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人看來，他絕對是一個狂熱的偏執狂。
他拒絕使用手機，因為手機的硬體和軟體不自由。
他只使用龍芯電腦，因為這是世界上唯一的，從BIOS、硬體驅動到作業系統，100%都是自由軟體的電腦。
當他的粉絲請他在一本書上簽名時，他說：我不籤，因為這不是自由圖書。
他的衣著服飾，頭髮鬍子，都在彰顯自己的與眾不同。
他說：軟體的自由，關係到人類的自由。
他就是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一生追求自由軟體的人。
一、人工智慧實驗室
MIT 545號樓9層是AI實驗室，這裡的人頭髮不洗，鬍子不刮，對外界事情不管不問，沉迷於計算機世界。
這群人可以一連36個小時坐在終端前，探索計算機的極限，等到實在太累了，就找個舒服的地方倒頭便睡。
他們編寫了實驗室的幾乎所有軟體，並且以鼓搗各種新玩意兒為樂。
他們自稱駭客， 只要發現某個系統或者軟體不爽，他們就“黑”一下。
70年代並沒有專有軟體的概念，軟體原始碼可以被任意複製、修改，這給他們提供了施展才華的溫床。
正在讀物理博士的理查德·斯托曼也成為了其中的一員，並沉迷於其中。
他發明了新的“開鎖術”，解救被教授們囚禁的電腦終端。
他看到施樂印表機經常卡紙，就找到原始碼，修改了控制程式，在印表機卡紙的時候給使用者傳送一條通知訊息。
作為一個很少社交的宅男，和很多和自己類似的人混在一起，理查德·斯托曼心滿意足， 他甚至把這裡當做自己的家：
“我總會因為各種原因，有那麼幾個月的時間沒地方住。這期間，我就住在人工智慧實驗室裡。我一直覺得那裡很舒服，冬暖夏涼。”
二、最後的駭客
進入80年代，國防部門用於計算機科研的經費減少，大學和實驗室開始轉向私人投資，成立商業公司。
MIT AI實驗室的駭客們公司一個一個被僱走， 開發私有的商業軟體。
駭客社群變得支離破碎。
外邊的世界也發生了鉅變，大家意識到：可以透過開發、銷售軟體來賺錢啊！
這其中野心最大的肯定是Bill Gates，他夢想著以後每一個桌面上都有一臺電腦，每個電腦中都執行著從他這裡購買的軟體。
最初，Bill Gates 給牽牛星計算機開發了一個Basic語言直譯器，然後四處巡迴演示，銷售賺錢，但是他發現，很多計算機愛好者根本就不買他的軟體，全靠互相複製。
Bill Gates 怒不可遏，他立刻寫了一封公開信，譴責這種小偷行為：
"你們當中的許多人都盜竊別人的軟體。硬體是一定要付錢的，而軟體卻成了要共享的東西。有誰會在乎編寫軟體的人是不是得到了應有的報酬呢？"
這時候大多數商業公司開始停止分發原始碼，開始版許可權制。
當理查德·斯托曼再一次想修改新版印表機的軟體，新增功能的時候，他被告知：不能獲得原始碼了。
他有些迷茫：是像Bill Gates那樣加入專有軟體的世界，不再互幫互助； 還是繼續自己的駭客道路？
前者可能讓自己發財，後者將會非常孤獨，因為需要一個人去對抗全世界。
人工智慧實驗室的很多同事們妥協了，他們簽署了保密協議，“皈依”了專有軟體。
理查德·斯托曼說：“結束職業生涯之時，當我回顧那些建造圍牆、隔離大眾的歲月之時，我會感到我的一生是在讓這個世界變得更糟糕！”
所以他選擇後者，選擇自由，成了最後一名駭客。
三、自由的軟體
自由是要付出巨大代價的。
理查德·斯托曼必須像上帝創世紀那樣， 從頭構建起整個計算機世界，才獲得純粹的自由。
他必須寫一個自由的作業系統，在作業系統之上，還得有命令列、圖形介面、辦公軟體、遊戲、郵件服務等。
這是一個讓人望而生畏的龐大工程，如同珠穆朗瑪峰，高聳入雲。
為了保持自由世世代代傳承下去，理查德·斯托曼認為： “所有的軟體，不但可以自由分發，自由修改，更關鍵的是，修改以後，還必須是自由的，不能封閉變成專有軟體。”
這就是GPL的核心思想。
正是因為GPL的演繹產品也必須是GPL的，批評者認為GPL是傳染性的“病毒”，商業軟體公司尤其擔心，怕被“傳染”，微軟的CEO鮑爾默，公然把採用GPL的Linux稱為毒瘤，直到納德拉上臺後才有改觀。
理查德·斯托曼發揮了駭客抖機靈、甩包袱的強悍能力，把它稱為Copyleft，和Copyright 針鋒相對。
他把要寫的作業系統命名為GNU，這又是典型的駭客風格：GNU is Not Unix。
四、GNU工程
在開始開發之前，他從MIT辭職， 因此MIT永遠無法對他的作品提出版權主張， 但是大度的人工智慧實驗室依然讓他呆在那裡，使用那裡的計算機。
“我提出[支付租金]，但他們說不值得費力去收。”
為了在開發GNU的同時養活自己，他每年工作兩個月，做計算機顧問，時薪260美元。
1984年初， 萬里長征正式開始， 一開始他就碰上了一個大問題：沒有自由的編輯器。
那就自己寫一個吧，這就是大名鼎鼎的GNU Emacs。
