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的文明能否存續取決於我們是否能夠阻止氣候危機、避免生態崩潰,並迅速增強系統韌性。
  • 與過往的文明不同,我們有豐富的科學證據和新興技術來支撐這些目標。
  • 作為一個全球化社會,我們的成功需要企業、政策制定者與大學和世界各地的有識之士合作,共同採取行動。

聯合國估計,到 2050 年,地球的新增人口將達 16 億。人口增長是導致文明崩潰的主要驅動因素之一,因為資源是有限的。2024 年 8 月 1 日是 “地球生態超載日”,意味著到這一天,人類已經耗盡了地球本年度的自然資源預算。目前,我們每年要消耗 1.7 個地球的資源預算。

這些嚴峻的現實與賈雷德 · 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紐約時報》暢銷書《崩潰:社會如何選擇成敗興亡》中發出的警告不謀而合。

戴蒙德指出了八個導致意外生態滅絕的過程,這些過程曾導致過去人類文明的崩潰:森林砍伐和棲息地破壞;侵蝕、肥力下降和鹽鹼化等土壤健康狀況下降問題;淡水資源管理困難;過度狩獵;過度捕撈;物種入侵;人口增長;人均環境影響增加。

森林砍伐、自然棲息地、土壤健康和水質問題正在急劇惡化。雖然全球大多數地區曾做出到 2030 年停止砍伐森林的里程碑式承諾,但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估計,全球每年仍有 1000 萬公頃的森林被砍伐,就算算上再生林,每年淨損失也達 470 萬公頃

全球還約有三分之一的土壤處於中度或高度退化狀態,提供產品的能力下降,也因此威脅到糧食安全。根據對地球全球水系統的首次全面審查,到 2030 年,全球淡水需求量將超出供應量的 40%

雖然狩獵和捕魚在很大程度上已被農業系統取代,但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年均增長率自 2011 年以來持續下降,一直低於到 2050 年可持續滿足全球農業產出需求所需的目標增長率。與此同時,自 1970 年以來,生物多樣性物種種群數量平均下降率第一次達到了 69%

自 1970 年以來,物種入侵造成的損失每十年翻兩番,每年至少損失 4230 億美元。在 37000 種外來物種中,超過 3500 種被認為是有害的:它們毀壞農作物、消滅本地物種、汙染水道、傳播疾病,甚至是造成毀滅性自然災害的元兇。而隨著氣候變化,一些目前無害的 “沉睡物種 可能會變成入侵物種。

戴蒙德追蹤了史前以來全球文明崩潰的情況,判斷總結了文明崩潰的最大驅動因素,以及崩潰的早期跡象。他的框架為我們提供了關鍵的解決之道,如果有效地加以應用,也許能使我們的文明免於重蹈其他文明的覆轍。

氣候危機

戴蒙德還指出了當今人類文明面臨的另外四個獨特的威脅:人類活動造成的氣候變化;能源短缺;有毒化學物質在環境中的積累;地球光合作用能力上限。在這些領域,我們的表現同樣堪憂。

根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資料,目前經歷的氣候變暖 100% 是由於人類活動的排放。去年全球平均氣溫比工業化前水平高出 1.64 攝氏度,海洋熱量、海平面上升、南極海冰減少和冰川后退的記錄不斷被打破。2023 年《全球臨界點》報告的結果清楚地揭示了我們面臨的生存威脅。

如今,地球的五個系統正面臨不可逆轉的衰退風險。如果格陵蘭和南極洲西部的冰蓋(兩個受到迫切威脅的領域)坍塌,未來幾個世紀內,全球海平面將上升 10 米。目前,地球上有 570 個沿海城市,總人口超過 8 億。全球最大的 17 個城市中有 14 個位於沿海地區,如果坍塌發生,將對全球社會和經濟造成嚴重破壞。

但是,戴蒙德的分析並未涉及地球系統的臨界點,因為描述這些動態的開創性論文在他的書出版四年後,也就是 2008 年才發表。事實上,如果《崩潰》一書是在今天撰寫,可能會花很大篇幅專門討論決定我們安全和公正操作空間的臨界點。此外,雖然過去二十年能源短缺問題有所緩解,但 2020 年,化石燃料仍然提供了全球 84% 的能源

2023 年公佈的最新行星邊界評估證明了有毒化學物質的積累,指出土壤和水中的磷和氮等高風險汙染物。空氣汙染雖然尚未越過行星邊界,但已出現明顯的惡化跡象,全球三分之二的城市空氣汙染加劇。

行星邊界一覽。 Image: 根據《科學》雜誌發表的資料,地球的九條邊界中,人類已突破六條。

“光合作用上限” 是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生物製造有機物的能力有一個絕對最大值,因此可以生產的生物碳的數量也有一個絕對最大值。儘管對具體細節還存在爭議,但可以明確的是,人類正在使用越來越多可獲得的生物碳(目前約佔三分之一)。與此同時,城市發展、極端天氣事件和海洋鹽鹼化等眾多因素也導致地球能夠維持的生物碳總量不斷減少。

希望的曙光

與許多因未能預見崩潰驅動因素而失敗的古代社會不同,當今社會的情況並非如此。我們擁有大量的科學和生活實踐經驗。我們這一代面臨的挑戰在於,如何在問題出現後,解決這些錯綜複雜、相互關聯的複雜網路。

在這樣的背景下,憑藉這些知識,我們也能看到希望的曙光。例如,根據對成員排放資料的分析,2019 年至 2022 年間,執行長氣候領袖聯盟(Alliance of CEO Climate Leaders)實現了累計絕對排放量減少 10% 的目標。這一減排速度超過了全球主要經濟體的減排進度,也超過了科學碳目標倡議組織(SBTi)制定的與《巴黎協定》淨零排放路徑一致的目標。在此期間,聯盟成員的總收入增長了 18%,超過了同期全球 GDP 增長的 15%。

這樣的的倡議表明,在可持續發展的關鍵領域,包括氣候行動和經濟增長,進展是可以實現的。同時,它也強調了戴蒙德的警示,即在為時已晚之前,趁早採取集體行動。

集體行動的力量

在過去的 20 年中,我們經歷了全球疫情、衝突升級和持續的糧食不安全,這些問題越來越多地由地球系統衰退及其接近臨界點的後果導致。這些後果包括極端天氣、乾旱和洪水。

人類集體、協調和可信的應對措施是保障安全和公正的必要條件。這需要全球的決策者共同發揮領導力,以及學術機構的專家和原住民等土地管理者的支援,在受影響地區採取有針對性的適當行動。這要求我們超越對減排的單一關注,轉而關注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恢復,同時打造兼具系統性和包容性的韌性。

有依據的樂觀主義為我們提供了充分理解當前形勢嚴峻性的空間,同時也讓我們能夠發揮潛力,開闢關鍵的前進道路。用 James Stockdale 的話說:“你絕不能將終將獲勝的信念與直面當前最殘酷的事實的行動相混淆,也絕不能失去這種信念,無論這些事實多麼殘酷。”

本文作者:

Gill Einhorn,世界經濟論壇創新與轉型總負責人

本文原載於世界經濟論壇 Agenda 部落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