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的差別

 

中西方文化的差別：
　　(一)思維方式上方面，西方人注重思辨、理性、分析、實證，剖析整體再加以綜合;中國人注重直觀、整體、經驗。在西方哲人看來，只有思辨性的東西才是最真實、最完善、最美好的。從古希臘時代起，自然科學家和哲學家們都把抽象思維和邏輯思維方式作為認識和把握事物真理的最基本手段，並把“分析學”或“邏輯學”視為一切科學的工具。這種思維方式，推動了西方科學的發展。
　　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不是通過歸納推理，演繹推導，而是基於事實，憑藉已有的經驗和知識，對客觀事物的本質及其規律性加以識別、理解和進行整體判斷。與直觀的思維方式相聯絡，中國人認識世界的方式是“體知”而不是“認知”。老子首創了“體道”說。“體道”，就是以心靈體驗的方式去把握宇宙的根本之道。儒家是把認識的物件作為人類自我意識外化的倫理情感的整體來體驗的，從中尋找對主體倫理、價值規範的印證。
　　(二)價值取向方面，西方人注重以自我為中心，重個人、重競爭;中國人注重群體、社會、和諧。西方人的價值觀認為，個人是人類社會的基點。每個人的生存方式及生存質量都取決於自己的能力，有個人才有社會整體。因此，不習慣關心他人，幫助他人，不過問他人的事，甚至把主動幫助別人或接受別人的幫助看作是令人難堪的事，以為接受別人的幫助是證明自己無能，而主動幫助別人會被認為是干涉別人私事。他們提倡每個人應表現出自己的個性，越是表現出自我個性，越能體現人生的價值。因此，人與人之間的競爭意識很強，靠競爭來取得自己的利益，實現自己的價值。
　　中國古代一般把“競”、“爭”當作不好的事情，而提倡“忍”、“讓”，缺少對公平競爭的尊重和嚮往。儒家學說強調的是“長幼尊卑”的等級秩序，道家學說強調的是“無為、不爭、若水、爭雌”，儒道互補，再加上皇權的愚昧與殘酷，中國人的思想意識裡比較缺少“競爭”的觀念。中國人的價值觀，強調群體意識，社會意識，個人利益應當服從社會整體利益，只有整個社會得到發展，個人才能得到最大利益。中國文化推崇一種高尚的、無私奉獻的情操。主動關心別人，給人以關懷是一種美德。但是個人競爭意識、拼搏意識不強，存在依賴性。
　　(三)倫理道德方面，西方人注重個人放任，創新發展，張揚榮譽;中國人注重謙虛謹慎，不偏不倚。西方人崇尚個人奮鬥，尤其為個人取得成就而自豪，從不掩飾自己的自信心、榮譽感和獲得成就後的狂喜;西方文化鼓勵個人開拓創新，做一番前人未做過的，傑出超凡的事業;西方人的家庭觀念比較淡漠。子女一旦結婚，經濟上必須獨立，父母不再有義務資助子女。這種做法給青年人提供了最大限度的自由，培養其獨立生活的能力，但親屬關係比較疏遠。
　　中國文化在個人取得成就時，不主張炫耀個人榮譽，而是提倡謙虛謹慎，反對“王婆賣瓜”。這種謙虛在西方人看來，不僅否定了自己，還否定了讚揚者的鑑賞力，在資本主義市場競爭中是行不通的。在人際關係上，中國傳統的文化則要求人們不偏不倚，走中庸之道，維護現狀，保持和諧。對待家庭，喜歡大家團聚，老人幫助照看兒孫，以備養老送終。雖然密切了親情關係，但這種生活方式，不利於青年人獨立能力的養成。
　　(四)行為規範方面，西方人“重利”、“重法”,中國人“重義”、“重情”。西方社會由於強調以個人權利為基準，以追求私利為目標，因此不重視人與人之間的情義。只有依靠法律才能解決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法律既可以保護個人的權利，也可以制裁侵犯人權的行為，因此，西方國家法治的發展是與人的權利價值觀有密切關係的。
　　中國人由於受傳統的義利思想的影響，重義輕利，重情輕法。孔子在《論語》中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把義當成最高準則。儒家強調，不能驅義逐利。由於自古以來主要靠道義約束人們的行為規範和維繫社會，而不是靠法律約束，因此，人們的法律意識比較淡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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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界平博士：用東方智慧做人，用西方思維做事

