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谷獨家大王”馬爾科夫:矽谷還是創新聖地嗎?

佚名發表於2016-02-04

按:作者約翰·馬爾科夫,《紐約時報》高階科技記者,普利策獎得主(《機器人之舞》作者),被譽為“矽谷獨家大王”。本文整理自他的演講:矽谷還是創新聖地嗎?

“矽谷獨家大王”馬爾科夫:矽谷還是創新聖地嗎?

在我的職業生涯中,矽谷一直是一個有趣的地方,它給我帶來了很多的歡樂時光。我在矽谷長大,從1977年開始就一直報導它,那時的矽谷正以符合摩爾定律的方式加速發展。不過,這五年來,由於庫茲韋爾等人提出擁有自我意識的機器人即將誕生,有關摩爾定律的討論又進入了新的層次。

就在最近,比爾·蓋茨、埃隆·馬斯克和霍金都在討論說,具有自我意識的機器人對人類而言,是現實存在的威脅。但坦白來講,我並不這麼認為。如果你單獨去看他們或者其他人對於矽谷的討論,幾乎都是關於半導體行業的指數式增長。但是我突然發現,這種增長趨勢現在已經結束了。

現在,也許它並沒有永遠結束,不過這種增長趨勢已經明顯暫停了。一直以來推動我去報導的,在矽谷開發並改變了世界的那些技術,已經開始面臨這一現狀。雖然,現在的運算成本不只是簡單的降低,而是以加速的方式在下降。但你猜怎麼樣?最近兩年,電晶體的價格竟然已經停止了下降(譯者注:摩爾定律可理解為大約每隔18個月,積體電路的成本就會降低五成)。現在,對行業發展具有深遠意義的時刻已經到來。

庫茲韋爾爭辯說,“你將科技發展的上升曲線與材料應用聯絡在了一起,所以即使矽被開發到極限,剩下仍有技術可以發展的地方”。也許他是對的,但這並不會在當下發生,因此,這也引發了關於未來計算機的應用及其對人類社會影響的眾多討論。如果我們真的達到了技術的穩定期,很多我們預見到的事情以及矽谷的意識形態應該不會發生。所以現在的發展並非是以我們預期的方式而進行。我看到太多能佐證發展減速的例子,實際上它們到處都是。但是,對矽谷的信仰,使得人們並未重視這些。

曾經我在追蹤報導南加州舉辦的DARPA機器人挑戰專案(譯者注:一項由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資助,旨在開發半自主陸地機器人,用以完成危險、惡劣以及人體工程環境中複雜任務的專案)時,遇到過很有意思的事情。

在最終決賽前8個月,主辦方在佛羅里達的決賽地點舉辦了一場預熱活動。當時的活動來了25支團隊,規模聲勢浩大,這些團隊帶來了大型終結者式機器人,目的是讓這些機器人能夠在類似福島的環境中進行工作。雖然這些團隊花了18個月的時間研發這些機器人,但這些機器人當中,只有3個團隊的機器人,實際完成了所有的任務。最終獲勝的團隊用時45分鐘。這些團隊有1個小時的時間來完成8項任務,而這些任務對於正常人類而言只需要大概5分鐘就能完成,這其中包括駕駛車輛、穿過一扇門、扳動曲柄、開啟開關、走過碎石灘、以及爬樓梯等任務。

“矽谷獨家大王”馬爾科夫:矽谷還是創新聖地嗎?

(DARPA比賽的機器人)

對我而言,我根本不需要5分鐘就能快速完成這些任務。而對這些機器人,它們卻花了45分鐘的時間。大部分機器人在第二個任務‘開啟房門’那裡就失敗了。機器人領域的先鋒學者,Rod Brooks在看到這些機器人如此艱難的去開門後,開玩笑地說:“如果我們真的擔心“終結者”機器人,那麼很簡單,把門關上就好了。”所以,現階段的科技發展,並非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完善。

我一直在思考矽谷的地理位置問題,實際上矽谷的位置已經發生了遷移。大約1年前,Richard Florida做了一項非常吸引人的分析,他將所有現存的風險投資公司的地理位置整理了出來。從前,矽谷的中心在聖塔克拉拉市,但是按照現在的投資情況分析,它已經往北遷移了五十英里,換到了舊金山的波特雷羅山腳下。如果你住在舊金山的話,你能清楚的看到這些。曾一度作為矽谷象徵的製造業,大部分已經搬去了亞洲的各個工廠。現在的矽谷,是做市場營銷和設計的中心,它已經變成了跟之前非常不同的“矽谷”。

我一直在思考,矽谷是否已經發展到了穩定期或者說到了技術發展的盡頭。之前我花了3到4年時間去報導機器人技術的發展。甚至更早,我在2004年就已經開始報導第一輛無人駕駛汽車技術所面臨的巨大挑戰。

我一直在關注機器人技術的快速發展,計算技術及感測器成本的大幅降低,使得這三四年來關於社會分工中自動化技術扮演何種角色的討論越來越多,也引發了新一輪的自動化程式,尤其是像美國這樣的國家。技術的發展,不僅使“藍領”工作被永久地取代了,同時機器也在逐漸替代律師以及醫生的工作,這就意味著傳統的行業分工正在從“金字塔”頂開始被一點點替代。

“矽谷獨家大王”馬爾科夫:矽谷還是創新聖地嗎?

