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基於“中國鄉村振興綜合調查”（China Rural Revitalization Survey，CRRS）資料，共覆蓋廣東省、浙江省、山東省、安徽省、河南省、黑龍江省、貴州省、四川省、陝西省和寧夏回族自治區10個省（自治區）、50個縣（市、區）、156個鄉（鎮）、308個行政村，獲得農戶有效問卷3833份、村莊有效問卷308份，蒐集15554人的家庭成員資訊。報告全文圍繞“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五大內容，系統地分析了中國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進展情況。

農村人口老齡化超過全國平均水平

農村人口老齡化是關係到農村地區和整個國家發展的重要問題。報告研究顯示，目前鄉村家庭的人力資本水平仍然不高，年齡整體偏大，教育水平整體偏低，尤其是務農勞動力隊伍素質不高、結構不優，地區差異明顯。

資料顯示，調查樣本中的家庭常住人口平均為3.26人，中位數為3人。分地區來看，家庭常住平均人口數東部最高為3.38人，其次是中部3.42人，再次是西部為3.20人，東北最低為2.83人。全國和東部、中部、西部的家庭常住人口中位數均為3人，只有東北地區是2人。

農村人口老齡化現象尤為值得關注。從調查樣本情況來看，全體人口中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達到了20.04%，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達到了13.82%，完全達到了“老齡化社會”的標準，並非常接近“老齡社會”標準。常住人口中60歲及以上的比重達到了23.99%，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達到了16.57%，超過了“老齡社會”標準，距離“超老齡社會”的標準只差3.43個百分比。

值得一提的是，和全國老齡化資料相比（2019年我國60週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的18.1%，其中65週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12.6%），農村地區的老齡化程度遠超全國情況。

受教育程度是另一個重要的人力資本特徵，從調查資料來看，鄉村家庭的人力資本水平仍然不高。15-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中初中教育程度的佔主體；15歲及以上人口中文盲率高於全國水平近2個百分比；18-22歲高等教育適齡人口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低於全國水平近9個百分比。

進一步講，農業勞動力的素質和結構對農業農村現代化和鄉村振興也提出了挑戰。報告調查顯示，全部勞動年齡人口中近1/3的全職務農，他們當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僅佔10%左右（其中大專及以上佔1.21%），平均年齡超過50歲。

2019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達17371元

報告指出，2019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達到17371元。以2010年不變價格水平表示的2019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13892元，比2010年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實際提高了135%，提前一年實現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

然而，伴隨著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農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係數也在大幅提高，縮小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的任務依然任重而道遠，農村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現象值得高度重視。

其中，工資性收入與家庭經營性淨收入是當前農村居民的兩大主要收入來源。研究認為，農村居民的財產性收入依然處於較低的水平，在總收入中所佔比例不足5%，要實現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多渠道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的目標要求在農村地區任務還十分艱鉅。另一方面，近10年間，以各項政府農業補貼、社會保障收入為主要內容的轉移性收入數額及其在農村居民總收入中的佔比均有顯著提高，反映了多年來政府各項支農惠農政策對農民群眾增收產生了顯著的效果。

從收入差距來看，與2010年相比，2019年各收入組農村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無論是絕對收入差距還是相對收入差距——都在同步大幅擴大。收入差距主要體現在工資性收入差距和家庭經營性淨收入差距。其中，工資性收入在較低的各收入組農村居民中佔有最高的收入比例，並且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工資性收入佔比還在逐漸上升；家庭經營性淨收入所佔比例大體不變；轉移性收入在各收入組所佔的比例則有顯著的下降；但對高收入組來說，其家庭經營性淨收入佔比最高，其次才是工資性收入，其財產性收入與轉移性收入佔比在各收入組中都是最低。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巨集觀統計資料，2017～2019年間，雖然五等份分組農村居民的組間絕對收入差距還在擴大，但以收入倍數衡量的組間相對收入差距已出現縮小的趨勢。報告認為，這表明國家近年來推進大規模脫貧攻堅及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對提高貧困及低收入農村居民收入水平、遏制農村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已經產生了積極作用。

實際上，工資性收入與家庭經營性淨收入是農村居民的兩大主要收入來源，也是各收入組農村居民之間收入差距的主要構成部分。因此，為持續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改善其收入分配狀況，需要繼續加強農村勞動力就業創業工作，改善其就業創業環境，持續推進勞動力轉移就業程式，並從政策、資金、技術、資訊等方面支援農戶開展多種形式的家庭經營。

對此報告建議，鑑於轉移性收入具有增加農民收入、改善農民收入分配的雙重功效，加強政府對“三農”領域特別是中西部低收入農村居民的轉移支付力度應當成為一項優先性的政策選擇。鑑於當前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處於較低的水平，通過提高財產性收入實現農民增收依然存在較大的潛力。未來，可以通過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實現農村資源、資產的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既可以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供改革動力，也為增加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提供渠道。

九成以上農戶家庭擁有至少1部智慧手機

當前，鄉村數字化的發展情況如何？

整體而言，全國近二成村莊實現“戶戶通”寬頻，九成以上農戶家庭擁有至少1部智慧手機，村戶層面的網路接入條件已經充分具備。但農村居民在手機使用方面存在明顯群體差異，網路資訊還未能充分共享，資訊化手段對農民生產生活的賦能作用有待提升，造成鄉村數字化中的多維不平等問題。

首先從資訊接入工具看，手機使用呈現群體分化。其中，東部地區家庭網路條件相對較好，農民手機每日平均使用時長也明顯高於全國。此外，手機使用與農民年齡、文化素質等密切相關，82.20%的農戶能夠使用智慧手機，50歲以上農民佔不使用智慧手機群體的97.05%，初中以下受教育程度者佔僅用手機接打電話群體的90.19%。無智慧手機的受訪農戶，其家庭成員以50歲以上老人為主，留守群體特別是老齡群體對手機功能的適應能力不足，較少接觸到數字紅利。

與此同時，鄉村的資訊共享水平也待提高。農民更關注與生產生活聯絡密切的資訊，將近7成農戶認為資訊獲取很及時。但仍有1/4農民認為較難通過手機或者網路獲取日常需求資訊，其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佔6.30%，50歲及以下出生的佔14.78%，低教育程度和老齡群體相對較難通過網路獲取日常需求資訊。報告認為，需要針對不同地區農民的差異化需求，特別是結合農村留守人口的資訊使用特點，暢通農村資訊傳播渠道，加強農村地區人口使用資訊資源的能力。

最後從資訊參與方式看，鄉村資訊化手段的利用尚不充分。從村級交流和農村電商兩類參與形式看，一方面，網路已成為農戶獲得村級資訊、參與村內事務的重要渠道，但約有32%的手機使用者從未通過微信群參與村內重要公共事務交流，需重點結合農村老齡群體改善數字應用場景，提升網路應用的適老化水平。另一方面，伴隨鄉村資訊條件改善，農村電商成為農戶參與市場的重要途徑，但僅6.22%的受訪農戶有產品通過網路交易，市場價格波動風險、資金週轉能力弱，物流條件和配套不足等是較為突出的困難。

鄉村數字化中的多維不平等問題本質上是鄉村數字鴻溝在資訊感知、獲取、利用等層面的呈現，成為引起數字時代群體分化和差距的重要因素，在推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過程中應當引起足夠重視。對此報告建議，接下來需要加快農業農村數字化轉型過程，需要對資訊接入、獲取、利用等不同維度的不平等現象予以關注，強化數字紅利的包容普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