有了編輯器，但是沒有編譯器，荷蘭阿姆斯特丹的VUCK編譯器也不想變為自由身， 那就從頭兒再寫一個吧，這就是GCC。
80年代後期，斯托曼每週都工作 70～80 小時，編寫 GNU 工程中最基礎的那些自由軟體。
辛苦的工作，讓他雙手劇痛，無法容忍，他不得不僱傭一名打字員來完成編碼，後來斯托曼開始換用一種按鍵更為輕鬆的鍵盤，這才免去了請打字員錄入的麻煩。
GNU軟體受到了大家的廣泛喜愛，以至於理查德·斯托曼不得不提供了一項郵寄服務：任何人只要付150美元，他就可以把GNU Emacs磁帶郵寄給他。
越來越多的人受到自由軟體精神的感召，加入到理查德·斯托曼軟體行列，在GNU工程中開發包括GNU C library, bash等著名軟體。
到了90年代初期，GNU的專案列表基本完成，只差一個重要的東西：作業系統核心。
GNU專案計劃的核心叫做Hurd，但是這是個難產的核心，直到2001年才能穩定工作，距離被人們正常使用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值得慶幸的是，不用再等Hurd了，因為Linux橫空出世。
Linus Torvalds 在赫爾辛基理工大學聽過斯托曼關於GNU的講座，受到他的影響，在 1992 年使 Linux 成了自由軟體，GNU系統終於完整了！
GNU專案發展到了巔峰，但是，這也是分歧的開始。
五、"收編"Linux
為什麼斯托曼不先做作業系統核心， 而是跑去折騰那些作業系統上的工具呢？
這是因為斯托曼認為：一切都是自由的，想開發OS核心，沒有自由的編輯器和編譯器怎麼行？
而大家很喜歡這些工具，迅速移植到了各種Unix版本和其他作業系統上，GNU開發者的精力都被放在維護元件的移植和新功能上，而無暇顧及缺失的作業系統核心。
Linux駭客則和GNU駭客之間不同，他們是實用主義者，從專有軟體時代成長起來，完全不迴避使用專有軟體。
比如Linus就公開承認是微軟PPT的粉絲，斯托曼覺得這簡直是大逆不道！
Linux從開發方式上和GNU工程也大為不同，雷蒙德的《大教堂與集市》做了非常精彩的總結 :
“GNU 程式就是“教堂”，它們都是有計劃地修建而成的宏偉的駭客精神的紀念碑，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Linux則更像是一個“嘈雜的大集市”，它是在 Internet 去中心化的鬆散組織結構中開發出來的。”
Linux的開發方式更加先進，這才是未來。
相比火熱發展的Linux，GNU Hurd 的舉步維艱被做了無情的批判，給斯托曼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傷口。
大家的注意力全被Linux所吸引，而忽略了GNU專案的貢獻。
斯托曼說：“請不要把整個作業系統叫做Linux， Linux只是核心，作業系統還有很多軟體，GCC, GDB, Emacs..... 他們都不是Linus開發的，而是GNU的志願者開發的， 請尊重我們的工作，稱呼作業系統為GNU/Linux。”
但是有多少人會這樣稱呼呢？
1998年，雷蒙德等人認為“Free”這個詞在很多場合造成誤解，他們提出了一個對商業市場更友好的詞：“開源” （Open Source） 。
新的開源協議出現，允許軟體修改以後封閉原始碼，供商業使用。
這給斯托曼的傷口再撒上了一把鹽。
開源軟體開始獲得商業公司的支援，就連曾經自由軟體運動的宿敵——微軟公司，也投身到開源軟體的開發中，甚至公開了自家公司產品的程式碼。
開源社群蓬勃發展，高質量的開源軟體層出不窮，數量之多遠超GNU工程。
如果是普通人，可能就順勢下坡，從自由軟體教主變成開源軟體教主，繼續接受全世界的膜拜。
斯托曼毫不妥協，他堅持認為“不自由是罪惡的，所有軟體都應當自由”， 他批判某些人把GNU的精髓拋在一邊，去迎合商業使用者，這些人把盈利凌駕於自由之上。
但是，他的聲音被聲勢浩大的開源浪潮淹沒了，他成了一個邊緣人物。
六、知行合一
其實，開源軟體運動的成功，就是斯托曼的成功。
沒有幾個人真正在乎“自由軟體”和“開源軟體”的真正區別，他大可以放下執念，摘取開源運動成功的果實。
但他沒有， 他拒絕和開源軟體有任何瓜葛，他依然高舉自由軟體的大旗，四處宣傳，奮力前行。
斯托曼今年已經68歲了，一直視金錢和名利為糞土，一生都去踐行自由軟體的理念。
他做的事情不被理解，甚至被人認為“傻”，但他也絕不動搖。
這就是知行合一的典範，這就是真正的傳奇。
來源：碼農翻身
作者：碼農翻身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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