做人和做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我們往往會把二者混為一談，經常把做人的原則放在做事上，把做事的思維放在做人上。所以經常出現會做人的人不會做事，會做事的人又不會做人。不知大家有沒有想過這樣的問題：什麼是做人？怎樣做好一個人？一個好人應該具備什麼樣的品質？什麼是做事？怎樣做好事？會做事的人又應該具備什麼樣的品質？做人和做事有什麼不同？做人和做事所要求具備的品質是相同的嗎？

就我個人認為，做人要“求同”，而做事則要“求異”，要區別對待，不可將二者混為一談。為什麼做人要“求同”，而做事要“求異”。這是由“做人”和“做事”的不同性質，不同要求決定的。
做人，我們追求的是感性，寬容、理解，是一個認同的過程。因為要做到善解人意、理解他人就要和別人共情、共鳴，要感同身受（即求同）。我們往往發現人際關係好的人就是這樣，當朋友和同事向他訴苦、或傾訴時，他很樂於傾聽，並釋放出，我理解你，我懂你，我有些時候也有過和你一樣的想法或做法等共情、共鳴式訊號。而人際關係比較差的人，往往當同事或朋友向他訴苦時，他們缺乏聆聽與理解的耐心，往往別人還沒說完，他就會說或表現出：這有什麼不好理解的？這有什麼好抱怨的？我真不知道你怎麼會這麼想？等“求異”訊號。當別人有事請教時，往往心裡會想或者會說：這你都不知道？這你都不理解？即使嘴上沒說，但只要心裡是那麼想的，那他的眼神，他的表情也一定會出賣了他，因為相由心生。這類人很少會與人分享自己當初年少時的幼稚、無知，自己刻苦求索的過程與方法；他們不願意把自己由矇昧到技能嫻熟的學習過程和心裡路程分享給對方，而是喜歡誇大自己的資質，用掩蓋過去自己無知的方式來突顯自己現在的“優秀”。所以，情商低的人，在人際關係中往往追求的是“異”，以顯示自己的與眾不同，缺乏聆聽的意願和真誠。這類人要麼是盲目的自信或者說自負，要麼就是內心深處缺乏真正的自信，以外在追求“異”的方式來掩蓋內心深處的自卑。緊張的家庭關係或婚姻關係也往往如此，往往為了爭個毫無意義的對與錯，弄的面紅耳赤，不把焦點放在“求同”上，互相理解、互相認同、包容上，而是放在“求異”上，即誰對誰錯上。尤其是那些事業有成的、能力出眾的或性格強勢的人更容易出現家庭不和諧的情況，因為他們永遠認為自己手裡攥的就是真理，把自己做事情獲得的成功模式用在處理人際關係上，愛講道理、灌輸、教條、上綱上線，而且還往往打著為別人好的旗號。
相反，做事，我們追求的是理性、思維和邏輯，是一個否定的過程。因為我們做事的目的是追求發展與提升，而發展本身就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即瞭解相對落後的“同”的基礎上發展出更為先進的“異”的過程。而要發展，要提升就得鼓勵創新，鼓勵多元的視角，鼓勵不同的認識事物客觀規律的方法。在瞭解所有同類事物的基礎上，發現他們的優勢和劣勢，然後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發展出更為人性化、更為自然化的產品。

那麼為什麼要用東方的智慧做人，西方的智慧做事呢？這是由東西方的不同的歷史背景和人文淵源決定的。東方人喜歡研究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西方人喜歡研究人與自然的關係。簡潔來說，東方的人喜歡研究如何“做人”，而西方的人則喜歡如何“做事”。因此，東方的智慧集中表現為求同，而西方的智慧則主要表現為求異。東方的人喜歡隨大流，“隨性”很大；西方的人則追求個性，追求標新立異。東方人重視親情，社會結構以家庭為單位；倡導寬容、理解等中庸文化（我個人認為中庸不是中間的、平庸的，中庸強調的是“合適”，“適當”，“適可而止”，中庸追求的是“平衡”，“協調”）。東方人往往顯得比較有城府、深藏不露。而西方人則重視追求個性、獨立，社會結構以個人為單位。倡導科學、理性思維與邏輯，往往顯得鋒芒畢露，缺乏城府。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東方人的哲學是模糊的、無形的。比如說“大道無形”，“道可道，非常道”之類的；而西方的人則追求具體、形象，及科學的認識事物的邏輯和方法。這兩種智慧都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碩果，只要相互借鑑，應用得當，都有著不可估量的價值。

