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大灣區的體量已相當於一個大型的全球性經濟體。如果把大灣區比作一個經濟體，那麼從人口規模來看，它超過英國，達7500萬左右；從經濟產出來看，排名全球第12位，接近韓國，超過澳大利亞。這些指標均顯示出該地區的龐大規模。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從購買力平價來看，大灣區已幾乎可與全球第七大經濟體法國（約2.9萬億美元）相媲美。
與中國其他地區相比，大灣區的增速更快，人口更年輕。大灣區過去20年的平均增速比中國總體增速快了約兩個百分點，目前經濟體量佔中國經濟規模的12.5%。據預測，到2030年，大灣區的經濟產出將達3.6~4.0萬億美元，相當於當今德國的經濟規模（目前德國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此外，與中國平均水平相比，大灣區的人口更年輕、更富裕（是中國人均GDP平均水平的2.2倍）；每戶家庭的消費支出更多；而且人口仍在增長。到2030年，大灣區的人口規模有望突破1億人。總體來看，大灣區經濟機會眾多，生活條件良好，並有政府政策扶持，必將繼續吸引中國其他地區人口的湧入，而且對具有研究生學歷的外籍人才的吸引力也會越來越大。
大灣區正在打造世界級的基礎設施，並快速整合，規模空前。大灣區在全球前十大集裝箱港口中已佔有三席，並擁有5座國際機場；大灣區已部署了一個充分整合的高速城際交通系統，使香港和廣州之間的通勤時間縮短至一個小時以內；大灣區還通過橋樑建立關鍵連線（例如，港珠澳大橋於2018年通車）。在這個面積相當於克羅埃西亞的大灣區，廣深港與大多數低線級城市（例如佛山）之間已能實現當天往返。
眾多全球企業巨頭已落戶大灣區，其中幾家與醫療行業高度相關。2019年《財富》世界500強榜單中，總部位於中國的共有129家，而位於大灣區的有20家——深圳和香港各有7家，廣州有3家，佛山有2家，珠海有1家。包括平安和騰訊（總部均設在深圳）在內的眾多企業在醫療領域雄心勃勃，正幫助促成創業生態系統，尤其是在醫療科技和生物科技行業。
大灣區是全球核心的原型設計和高效工程製造平臺。該地區的原型設計製造成本和耗時均處於全球最低水平。大灣區是全球偉大的製造業引擎之一，製造業在廣州有著悠久的傳統，在深圳經歷了現代化。例如，全球85%的手機和50%的伺服器都是在這裡組裝的。
大灣區擁有眾多世界一流大學和知名醫院及學術中心。香港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等4所大學（均位於香港）在2019年QS世界大學排名中躋身全球前100名。大灣區擁有200多所大學，每年有大量大專及以上學歷的學生畢業——單單廣州每年就有超過57萬的大學生畢業。大灣區也擁有眾多評價頗高的醫學院，其中包括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這家知名醫院擁有3000多張床位。大灣區擁有逾42家可開展臨床試驗的學術中心，轉化醫學領域的幾位世界知名專家也常駐大灣區，如肺癌領域的權威專家吳一龍教授（廣東省人民醫院與廣東省醫學科學院副院長、廣東省肺癌研究所所長）。
在醫療創新方面，大灣區互補優勢明顯。香港憑藉香港交易所及專注於醫療行業的知名風投基金，可提供充足的資金來源，同時還能接觸到領先的學術中心。深圳得益於智慧城市概念的快速落實，成了高科技聖地，平安、騰訊及一萬多家初創企業在此佈局。廣州的製造業歷史悠久，現正向先進製造業過渡，創業景象欣欣向榮。此外，政府給予的大力支援，以及不同中心之間的協作、整合和良性競爭，使整個大灣區受益良多。例如，深圳市坪山區已建成國家生物產業基地，而廣州市正開發黃埔生物醫藥基地，包括GE和龍沙集團在內的幾家主力租戶已落戶於此。
醫學科技。很多知名本地醫學科技公司紛紛將總部設在大灣區，包括邁瑞（總部設在深圳）、開立（總部設在深圳）和先健科技（總部設在廣州）。而蔡司等幾家跨國公司也在大灣區設立了製造工廠。深圳在先進電子產品和原型設計領域的優勢與醫學科技行業天然契合，同時也能利用深圳證交所的上市渠道吸引投資。所以隨著時間推移，這一行業將產生和發展出更具創新活力的公司。
醫療科技。過去幾年，大灣區誕生了數家卓越的資料導向型公司，包括華大基因和碳雲智慧（總部均位於深圳）。華大基因是基因測序服務領域的全球龍頭企業之一，而碳雲智慧則致力於“將人工智慧和網際網路結合起來，改善人類生活”。除了這兩家“探索性”公司以外，初創公司的生態系統已然形成：例如清影醫療將人工智慧用於精準診斷，視見科技推動基於人工智慧的醫學影像，百諾則開發用於疾病管理的大資料平臺。此外，騰訊和平安也在參與建設這一生態系統：例如，騰訊投資了碳雲智慧，而平安管理著一隻規模為10億美元的投資基金——平安全球領航基金（Voyager），該基金主要投資處於成長階段的金融科技和醫療科技公司。
養老社群和醫療服務。大灣區氣候溫暖，交通便捷，擁有優質的醫療機構，甚至房價也較為便宜——以廣州為例，相對於中國其他大城市，廣州的房價仍然可以負擔。得益於此，該地區投資護理服務新模式的時機已經成熟，包括療養院、養老院和醫療旅遊。
2. 區域化可能再度興起。大約8年前，幾家跨國製藥公司嘗試了“區域模式”，意在更貼近客戶，促使決策加速，並提供更好的服務，但當時並未完全成功，甚至被推翻了。現在或許是時候重新審視這一想法了，各企業可充分考慮對自身的業務模式和佈局進行更深一層的本地化。阿斯利康最近宣佈，除了華北、華西和華東區總部外，還要在廣州建立華南區總部。
3. 一些跨國公司和新興的本地生物科技公司已在關注大灣區，預計會有更多動作。製藥方面，百濟神州選擇在廣州以商業規模生產PD-1，龍沙集團宣佈計劃在廣州建造其首家大規模製藥基地。賽默飛世爾位於廣州的精準醫療客戶體驗中心於2017年正式揭牌；GE醫療生命科學12月宣佈，計劃與廣州開發區合作於2020年開設一家生物製造工藝學院。在細胞治療藥物領域，香雪製藥等公司的一些製藥廠也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成立。只有在這些先驅者周圍，才有望形成一個製造和服務（例如合同研究組織（CRO））生態系統。
4. 為挖掘潛力，新的外部創新模式可能必不可少。默克公司的廣州創新中心旨在與本地的創業界、學術界和地方政府建立聯絡，這或許可為我們指引方向。當然也可探索其他模式來更貼近大灣區，從而把握政府優惠政策的浪潮，並利用該地區的集體智慧。
5. 新進入中國醫療市場的境外公司有可能首選大灣區作為切入口，而非較為成熟的上海和北京地區。境外公司會發現，大灣區人口生產力高，政策優惠，經營成本較低，而且生態系統迅速走向成熟。在吸引年輕人才方面，它們或許也更有優勢。
迄今為止，跨國公司大多抱持一種以滬杭或京津地區為中心的世界觀。誠然，這兩個地區仍舉足輕重，也都有各自的擴張計劃。但鑑於大灣區的迅速崛起及其長期發展潛力，目前或許是挑戰這一“兩極”模式的良好時機。至少，企業應該探索中國大灣區對自身業務的意義，以及應如何佈局才能更好地進入這個未來全球醫療創新的溫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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