只有遭遇困境的時候才發現，自己平時的體面實際不堪一擊。”

北京市408路公交車將臺路口西站

“你媽要是沒錢了，你還管她要錢嗎？”創始人的老婆扯高了嗓子喊，她來公司幫丈夫處理最近這攤事。

這是張博最後一次來找強哥談判。這句話徹底激怒了他。

他怒氣衝衝地反問：“這有可比性嗎？我上班拿工資是我應該拿的，我沒多要一分錢。”

五年前，張博眼裡的創始人老婆還不是這副模樣。那會兒，她和和氣氣，眼睛和臉上堆滿了笑，問他的工作情況，問他工作環境怎麼樣，問他有沒有什麼困難。

再見面，她劍拔弩張，嘴裡重複著不同的責問：“公司都這樣了，你就不能理解下嗎？”“公司都沒錢了，給你個方案你就走吧！”

本來張博是來公司辦交接手續的，順便把他以前買的1萬塊錢期權退了。強哥答應的好好的，但知道他們已經在走仲裁程式後，立馬變臉。

他還是反覆跟張博講，仲裁沒有意義。他舉例為什麼聰明的人事部門什麼都沒要就走了，舉例自己的媳婦曾是高管但因為公司發展不好也得離開，他舉了很多例子，用來印證維權的無用。

對峙一直持續到了晚上19：40，張博氣得嘴唇發抖，隨手抄起投影儀的支架，一個長約1米的鋼管。他最終變成了那天鬧事的人的模樣，但只是做了做樣子。

強哥最終的答覆是，“退不了”，公司的一切事宜他都已經交給了律師，以後由律師全權處理。

他老婆的態度則是：願意去告你們就去告。

一個人走在四惠東的過街天橋上，張博四顧茫然，竟然不知道找誰說話。他撥通了劉權的電話，劉權只會一遍遍重複：“你別生氣，這事兒肯定都有解決辦法。”小文聽到張博的嗓子啞了，心裡一下子特別難受，就跟那天知道劉權流鼻血一樣。

北京四惠東過街天橋

接電話之前，強哥還在給劉權發微信，問工作上的事兒。劉權翻了下兩個人的聊天記錄：進展，測試，開發，需求，後臺，配置，提交。他關閉了對話方塊，第一次沒回強哥的訊息。

6月3日，端午前夕。北京下了兩場雨，劉權和張博再次登上408路公交，把檢查了一遍遍、謄寫了一遍遍的表格交到仲裁院立案，同時，又像大學剛畢業那會海投簡歷。

前同事給他倆傳授找工作秘籍：“編輯一段話，給曾經在這個公司工作過的同事挨個發微信，問有沒有工作機會。”劉權編輯了好幾段，怎麼都不好意思發出去。回想自己在這家公司，好像也做了不少事，風光的時候，集體團建，年終獎，下午茶，眼看著公司一步步膨脹，又一步步像砂之塔一樣瓦解。

2016年秋天，新三板上市後，公司從CBD搬到四惠，這次上市有效地躲避了後來的資本寒冬。但此後3年裡，公司收益連年虧損，業務始終難有進展。

公司也曾掙扎過，方式是繼續跟隨資本的方向。共享經濟火的那幾年，公司也跟風做共享，做了共享手推車、共享娃娃機、共享雨傘、共享搖搖車等，但沒有一個做了起來。直到發不出工資的這兩個月，公司還在做支付類小程式開發，為了拿補貼。但大勢已去。

2017年9月，共享經濟繁榮的北京街頭

端午節後，高晨已經入職新公司，跟劉權抱怨：新公司是996，節奏太快了。劉權安慰他，“適應一下就好了”，自己心裡卻不是滋味。相比之下，他更願意996，只希望未來能找個靠譜的工作，工資和社保都能按時交，就足矣。

他和張博都沒想到，最終走到打官司這一步的，竟然是最老實甚至有點慫的自己。他們不知道還需要多少次登上408路公交，而勞動仲裁的結果，更是未知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