(馬爾科夫著)

在這輪新的辯論中,我的工作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在美國,關於自動化的辯論,會間歇性地不斷上演。上一輪的辯論開始於20世紀60年代,不過卻由於同時期發生的越戰而過早終止。那個時候,辯論雖然已經開始,但是不久而來的戰爭將所有這些討論全部一掃而空。現在的這輪辯論,恰似上次的一次“復仇”。2010到2011年間,我就開始報導白領工作的自動化發展。

人工智慧遠比你想的複雜,市面上有大量的書籍,類似《The Rise of the Robots》,《The Second Machine Age》,《The Lights in the Tunnel》等都聲稱,未來社會將不再有工作,機械自動化的快速發展將使得2045年以後,機器能夠完成人類可以完成的任何事情。

幾年前我跟心理學家,Danny Kahneman吃飯的時候,曾激動地討論這些觀點,尤其是對於中國而言,製造自動化的到來意味著什麼。Danny Kahneman說:“你沒有明白這些話的意思。”“是嗎?”當時的我非常疑惑。Danny卻告訴我說:“對於中國,機器人自動化來的正是時候。”

然而,就在我們討論人工智慧、製造業和白領工作自動化的時候,忽略了一個大問題,那就是全世界將面臨人口老齡化的大潮。撫養比率越來越高,人力資源越來越匱乏,因此機器人的出現恰逢其時。與從自動化角度看待人工智慧相比,這是個全新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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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餐廳)

目前,中國實行單獨政策,日本、歐洲均面臨老齡化問題,老年人口數量猛增。歐洲現已投入了10億美元用於老人看護機器人的研發。到2020年,全球老齡化將到達一個峰值,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65歲以上的老人數量大於5歲以下兒童數量。

在人工智慧這個領域工作了兩三年後,我發現,跟那些杞人憂天的想法相比,實際情況則更為微妙。Brynjolfsson、McAfee、Martin Ford和Jaron Lanier都曾寫過快速進入自動化時代的文章,但是這裡有兩點需要考量:1.事實上人工智慧研發並沒有那麼快。開展這些技術所花的時間比人們想象的長得多。2.人力市場結構會發生巨大的改變,這意味著我們需要的機器人數量,比想象中多得多,而且機器人也需要一個合理身份。更何況,技術發展本身也會使這項工作充滿曲折。

目前,我們正在加速開發影像識別技術。機器首先要學會如何辨識物品,然後才是如何理解情感,以及識別人類的聲音和理解人類語言。目前,這些技術都在研發過程中,毫無疑問,它們會飛速發展,而“深度學習”技術將很大程度上增大成功的可能性。“深度學習”技術是指人工神經系統不斷地開發迭代,這項工程從上世紀50年代就開始了。

人工智慧的另外一個問題,即認知能力還尚未出現。我們在人工智慧的研發方面,還沒有開發出機器人計劃和思考的能力。因此我們尚不知道當人工智慧作為服務員或製作快餐的時候,是不是可以像人類那樣有效率、有計劃的工作。在美國,製造業已經開始應用自動化裝置了,目前僅有9%的製造業工作需要人工來完成。

另一個相反的觀點是,未來將會沒有工作留給人類。最近的一篇關於這個問題的文章是1995年的《工作的終結》,文中預測了這個結果。現在,十幾年過去了,美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遠高於人口增長速度。因此,我現在尚不能論斷這個觀點是否一語成讖。

非常經典的支援這個觀點的例子就是圖片共享技術,13個IT工程師(譯者注:這裡指的是Instagram,當下最火的圖片分享軟體)用這個技術拿下了一個擁有140000僱員的大公司——柯達。然而,這並不是事實。首先,柯達並不是被圖片分享技術拿下的。柯達公司制定了很多錯誤戰略,相當於是將槍口對準自己,不停扣動扳機直到倒地而亡。以柯達的競爭對手富士為例,它們就在網路轉型方面做得非常好。更為深入的講,圖片分享這一新時代的照片分享技術,是依靠網際網路才存在的,並且帶來了250萬到500萬的工作機會,這其中大部分都是很好的工作。因此,說圖片共享技術殺死了柯達公司根本是無稽之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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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達與Instagram)

在機器人,計算機和人工智慧領域工作5年後,我現在考慮的是,能不能找到比這些更有趣的問題。我很早就開始關注網際網路, 20世紀70年的就開始有關寫計算機網路的文章,但是這個問題真正得到廣泛關注是在1993-1995年間。我花了20年不斷地介紹網際網路將會改變我們的工作生活,現在這個觀點終於在世界範圍流行起來。我很早就意識到機器人、自動化技術和人工智慧將會迎來又一次的復興。現在這些變成了炙手可熱的領域,而我又開始尋找其他馬上將要發生有趣變革的領域。

目前比較前沿和有趣的領域,就是材料學了。這是Neil Gershenfeld的世界,也是Nathan Myhrvold的世界。Myhrvold是首批投資超材料的人。超材料將是未來重要的科技材料,可能會改變未來的經濟體系。現在,我已經開始涉獵關於超材料的東西了,其中包括金屬有機骨架技術。而位元和原子中心的Gershenfeld已經開始構建這種數字材料,這種材料使得原本穩定的普通物品變得非常不穩定。這個技術非常迷人,也是未來5-10年,我將參與的事情。

現在《紐約時報》也在經歷數字化的變革,大多數人現在已經不再在電腦上閱讀《紐約時報》了,而是在手機移動端。這些變革也推動了《泰晤士報》進行深入的思考。

我是一個堅定的保守派,雖然我曾經是第一個在《泰晤士報》撰稿寫關於數字技術和數字文化的人。但我不是生出來就是數字派的。因此我關注這兩種文化,一種是前衛的《紐約時報》文化,另一種是保守的《泰晤士報》文化。我認為《泰晤士報》將會找到方法跨越技術的鴻溝。雖然《泰晤士報》尚未轉型,但其他的傳統媒體也沒有轉型。

《泰晤士報》已經非常努力並且已經到達轉型的臨界,這就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

“矽谷獨家大王”馬爾科夫:矽谷還是創新聖地嗎?

(《紐約時報》數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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