但是東西方在如何使用以上兩種人類文明成果的時候都曾出現過錯誤，或者說今天仍然在犯同樣的錯誤。究其原因就是沒有搞清楚做人和做事的區別。比如，東方的人，往往把“求同”的思維模式也用在做事上，在從事工作過程中“隨性”很大，所以往往缺乏創造力，缺乏獨立的思考精神，科技欠發達。這在我們的教育模式中也有反映。我們追求的是同化教育，答案要求是相同的，要有同樣的理解，同樣的中心思想等等。老師往往會問學生：你明白了沒？而很少去問學生就這個問題你有沒有不同的看法？這樣的教育只能培訓出來模式化的工人，但很難培養出來主動思考者。這樣的同化教育，使得很多的學生即使讀到了博士都不知道自己到底適合幹什麼，因為他們沒有突出的特長、突出的興趣愛好，缺乏個性。因此，只好拼學歷，拼學校。

西方的人也往往犯類似的錯誤，往往把做事的思維方法錯誤的用在做人上。在日常生活中喜歡張揚個性、追求標新立異、追求獨立，突顯自我。缺乏深層次的包容與理解。在生活中也追求絕對，比如絕對的平等，絕對的獨立。所以往往很難出現穩定的、長久的、親密的人際關係。為了追求男女之間的絕對平等，經常是為了雞毛蒜皮的小事斤斤計較，互不相讓，造成了久高難下的離婚率。因為追求絕對的獨立，家人之間也難以坦然接受彼此的照顧與陪伴，造成親情的疏遠，這也是為什麼國外的老人寧願得孤獨症，抑鬱症，失眠等心理疾病也不願意和子女同住。當然子女也不願意犧牲個人大量的自由去照顧老人。這就是他們把平等、獨立和自由太過絕對化了，缺乏東方的中庸智慧。他們已經忘了平等和獨立只是手段和方式，而不是目的。平等也好，獨立也罷，它們的目的本來是讓人獲得幸福。但他們卻忘了最為重要的目的。這讓我不禁想起卡里.紀伯倫的那句話：“不要因為走得太遠而忘記為什麼出發”。

綜上，我們發現，做人追求的是感性，是理解，是一個認同的過程，所以做人應該傳承我們的東方智慧，應該重感性、理解與包容，學會求同存異，切忌過分注重理性，處處講道理，成為一個被大家討厭的“常有理”。而做事追求的是理性和發展，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所以要勇於創新，勇於否定落後的事物（但不代表不尊重，因為它也曾先經過）。因為事物的發展總是無止境的，所以創新和追求“不同”的精神也是永無止境的。但做人的道理和精神則是永恆的，是不變的，所以為什麼直到如今，孔孟學說還被奉為經典，廣為傳頌，無法超越。這不是因為我們今天的人就一定沒有這樣的做人智慧，而是因為做人的智慧就那麼多，而他們已經都說了。

我們東方人缺乏西方人做事的智慧，那種追求科學的精神，是應該鼓勵學習和借鑑。但一定要批判式的學習和應用，切忌全盤西化，把做事的方法也用在做人上，喪失了我們自身的智慧和文化。現在有些人，為了鼓勵創新、促進科技的發展倡導大家向西方人一樣吃那些比較外露的食物，如：漢堡包、熱狗、蛋糕。而放棄吃我們傳統的，比較內斂的食物，如：餃子，包子，粽子，湯圓等。其實他們的想法可以理解，但值得商榷，因為他們混淆了做人和做事，把二者必然的聯絡在一起。其實我們很多優秀的科學家、兩院院士，他們身上同樣具備著優秀的傳統文化，他們自身具有的傳統文化不但沒有成為阻礙他們攀登科研高峰的障礙，反而成了深厚的哲學動力和基礎。

當然，我所說的東方的做人智慧和西方的做事方法都不是絕對的。西方也有特別會做人的，東方也有特別會做事的人，這些都沒有絕對。我所說的東方的做人智慧和西方的做事方法是站在社會群體學水平上講的，不是一般個體意義上的。同樣，我所說的做人和做事，也是巨集觀方向上的，不是微觀的字面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